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2004年3月9日，凌晨，經和紐約皇后區醫院有關部門交涉，終於允許我進入病房見到趙品潞。趙品潞當時處於昏迷狀態。醫生正在給他輸液和輸氧。他太太張桂芬著急的不得了，不斷地拍打趙品潞的額頭，掐捏趙品潞的耳朵，想讓他醒醒，說說話。只見趙品潞眼睛半睜著，眼珠和眼簾卻沒有一點反應。我們只能通過他艱難的呼吸，知道他還活著。他太太不停地嘮叨：”怎麼會是這樣？怎麼會是這樣？進醫院之前還是清醒的，一會兒怎麼就會不省人事了”。品潞是在10個小時之前因呼吸困難被急救車送進醫院的。
兩年以前，他就是在這個醫院被診斷為晚期肺癌。3個月以前，病情開始惡化，最近一個多月來，吃和排泄都有困難，營養跟不上，體力也不支。因為在過去的兩年中，品潞在晚期肺癌病魔之下，表現了極強的生命力，所以儘管他的情況開始惡化，我們還是沒有想到，品潞會很快地離開我們。當然，當我看到他處於這種昏迷狀態，我急於想從醫生那裡瞭解他的病情。當時已經是半夜凌晨了，醫院不允許病人親屬之外的人進入病房。我被特例允許在那裡看望品潞幾分鐘並被要求立刻離開病房。但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馬上走。我還是想見見醫生，談談情況。我找到了負責他的護士，向她說出了趙品潞的身世。這位護士帶著極為崇敬的心情為我聯繫接收趙品潞入院的醫生，當得知位醫生已經回家以後，她為我找來了值班的醫生。值班的醫生大略地介紹了品潞的病情。他的右肺已經完全失去了功能，左肺也被癌細胞吞噬得差不多了。血壓很低，他解釋道，昏迷的狀態可能是打了一點嗎啡的作用，我問他，他會醒過來嗎，醫生說，有可能。我說，他能夠回家嗎？他說，不大可能。我問，他能夠持續多久？他說，無法確定，這是一個印度醫生，他說，他知道中國89年的事件，他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臨走時，他告訴我，有任何問題可以找他。我久久地握著品潞的手，尋找他的脈搏，開始有點摸不著，當我摸到脈搏的時候，我還是感覺到他的脈搏是有力量的。同時護士也告訴我，品潞的狀況是穩定的，所以我相信品潞不會馬上走的。然而，10個小時以後，他還是不辭而別，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也沒有任何怨恨，沒有痛苦。他在平靜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是約在1989年5月22號在天安門西觀禮台的工自聯總部裡認識趙品潞的。當時，我已經是工自聯的法律顧問。然而，因為我在廣場上活動比較多，在西觀禮台呆得比較少，工人們不大認識我，不讓我進工自聯總部。後來，工人們找來一個壯實的年輕人跟我談，當我說明情況後才讓我進去。他就是趙品潞先生，可見他當時已經在工自聯樹立了很高的威望。晚上，在工自聯籌委會開會的時候，趙品潞非常清楚地談出了工自聯與其他組織的關係和聯繫。比如，他白天已經在北大和一個叫”首聯會”聯繫上了，他的意見是工自聯要和所有的這些組織保持聯繫。我對他的發言表態極為深刻，他是一個頭腦清醒和意志堅定的工人領袖人物。所有，在以後工自聯章程的起草，討論，和通過的過程中，我都和他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徵求他的意見。5月30日，在天安門西觀禮台舉行的第一次獨立的工會代表大會上，趙品潞當選為由5人組成的工自聯常任委員會委員。在5月19日打出的第一面工人組織的旗號是”北京工人自治會”。在5月30日通過的章程上，其正式的名稱定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六四”鎮壓以後，中國政府在6月8號發出的通告之中，中國政府將我們定為”北京工自聯”僅次於中國政府稱之為的”北京學自聯”。當時，工自聯的組織採用的是集體領導制度，沒有設主席。韓東方是這個組織的發言人。工自聯的組織是在5月19日凌晨，即在北京宣佈戒嚴前10多個小時開始籌建的。工自聯到6月4號被鎮壓為止總共存在了只有兩個多星期。然而，它的影響卻僅次於學自聯，在眾多的群眾組織中脫穎而出。它的影響與其有效的組織分不開的。品潞對工自聯的組建及其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本人在六四之後就被投入了監獄。品潞則在中國的大地上逃匿了三年有餘。我在1991年釋放後，吃驚在北京一個工自聯成員家裡見到了趙品潞。當時他還在被通緝之中。他就在共產黨警察的鼻子底下進行”串聯”，可見其智慧和膽略。趙品潞在逃亡期間的經歷，可以說比共產黨的電影中描繪的地下工作者的經歷還要驚險。
品潞從北京逃離後，輾轉躲到了河北他太太的三嬸家。品潞的哥哥從北京去看他，於是他就被釣上了線。一天，三嬸看到了全副武裝的兩卡車軍警直奔他家。三嬸奔回家使勁的喊叫：」他大姐夫(她跟著孩子來稱呼品潞)，北京來人了，你快從後門走吧”。說著就扔給品潞一頂草帽，讓他從她後屋經莊稼地跑了。這邊軍警找不到人，就直奔他下一個目標—他太太的表姐家。在穿越兩邊茂密的高粱地的土路上，這群軍警碰見了一個帶草帽的農民，他當時正蹲在地上繫鞋帶。軍警們趕任務也就沒有理睬這個農民。這個農民就是品潞。如果當時的軍警們機靈一點，品潞的故事從那一刻始，就得重寫了。品潞雖是逃脫掉了，可他的親戚們卻遭受了皮肉之苦和精神的折磨。他的三叔和三嬸被關押，他太太姐夫家的兩個孩子被軍警們把屎都打出來了。這不是幾十年前日本人打八路的故事，也不是國民黨打共產黨的故事。這是發生在「人民共和國」裡人民子弟兵打人民的故事。
我們都說品潞為人豪爽，為世樂觀。可他也在錢塘江觀潮的地方幾乎要投江。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可就在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地方，品潞卻被前堵後追且禳中羞澀。他住在錢塘一個低級的旅館裡，沒有錢付旅館費，也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他站在錢塘的潮水中，考慮是否再往前走下去。品潞沒有走下去。因為他的事業還未完成，他的家人還等著他。他也幸運地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及時接濟。品潞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候。兩年後，他從天津「溜」回來北京，於是出現了前面提到的我驚奇地在朋友家見到他的情景。趙品潞是1992年10月通過特別地渠道被接至香港。在這整個三年半的時間裡，一直是曾經愛慕他的師妹在他和他太太之間傳遞消息。品潞一生有苦澀，也有甜蜜。
在逃亡期間，中國政府一邊追捕他，一邊又以「死亡」的名義來處理品潞的民事利益。當初，中國什麼都要發票證，有糧票，蛋票，肥皂票等。街道以「死亡」的名義將這些票據扣發。品潞的太太至今還保留著幾張當時扣發票據的通知，上面註明扣發的理由「死亡」。當我看到這些票據時，我感慨萬千，真想痛快地哭一場，為品潞哭，為我那愚昧和落後的祖國的歷史哭。
品潞到達美國後，在法拉盛的金山超市賣過肉，在印刷廠搬運過紙筒，後來約幾個朋友幹起搬家的生意。論起搬家，可以說是誰也比不上他。他可以一個人將一個寫字檯或沙發從樓下扛到五樓，連「老外」都申出了舌頭：「HOW COULD IT BE？”他就是這麼個力大無比的人。同時他也攬一些裝修的活。當他住在法拉盛”SMART”街的時候，他家經常有朋友光顧，幾個搬家和做裝修的弟兄就住在他家。他經常是在客廳裡擺上一桌酒菜招待大家。吃完了他就睡在沙發上。有時也有些”流浪漢”到他家住和吃。他仍是樂呵呵的接待。可以說他家是”高朋滿座”，”來往有白丁。”
創業和生活的艱難，並沒有使品潞放棄他的政治理念。他參加了許多重大的政治反對派的活動。他是中國自由民主黨的核心成員，也是自由中國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堅定的信念和積極地參與，使他被列入不得回國的名單中，也給了他在國內的親屬帶來了許多麻煩。
品潞的父母承受了不僅來自品潞這個兒子的壓力和痛苦，也承受了來自他們的小兒子的壓力和痛苦。品潞的弟弟趙品拒也因為參與「動亂」被判刑13年。但他的父母堅強的頂過來了。他母親的眼睛現已看不到東西了。但當你聽到品潞的父親講述品潞母親和警察們鬥爭的故事時，你會知道他的母親不是一個微微弱弱者。1999年中國”50″大慶時，當地的警察不知從哪裡得來消息，說品潞要回大陸。於是緊張的不得了，國慶前派兩個警察日夜守候在他父母家。他母親也不甘示弱，拿出一盆水來就往警察身上潑。警察說你幹嗎往我身上潑水，他媽答道，你幹嗎擋我家的道。警察拿老太太也無可奈何。
風風雨雨的15年過去了。品潞的妻子和他的父母都頂過來來了。這一次，但願他們還能頂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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