【大紀元3月18日訊】在北京“兩會”召開期間,在“六四”15周年前夕,蔣彥永醫生上書兩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國務院,要求爲19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這件事立刻激起廣泛的強烈反響。
“六四”過去整整15年了。15年比十年浩劫還多5年,再過一年就是兩個抗戰。我們的後代子孫將怎樣看待過去的這15年呢?總有一天他們會質問我們:既然當初你們都參與過、激動過、哭泣過、憤怒過,你們怎麽還能選擇沈默、選擇遺忘,甚至選擇背叛?而且長達15年,很可能還不只15年?
恐懼。是的,是恐懼壓倒了良知。其實,承認自己是出於恐懼才不敢講真話,這本身就幾乎算得上一種勇敢。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不會承認自己恐懼,他們聲稱他們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在私下裏對你說,“六四”開槍當然是錯的、“六四”的案子當然該平反,但是現在還不能平反,現在平反會危害穩定。蔣醫生的上書不會促動他們的良知,相反,他們還會對蔣醫生的做法不以爲然。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爲什麽會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通常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罪惡發生?這些罪惡爲什麽還能長期持續?參與這種犯罪的人很多,單獨地看,其中不少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或者惡棍,既不昏庸、也不殘忍,但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和維護,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發生、才能持續。難道說爲了穩定大局就必須明知是罪惡還要維護、明知是真理還要打擊、明知是人命關天卻還要摧殘屠戮、毫不猶豫?
15年來,一直有人對我們說,“六四”終歸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適的時機。照他們看來,亡靈的死不瞑目、母親的淚眼哭幹、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監禁、被流放,妻離子散,這些苦難都無足輕重。他們可以而且也需要拖得更長更久,否則對大局不利。然而15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所謂合適的時機並沒有向我們走近,反而離我們更遠。“六四”的舊債未還,又欠下了“法輪功”的新債,還有民間阻擋人士和網路作家的逮捕入獄、拆遷戶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萬的農民和下崗工人受盡欺淩。
“六四”之後這15年,政府暴力犯罪惡性增長,這絕不僅僅是極少數專制暴君及其鷹犬的責任,那些以維護穩定爲名而容忍暴行的人難辭其咎,這種人未必屬於壞人、惡人,但是在那套邪惡理論的武裝下,他們的表現比普通的壞人、惡人還要殘忍。普通的壞人、惡人偶爾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唯有那些用邪惡理論武裝起來的人,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爲他們的良心已經被那套邪惡理論扭曲變形。
蔣彥永醫生公開上書兩會,重新提出了“六四”問題,在這種時候,我們對那些種種爲“六四”暴行辯護的觀點、理論進行批駁,我以爲是非常重要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