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對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初步思索

劉自立

人氣 1
標籤:

【大紀元3月16日訊】(1)紅衛兵受騙?卡瑪錯了!

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簡稱《太陽》)出來后,輾轉從國外朋友處得到,且与有關人士討論過對影片的看法。雖然意見不盡一致,但是討論本身,還是得出一個很嚴肅的結論,就是:毛和共產党發動的文革,會由毛后的共產党人自己來全盤否定,將之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嗎?

*發動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說的是實質上的否定,不帶任何前提和條件的否定;站在否定專制文化和否定專制政治游戲立場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來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變种。難道從邏輯上講,不是這樣嗎?可悲的是,這种否定,根本就沒有出現。(同理:對于納粹帝國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時候,得到全盤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嗎?)

何況,毛澤東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鄧在制訂對毛三七開的時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頂禮膜拜,絕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知道,報紙、電視,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誕辰和所謂“站起來”的新中國,不但被共產党人自己紀念,還受到比如國際友人,遠至戴高樂,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這個大框架里,毛發動的文革和整個政權的關系,是一個几乎難以厘清的話題,國內、國際皆如此。在此背景下,這部電影的問世,其實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攪混的作用──這當然還是客气的說法。不客气的說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詞言中,偷換一個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來代替和永遠取消非党化思維對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為文革最后做結論的假象。

*紅衛兵運動面目模糊的根源

無論在電影內外,除文革的發動者沒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紅衛兵運動,也處于一個模糊不清的朦朧地位。這個朦朧的語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是非顛倒。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局面呢?奧秘甚多。簡單說,紅衛兵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這個命運在文革初期小試鋒芒,以后也一再經受考驗 ──說明他們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時期,也是有保證的,是制度和血脈/血統的雙重保證。

紅衛兵,尤其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是一种所謂“自發興起”的民間組織,還是一种國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這個問題,几十年沒有討論清楚。深而研之,在那個時代,那個體制里,會產生所謂自發的,民間的組織嗎?稍有常識的人,都會一笑置之。那么,沒有任何自發性可言的組織,就是官方操控的組織了,這是邏輯推斷和政治現實產生的結論。

于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是誰,是那种勢力,驅使和操縱了紅衛兵;又是哪种勢力反對之。具體講,是誰,跑到清華附中來操控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他,代表誰,一手炮制了它的創建和誕生呢?

紅衛兵中第一批兵痞們,就是高干子弟們組成的。其余的紅衛兵,則是外圍組織,像共產党領導的當年的外圍。這個党文化色彩濃厚的組織原則,在1966年8月簡化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于是,老兵們像他們的老子一樣沒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質。因為,他們把六十年代興起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出身理論,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實踐了。所以,他們打亂了戰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劉鄧陳等人的戰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勢下,反對党內領導的某种紅衛兵思想,被大面積的封建遺傳思想搞亂了。以至后來,中央文革的人要來否定血統論,因為毛不是在這個軌跡里滑行的。他當然要反對某种階級出身的原則,才能做到万眾響應── 而万眾确實也真誠地響應了他──這是權利的鏈條;但是万眾響應,万眾參予,也非他的長久之計,一旦目的達到,万眾就可以也必須揮之即去了。紅衛兵和聯動們不懂這一點,劉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現兩种文革,兩种紅衛兵。這是共產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總體戰略中,即便是毛劉之爭,這個分裂,也是暫時的。現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好像已經在各种党內外場合和平相處、相安無事了。但是,那時候,有几人看穿這一點?

*民間力量其實被毛操縱

一种所謂的,在“下面”發現的,政治上可資利用的資源,其實是上面一种觀念先行的政治預設,是毛,或者其他領導人的一個想法;下面的拿上來,拿到報紙和電台上去廣告天下,再由追隨者拿下去,照辦施行。這种游戲,今天看來很拙劣,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很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以為是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無限可能性之一种。

聶元梓就是這個假民間資源的典型。其實,她不是什么民間意志的代表,不過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軼歐手中一個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聶對之負責的女人。就像清華的蒯大富,是周恩來在1966年親自赴清華為他平反的。這時的周,已經站在反對工作組路線一邊,以期贏得毛的信任。于是,蒯們利令智昏,以為自己發現了真理,發現了文革的路徑,成為一种資源。他們一夜之間產生的信奉和狂亂,一直影響到他們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恥地說毛對他是“胜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是對党負責,對毛負責,且是對毛的特殊意志負責。那年冬天出現在北京街頭“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是老蒯們的民間力量之表現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這种游戲的高手。紅衛兵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這是民間力量在當時回報毛的一种表現。人們今天忽視的一個事實是,這些人從來沒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紅衛兵暴行的催生者不僅是毛

紅衛兵這個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較容易區別了。

簡單說,毛是需要紅衛兵;而劉不需要。但是一旦紅衛兵成為必須面對的一种存在,劉也要面對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軼歐,曹操控聶,貼出文革第一張大字報。這是文革研究者面對的第一個事實。那么,接下來的事實是,何以毛不滿足第一張大字報,在1966年8月5號,自己赤膊上陣,寫了那張“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張大字報呢?

問題的症結是,毛和劉、鄧的分歧已經出現,且表面化。劉鄧派工作組的做法,擾亂了毛打倒劉的戰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眾整群眾啊!毛說。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陸平,蔣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羅陸楊。我是要打倒劉嘛。你們裹什么亂?

而劉,則在毛武漢游泳回來后,馬上意識到這一點。于是,工作組整群眾的游戲,被改造為斗黑幫。這個黑幫,就是大中學校的校長,机關單位,部門,工厂的中層領導。這個轉向,導致實際操控北京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們,气勢洶洶,大打出手。女紅衛兵喪盡天良的程度,超過那些男生。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戰略部署不多的紅衛兵,和那些從爹媽那里非常了解這個部署,進而爭奪文革領導權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級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認為,是毛在號召,我們緊跟就是;還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無忌憚地對中層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對文革的掌控 ──就是在這個特殊階段,他們制造了北京一些重點中學的慘案──如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卞仲耘一案。這里,簡單將罪責──是罪責而非什么錯誤──歸結為毛的一般性號召,不是全部事實。用當時的語言敘述之,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營造一种白色恐怖。這個罪責,要歸結為毛,但是,那時毛不在北京。是誰在呢?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毛從武漢回來后,就寫“炮打司令部”,是誰的司令部呢?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發生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兩名校長的慘絕人寰的納粹暴行中,那些“炮打”的承受者有責任。這個發現沒有被寫進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2)卡瑪只“揭示一部分事實”

高干子弟最終回到體制內

毛要打倒劉,不能用正統的党內斗爭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體制外手段。這個手段的承載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來,就和紅衛兵及其爹媽,形成一個你死我活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你江青、陳伯達,怎么有劉鄧的合法性呢?你們要打倒劉鄧,就是要打倒我們的爹媽,他媽的,我反了!

于是,他們沖擊公安部,高呼“劉万歲”,他們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漢”──這個赤裸裸的接班口號,就是說,你等十三級以下的儿子女儿們,有啥權利革命,滾他媽蛋!(其他階層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們,才是國家的主人,你們最多是建設者。于是,他們反江青們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沖了龍王廟。大夫之子畢竟是老子的血脈。不教而誅,不行。周恩來說。于是,前輩晚輩一同鼻涕眼淚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過瞬息之間。一如毛說,你們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話里有話。你們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會的反,造成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大治,繼而打倒劉,這是高干子弟很難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須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廣大紅衛兵被利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們打擊最為重要的政敵,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學紅衛兵在社會層面胡作非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邊緣。他啟用了清華、北大的大學紅衛兵。現在,骨干力量,已經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讓位給大學的棍子──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

九大一開,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劉少奇既倒,整個回到體制內的操作變得可能。于是,老子們和儿子們,很快就回來了。文革后期,他們沒有像蒯、王、韓、譚們一樣鋃鐺入獄,恰恰相反,他們從祖國廣袤的窮鄉僻壤,紛紛調進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們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倒是成為毛的替罪羊。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當年紅衛兵們早就預言在先的前途。現在,卡瑪出來說,他們是牛虻、是受騙者。她錯了!他們一點也沒有受騙。在釋放聯動的人民大會堂里,在上山下鄉、當兵、工農兵上大學的歲月里,在他們應召复命,擔當起各級重任之一刻……他們都很清醒。他們從一開始就預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們的。他們沒有說錯。所以,他們沒有必要說,他們當年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他們沒有說,聯動錯了,對聯錯了,致死無數的人命錯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沒有讓他們忏悔。血脈們及其爹媽制訂的關于對錯的准則,從來不涉及紅衛兵問題。而回顧三十年前,當他們打死一個個校長,就像捏死一只只螞蟻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們有權力這樣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們無奈。在歡快的殺人游戲中,他們呼喊的一句詩,就是──“相信未來”!

他們這樣說,也這樣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國家的主人是他們嘛!

*卡瑪的影片只“揭示一部分事實”

我們其實不好展開更多的細節。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沒有言說之可能性的環境。但是,如果人們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檢閱紅衛兵之前的那段歷史,就無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現的并非毛是坏人,劉是好人那般簡單的格局。只有站在一個更高的准則上看,我們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難。

回到《太陽》。不能不說,卡瑪的影片,其實只是“揭示一部分事實”的影片。我們知道,揭露一部分事實,掩蓋一部分事實,是一种謊言,是專制體制慣用的宣傳伎倆。卡瑪沒有說明,党對于紅衛兵特殊的禮遇,掩蓋和遮蔽了他們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說明,在八月初期,在各個中學大學之行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縱的結果 ──是一只無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雙重控制──揭露這一點,是需要膽識的。甚而言之,卡馬是在有意識為那個行凶的特權階層做一個辯護,說,她們是隨爹媽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們在那里宣講另一個事實──固然,那個事實不能不說也是很悲慘的;但是,一個事實,不能用來掩蓋另一個。這是兩個前提,兩個條件。而其他在電影中出現的講話者,顧左右而言他,以粉飾自己的責任。

電影里的講話者,面帶笑容地述說那個悲劇。說,你看,打倒 “四人幫”一切就好起來……影片回避,或者說沒有找到揭示文革紅八月的大量圖示和鏡頭,以至外人看來,這幕慘劇不過爾爾,沒有納粹迫害那么殘忍無道。你看,長征,串連,上山下鄉……不多是年輕人美滋滋、樂陶陶之行走乎?這讓筆者想起關于揭示納粹的兩部片子。一為《意志的胜利》,一位為《意志的毀滅》。前者,是大名鼎鼎的L· 李芬斯塔爾的著名記錄片,后者是皮特· 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顛覆了所謂“意志的胜利”──那不過是一個瘋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納粹之偉大意志之火炬,万眾一心,一型(他們列出巨大的方陣),手持火炬,照耀著柏林,照耀著元首之場面……而后者反映的,卻是猶太人的苦難,集中營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爾,因為她制作了這部顯然是為納粹張目的影片,在二戰胜利后,曾經數度入獄。但是,最后人們對她的評价是,她沒有做任何和藝術無關的事情。她真的沒有做任何和藝術無關的事情嗎?

《太陽》未來面臨考驗

再過几十年,卡瑪的影片是否也會面臨新的一部“意志的毀滅”的考驗呢?當文革的慘絕人環的大量真實擋案和真實場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殺……公諸于世的時候,她和她的朋友們會想起李芬斯塔爾嗎?是的,我們也同樣經歷了意志的胜利和毀滅──雖然,那种意志根本從來也不是我們自己的意志。在這個意志的驅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為一。你看到北京大興縣和城里長安劇院血流如注之場面,還是忘記了?你看到所謂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訊室內,被開水淋身的慘象,還是忘記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婦孺被強行驅赶出京城,還是忘記了?……是的,這部電影沒有紀錄和再現這些場面。是故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

也許,這里,關于文革,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涉及的內容,會在不久的將來,在將來的將來,被披露出來。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几乎沒有什么人對《太陽》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評論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點到而止,但不夠。所以,在适當的時机,我們將更為仔細、更為坦率地陳述己見,以引起更為深刻的,對于《太陽》,對于整個“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這個大反思將是站在文革發動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來反思,其依据的,應該是國際認可和人類認可的天則和公理,而非某個人,某個党的什么決議;當然,党內外人士互補的反思和回顧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經歷其中者。這個反思今天雖然尚在進行,但是,党內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語言、中共思想、中共標准,來評介文革的著作還是少之又少。那是一個偌大的漩渦,一不小心就會溺身其中,還自以為到達了彼岸。

--轉載《新世紀》(//www.dajiyuan.com)

相關新聞
歷史博物館19日展出 孫家勤承傳古今畫展
羅永忠:擊鼓痛駡「中宣部」
沙國禁止載運大陸冷凍雞肉船隻進口
面對陳由豪指控 張清芳一概否認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