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編者注﹕徐永海是北京平安精神病醫院的醫生,在2003年反對北京某開發公司強行拆遷住房,多次到北京市政府上訪,并把上訪的相片通過互聯网發布,北京公安局以“涉嫌刺探國家机密”為由在2003年4月,把其拘捕到如今末釋放.這是他的妻子寫的一篇關于他的文章

一、初識徐永海

2000年，我從別的醫院轉到平安醫院做護理工作。由于工作關系，我結識了徐永海。

起初我并沒特別注意他，只是覺得這個大夫脾气好、隨和、沒有架子、很有耐心，愿意和他一個班。在他手下做事，心情放松、愉快。他就象兄長，從不對你指手畫腳，總是耐心地教你。他從不背后議論別人，也不与別人發生任何的矛盾。在工作中，他甚至很少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但又絕對缺少不了他，每當遇到棘手的難題，總是要想到他。

引起我對他注意的是一次跟同事聊天.那個同事和我聊到徐永海時，她說：“我們醫院最好的大夫是徐永海，最好的人也是徐永海，這年頭這樣的人太少了。”她說，“有一次我家人病了，徐永海很熱心的要到我家去看看。”

平安醫院是精神病專科醫院，我們每天要和各种各樣的精神病人打交道，所以，有時我們開玩笑說天天和病人打交道，遲早我們的精神也要出問題。徐永海卻說： “這沒錯，天天和精神不正常的人打交道，正常人的精神也會出現焦慮和煩躁情緒，甚至出現某种精神問題，所以，精神科醫生一定要特別有愛心，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會自我調節。”

有時徐永海對病人的愛心和耐心使我感到難以理解。按說，醫生是不做日常瑣事的，他只須吩咐一下，就會有護士們去做，但徐永海總是自己親歷親為。病人情緒焦慮，經常要給家人打電話，這也是調理精神病人的情緒的方法之一，但是，有些醫生護士嫌麻煩，經常不滿足病人的要求。病人都知道徐大夫是個好心人，好說話，所以，一到他值班，病人就紛紛要求他給家人打電話，徐永海總是微笑著一一幫病人挂通電話。很多旁觀者看著都煩了，勸他別給他們打，一個醫生不能一點架子沒有。他听了一笑置之，依然滿足病人的要求。

二、出嫁徐永海

跟徐永海的接近是在我准備考試复習功課的時候。為了复習，我需要許多草稿紙，可那天我手邊沒了紙，出乎我的意料，徐永海拿著厚厚的兩大摞草稿紙放到我的桌前。我當時很是惊訝，惊訝這人這樣的細心。

我很喜歡听他在工作之余講解一些專業知識。他對精神病問題与人的心理和性格的關系很有研究，尤其對人的大腦特質与職業選擇之間的關系很有研究。我覺得听他講這些很新鮮、很神秘、也很有意思。當我听說他年過40尚孑然一身，我開始對他產生好奇，覺得這個人很是奇怪、很是神秘。我開始私下注意他。我發現他很節儉，從來不舍得給自己多化一分錢。他吃的是最簡單的，穿的是最廉价的，可對別人卻一點也不吝嗇。別人生病了需要幫助了，他背起書包，騎上自行車去給別人送藥、接診。他對父母也很孝順。有一陣子他母親做白內障手術，他每天中午都要從醫院赶回家給老人做飯再回醫院上班。

開始，我不理解徐永海的為人處事的做法，為什么他和別人的大夫不一樣呢。當我听說他是基督徒，我才明白是基督的教誨使他選擇了這樣的人生態度。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在日常的接触中，我們的關系也開始產生變化，從關注到關心，從關心到關怀，潛移默化中，我們的友情開始升華為愛情。我也開始漸漸地知道了徐永海的過去，知道他曾經因為信仰基督，書寫基督教團契被勞教兩年，直到現在他的臀部上還有一個潰瘍不能收口，每天要靠敷藥止痛，那是監獄小號留給他的“紀念”。這個看上去那么隨和、熱情、認真的人原來有著那么痛苦的過去，難能可貴的是，痛苦的經歷和歲月的流失沒有磨蝕他的對生活的愛和對理想的追求。

徐永海的家境不好，父母年邁多病，兄弟姐妹多，住房緊張，一間十几平方的房子，打上隔斷，他和妹妹各住半間。但是徐永海的經歷使我由同情到產生感情，我覺得這么好的一個人受了那么多苦，應該有人照顧他、關心他。我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嫁給他！

2002年5月，我們結婚了。那一年，徐永海42歲，我22歲。

三、 婚后煩惱

徐永海是個很細心的人。結婚前，每到情人節他都會送花給我，婚后依然堅持不斷。他還把我們第一次看電影的門票收藏起來。但是，婚后的生活是跟婚前想象的不一樣。

婚前，徐永海對別人的熱情和關照是我喜歡他的原因之一，而婚后，這卻成為我煩惱的理由，因為對別人的熱情關怀常常冷落了我。別人有事找他幫忙，他騎上自行車就走，不管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不管了。

他是基督徒，每個星期日要召集教內的兄弟姊妹家庭聚會，每次聚會十來個人，都是先吃飯再聚會。剛開始我還不介意，時間長了我很不理解：聚會我不反對，為什么非要吃飯？畢竟是人不是神！我們的收入不多，每月還要拿出收入的1/3給他母親。每月4次的聚會，事實上也成為我們每月生活開支的一筆預算。我和他商量過，能不能不在我家聚會或是不要吃飯，他都拒絕了我。這成為我婚后的煩惱之一。

他的工資并不高，家庭負擔也很重，父母都需要他贍養。但是，教內兄弟有困難，他從不吝惜，總是出手相幫。一位教內兄弟和他一起因為“基督教團契”事勞教并失去工作，回北京后長期困擾于沒工作的煩惱。他總是拿出100、200地幫他。2003年初，另一位教內兄弟心臟病發作住院，他不和我商量就拿了1,000元錢給劉鳳鋼送去。事后我很不高興。我每月的收入才只有800元，我們的生活并不富裕啊。我們新婚的家居簡陋、朴素，除了一個電視，我們甚至沒有置辦什么新婚設備，可他幫別人竟是這樣的大方。我當時很生气，甚至覺得我嫁錯了人。婚前，他的無私是我喜歡他的理由，可現在，我宁愿我的丈夫自私點。

四、 愛巢傾覆

雖然生活有磕磕碰碰，但是，我們的日子還是一天天地在好起來，我對生活也是充滿了憧憬。但是，2002年底，傳來我們居住的街區胡同要拆遷的消息。我起初還憧憬搬离狹窄、擁擠的胡同，住進寬敞明亮的樓房的幸福未來。我不知道拆遷不是要造福百姓，而是要滿足官僚和奸商私欲的。他家有住房三間，其中兩間是由一間房子隔成的，實際居住面積在40平方米，加上自己蓋的廚房接近50平方米。他家人口較多，10口人住在這三間房子里，不寬裕，但還能生活。拆遷公司給我們的拆遷房屋補償款是26万，在我們的住房中有10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給增加的面積，拆遷公司就是不給補償。在我們居住的西城區一個一居室就要30万以上。由于給的房屋補償款很少，我們買不到相應的住房，我們搬不走。這樣，這些開發商、拆遷公司就采用了十分惡毒的方法、也是違反法律和規定的方法對待我家。他們對我們實行了強制拆遷。

2003年4月10日上午7點，我和徐永海出門上班。上午8點多，我們的朋友劉鳳鋼來電話，說一群警察和拆遷辦城管人員包圍了我的家，推土机在拆我們的房子。我和徐永海一听，當時就懵了。家，我們的新婚小窩，馬上面臨被推平的危險。我們一起向醫院外沖去。不料警察在醫院門口早有准備，把我們強行拖回醫院，把我們倆分別控制在兩個房間。就在我們被強行控制的事后，推土机無情地推平了我們的新婚小窩，也推平了我的夢想。

下午6點，我們回到自己的家。早上出門還是溫馨簡陋的小窩，現在已經是一片瓦礫。家，沒了。我哇哇大哭，徐永海一言不發。

我們在自己家的原址，搭了一個棚子准備栖身，當即有穿城管制服的人前來，要強拆我們的“違法建筑”。我憤怒到了極點，爬到牆頂上，說：“既然你們不讓我們活，那就用你們的推土机把我埋葬了吧！”但是，在城管和警察的強行控制下，我們的臨時建筑也被拆了。

徐永海開始了漫長了上訪維權的歷程。他利用每天中午1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騎著自行車到市政府、中南海、全國人大信訪辦門口去上訪，遞交申訴書。他每天中午只吃一個面包，汗流浹背，我心疼極了。徐永海還在身上寫了字，到天安門前靜坐，結果被公安局抓去，以擾亂治安為名，強行拘留。

在徐永海為了維權而心力交瘁的時候，他的母親再一次病重。為生活計，我們不得不接受現實，在拆遷的文書上簽字，領取了那低得可怜的拆遷補償。

但是，就在我們領取低价補償款的同時，我們听到了南京拆遷居民翁彪點燃汽油与拆遷辦人員同歸于盡的消息。我們還听到了北京拆遷戶葉國強在天安門前跳金水河表示抗議的消息。開發商勾結政府貪官，利用拆遷掠奪民財，并進而官逼民反，一幕幕的悲劇在全國各地上演。而在這些拆遷居民的浪潮中，徐永海是最早站出來的。那時，就有朋友提醒徐永海，拆遷問題政府理虧，不可能動你，但是，政府會記住這筆賬，遲早要利以別的理由和徐永海算帳。

五、 無奈抗爭

當我們接受低价拆遷的現實、開始規划我們的新居的時候，一只無形的大网開始向我們圍攏。我們聯系好要買西城區小西天的一處房子，手續還沒辦，11月9日，警察來到醫院，把徐永海抓走了。

這個消息，讓我痛不欲生，整整兩天，滴水未進。失去丈夫的痛几乎讓我失去理智，整個人痴痴呆呆的，眼睛發直，不說一句話。我想過用自焚來抗議，想過和讓我失去丈夫的警察同歸于盡。

我對生活有那么多的憧憬，對自己的小家庭有种种的夢想，而現實是如此的無情。我的夢破碎了。我必須面臨這樣殘酷的現實。徐永海的噩夢沒有結束，我的噩夢才剛剛開始。我真的無法接受這個現實。我無數次大哭。我以前從不喝酒，但是，那几天我開始以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我以前從不抽煙，但是，那几天我開始學著抽煙。我以為這些可以麻醉我，可以減輕我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所有的痛苦必須我一人承擔。我不能向自己的父母傾訴。他們當初就不同意我嫁給徐永海。我甚至沒敢告訴他們徐永海的真實年齡。而今天我怎么能向他們訴說心中的苦楚。父母打電話問我，為什么不和丈夫回娘家。我撒謊說：徐永海去南方學習了。我不知道這個謊話還要說多久？還能說多久？

真正給予我支持的是徐永海的主內兄弟姊妹。他們鼓勵我振作，給予我精神和物質的最大支持。捱過了最初的痛苦期，我的心情漸漸平靜。我開始重新審視我和徐永海的過去、現在、未來。我明白，其實直到嫁給徐永海那天，我都沒有對他的過去和將來有清楚的認識。是的，嫁給他，就必須做好這种准備。我曾經問自己：我是否有精神准備和能力繼續承受下去？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要堅強地活下去。我要繼續陪伴徐永海，給予他精神的鼓勵。

我開始振作起來，要健康的活，等徐永海回家，因為我知道丈夫的權益要我來維護。也許我做不到，但我會盡量去做。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我開始真正懂得了理解他，理解了他的為人，理解了他的無私，理解了他對主的愛，也懂得了怎樣愛他、怎樣幫助他。

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辦妥了購房手續，住進新居。朋友們幫我為新居做了最簡單的裝修。我獨自在這個只有一張床、一個書柜、一張書桌的新居中住下來。這是我的家，也是徐永海的家。我要在這里等待他。我開始為丈夫禱告，祈求他平安，祈求他健康，祈求他在主的庇護下早日回到我的身邊。

我听說拘捕徐永海的理由是“涉嫌刺探國家机密”。作為妻子，我了解他。他只是一個老實、本份的醫生，一個虔誠、正直的基督徒。他有什么能力刺探國家机密？他有什么机會能刺探國家机密？我認為，11月的抓捕不過是對4月10日我們房子被強拆并開始維權以來的一個報复。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歡政治，但是，今天我必須面對政治，面對政治帶給我的一切。我坦然接受，我不畏懼。我要獨自承受。我相信主會恩典他，不管他的命運多么艱難，我都堅定地陪伴在他的身邊。　　

（200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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