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自《耶穌受難記》開拍至放映以來，媒體大戰的評論和爭吵几乎全都局限于猶太人在耶穌被殺害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對羅馬總督彼拉多在殺害耶穌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卻不僅很少有人提及，更沒有引起討論，只有3月8日美國《國家評論》雜志上有篇文章談到，彼拉多的角色應該促我們想到，“一個似乎很好的人可以犯下最凶惡的罪。”

根据《圣經．新約》福音書拍攝的這部電影里，彼拉多不情愿殺死耶穌，他不認為耶穌有罪，認為耶穌是個義人（just person），不僅不想殺他，還想釋放他。但迫于人群中呼喊要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壓力，怕民眾造反，所以下令按暴民的意志辦。很多觀眾對彼拉多的形象表示同情，但正如上述《國家評論》的文章所指出的，“同情他就使我們想到，自己處于他的位置會怎樣？我們都是些好人，但我們會不會做同樣的事情？是的，我們會，我們已經（因為同情彼拉多而）做了。…… 無論彼拉多的動机是什么，他應不應該被赦免？我們應不應該被寬恕？”

這是一個非常意味深長、有著普遍意義和永恒探討价值的例子，它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隨時可見。無論是官至總統，還是普通公民，面對我們心里能清清楚楚分辨出的是与非、正義和邪惡，在多少情況下我們能頂住巨大的邪惡壓力，站在我們心里承認的正義一邊？

以中國人目前非常關心的台灣問題為例，我們先看看兩任美國總統怎么做的。克林頓1998年訪問北京，在共產中國的土地上，對民主的台灣說“三不”。難道克林頓不清楚中國是一党專制的獨裁政權嗎？難道克林頓不清楚對岸的台灣是已經走向民主制度的國家嗎？他清清楚楚。在他內心深處，他能認同江澤民一手遮天的中國而否認民主選舉台灣嗎？毫無疑問，誰是誰非，他清清楚楚。但為什么欺負台灣？不就是不想招惹暴政嗎。即使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不想得罪中共，他也完全沒有必要一定在獨裁的土地上討好和順從暴君。克林頓的做法難道不是和比拉多一樣嗎？

再看共和党總統布什。他在2000年競選總統和上任后，一直是用強硬口气支持民主的台灣，同時警告共產中國不可以武力威脅台灣。這個不僅是自由世界必定選擇的价值，更符合堅定反共的美國共和党的一貫立場。但是在几個月前溫家寶訪美時，布什卻當著這個根本不是民選的中國總理，警告民選的台灣總統。身為虔誠基督徒的布什總統，比克林頓更清楚他面對的溫家寶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國家的領導人，他比克林頓更清楚，用496枚飛彈瞄准一個和平、自由、民主的國家的政權是怎樣的邪惡。誰是誰非，他心里清清楚楚；哪一邊是他內心深處所推崇的价值，他心里明明白白。但為了不惹怒中共這個暴政和那些暴君們，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的總統，就坦然地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向暴政說 “Yes”，對民主政權說“No”。布什的做法難道不是和比拉多一樣嗎？

除了這些政府的權力者們，還有擁有話語權力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向良心說“No”，而對暴政、暴君、暴民沉默者更是大有人在。舉一個隨手拈來的例子﹕中國作家余杰在香港一個會議上指責台灣作家龍應台，為什么只批評對岸的台灣政府，而不批評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龍應台的回答是，她不太了解中國大陸的情形。不知道龍應台這樣回答的時候，舌頭是否發軟。那個留學英美、對西方民主价值清清楚楚，曾寫出《野火集》的龍應台，別說近年來多次參与中國的各种活動，即使從來都沒有去過中國，難道她不清楚中共是怎樣一個政權嗎？面對一個用496枚飛彈瞄准民主台灣的專制政權，她在對暴政表示沉默的同時抨擊台灣，這种做法和比拉多有什么不同？

邪惡從來都不真正強大，從來都是由于“好人”的沉默、容忍和（哪怕是不情愿的）參与，才使它具有了摧毀人類文明、人類一切美好价值的能力。《耶穌受難記》里面的那些暴民和毒打耶穌的羅馬士兵固然可惡，但是，正如耶穌所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比拉多清清楚楚地知道耶穌是無罪的，但他卻直接參与了這個最凶惡的屠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比拉多的罪是更嚴重的。

不知道當耶穌請求天父赦免殺害他的凶手的時候，是否包括彼拉多，當然應該是包括的。這真是只有耶穌基督可以做到。

2004年3月11日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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