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中共當局在「六四」鎮壓之後，把個「穩定壓倒一切」當作口頭禪和救命稻草，更像是恐嚇中國人民的緊箍咒，既強橫又無知，是缺乏起碼政治才能的表現。
實際上，即使按照共產黨自己的所謂「自然辯證法」和「科學世界觀」，殊不知穩定從來就是相對和短暫的，而不穩定才是絕對和永恆，才是真理。拿中共當局的「穩定」——一種一邊血淋淋、一邊充滿銅臭的、腐朽沒落的「穩定」——來說項，來惡意引導民眾，其結果是社會道德、文化、人性的徹底淪喪和知識人的靈魂喪失。對於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種人類社會精神生態的破壞，實際上比較地球物質生態環境的毀滅更為慘烈、嚴重，恐怕要數世紀才可能基本修復。筆者提請朋友們不要忘記德國總理科爾在東西德統一時在柏林的講話：統一的德國準備用五十年到一個世紀的時間來清除共產黨在原東德地區的流毒。好歹人家當時東德人的文化素質、教育水平遠遠比中國高，道德、靈魂的缺失速度、深度自然要比共產黨中國來得慢且淺。所以，我們深信，鎮壓「六四」為中國的存續、發展深深地埋下了禍根。

而說「六四」鎮壓形成的穩定保障了十幾年經濟的持續發展，則分明是強詞奪理、自欺欺人。其實，經濟發展和鎮壓「六四」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相反，如果不鎮壓「六四」，經濟更會照樣發展，而且發展得更快更好。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鎮壓「六四」之後，江澤民這頭唯保權事大的庸才，戰戰兢兢拖著歷史往文革後退了兩三年，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才調轉方向，繼續循「六四」前胡趙的路子搞經濟改革開放。也就是說，中國事實上因為「六四」鎮壓耽誤了兩三年！而政治改革則完全終止了「六四」前的規劃。一個國家就像一個成長中的孩童，經濟是他的外在技能，政治可比作他的大腦中樞。如果我們有辦法——譬如不人道地將孩子長年累月置於沒有人群、只有獸群的環境——強令他只發展胳臂、大腿的肌肉和運動的靈活性，而讓他的心智永遠停留在初生的狀態，這個孩子最終將變成什麼？人乎？獸乎？亦人亦獸乎？因此，令我們自然後怕的是，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抱殘守缺必將產生一個畸形的中國。實際上，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夠畸形的啦！

其次，如果沒有「六四」鎮壓，就不會有當時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而這恐怕是外表看來最最重要的，因為目下的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強力依賴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再說，經濟發展的問題，在中國從來就是共產黨做不做事、做多做少的問題。共產黨越不做事、或者做事越少，亦即對生產力的束縛越少，中國就發展，因為中國人的確是世間非常勤勞的民族（儘管如果胸襟開闊的話，我們有理由懷疑將「勇敢」、「智慧」、「禮義」、「正直」的帽子戴在我們頭上是否合適）。所以，中國經濟發展不是中共的功勞，不是中共領導的結果，是中國人民在非戰爭年代自然、自發的產物。

再者，經歷前三四十年的貧窮，不說人心思變，單單盯住一個窮字，中國經濟篤定要大發展。為什麼？道理很簡單，這好比在百分制裡，一個才考了零蛋或者十幾二十分的學生，他後繼考試最有可能獲得成績上的最大飛躍！（而今次考到98分的學生，下次考試成績是增還是減？增的幅度/空間有多大？）

凡此種種，經濟持續增長非但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和驕傲。相反，是對它過去行政能力和愚蠻胡為的辛辣諷刺。

我們已經看到，最近國內認可過去十幾年的發展是寅食卯糧、是以損害子孫利益為基礎。而這正是「六四」民主運動所要克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什麼大事都可以搬到台面上真正討論，讓所有有能力、有熱情的人參與到政策、法規的制定過程中來，而要杜絕的恰恰是極權制度下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寡頭哪怕是出於好意頭腦發熱做出決定。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源自人治和缺乏民主。那麼，鎮壓呼求民主的「六四」運動功在哪裡？

我常常想，捫心而問，中共的高層官員們內心都會承認民主就是比獨裁好，因為他們不單不敢公開聲明民主不好，相反，還常常拿民主來為自己臉上貼金，甚至於盡可能地把兒孫都送到美國、送到西方世界，不是學習、遊玩，而是世代定居！那麼，他們為什麼拒絕中國人民對於民主的訴求？難道他們不是中國人？難道他們只希望中國一天天爛下去？難道他們都是(江澤民式的)克格勃，都要充當中國的敵人？

最後，如果把「六四」血腥鎮壓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保障和活力來源，只能更加證明共產黨的無恥和殘忍——為了再有十五年、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是否預備好再來一場更大的血腥屠殺？如果殺中國人不能提供足夠的動力，是否要殺向全世界？這簡直就是「超限」法西斯理論！

在中國人的心裡，如果一天不平反「六四」，中國就斷然沒有希望！

03/16/0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