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簡介：徐高金，中共党員，1952年5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修水縣。1968年8月，下放于修水縣南岭茶場。1968年12月，入伍于沈空后勤部當油料保管員。1975年3月，退伍分配于修水茶厂當工人。1978年4月，調入修水縣供銷社當机關辦事員。1984年7月，調入縣百貨公司當副經理。1987年1月，調入縣商業局當商校校長。1987年3月，參加司法部全國第五期企事業法律顧問培訓班（該培訓班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主辦），獲結業證書。1988年4月，競聘為縣五交化公司經理。1990年2月，調入商業局工作并兼任商校校長。1992年3月，調入縣百貨公司當經理。1993年3月，因政府不支持企改，被停職下海經商。2000年，開始從事民間合法維權活動。2002年2月14日～2002年6月11日，因申辦“全國下崗失業人員互助聯合會”，被刑拘4個月，并被繼續監視居住半年。現繼續從事民間合法維權活動，其文常見于多家知名网刊。本訪談錄經徐高金先生親自核對后發表。

■徐高金訪談錄

楊：你是江西省比較知名的維權人士，江西省政府和修水縣政府對你是什么態度？

徐：多謝夸獎，談不上知名。不過由于多次力圖爭取建立合法組織——自基層到全國的“下崗失業人員互助聯合會”——，又在网上公開宣傳建立民間維權組織，大概已經被政府視為异端動亂分子了吧。根据与省、市、縣公安國保部門的接触來看，我感到我已經成了他們的監控對象。其實我個人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事情，動員工人團結起來合法維權，沒想到這也可能被扣上“破坏穩定”的罪名。但是這些就業問題啊，它關乎國計民生，難道各級政府不知道嗎？所以我認為，這個體制問題，政府要好好反思。

楊：我閱讀過你在今年1月14日寫的《強烈要求糾正修水縣政府在企業改制中嚴重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報告》，這個報告反映的是你們修水縣委、縣政府以極不平等、極不合理的買斷工齡條件，強行轉變職工身份的事情。現在這個事情的進展怎么樣？

徐：已經通過人民网“強國論壇”刊載了，而且還得到了回复，說：“您的來信我們已經收到，非常感謝您對人民日報社网絡中心的信任。您來信反映的有關問題，我們已經轉發到有關部門。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環節，建議您再反映問題時，將郵件發到以下地址：duzhe@peopledaily.com.cn。同時也請您直接向有關部門或上級主管部門反映。”現在我正在繼續征集簽名，准備之后再正式報送各級人大和政府以及“兩會”。我認為我們修水縣的這個問題帶有普遍性，希望能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楊：這個小縣城，它現在主要的問題還有哪些？

徐：比如說修水縣的經濟吧，過去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工業。以前几家老牌的知名龍頭企業，像江西宁紅集團啦、江西康順集團啦等等，由于政企不分，干部腐敗，財政索取無度，最終導致失血過多、負債累累而倒閉。比如江西宁紅集團，它的茶葉生產和加工，以前每年產值上億元；江西康順集團呢，生產的耐熱瓷，每年產值也是几千万。這些企業都有國优省优品牌，有較高的知名度，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和占有率，有良好的較高素質的職工隊伍。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如果政府不以短期行為對待企業，不為政績挖空企業，不對企業班子誘以重獎、壓以重罰來順從政府無度索取，絕不會這樣倒閉，絕不會置廣大職工的生計和合法權益而不顧，也絕不會置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甚至把國有資產流失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這是最嚴重的問題。

楊：你遞交上去的《關于申辦“中國（民間）弱勢群體法律援助中心”的報告》、《關于成立全國下崗失業人員互助聯合會的申請登記報告》、《關于申請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民間促進會的報告》，這三個報告現在有什么新進展？

徐：這三個報告至今還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任何答复。看來政府是在繼續在漠視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結社自由權利。

楊：如果“中國（民間）弱勢群體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成功，律師方面就需要相當多的資源，你作為法律顧問培訓班的結業學員，對今天大陸的律師界有何評价？

徐：申請成功了的話，律師方面，主要是需要大批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支持和志愿參与。我認為，今天的律師界絕大多數都是有社會正義感、有良知的。我所了解的最佩服的律師，像上海律師鄭恩寵、重慶律師周立太等等，這些都是一批勇于為弱勢群體維護和爭取合法權益的法律工作者。

楊：今天大陸有許多政府性質的法律援助處，你對這种非民間性質的援助机构所起的作用怎么評价？

徐：政府性質的法律援助處應該說也為弱勢群體做了不少服務，但是由于政府利益的偏向和經費的局限，只能裝裝門面，比如我就曾經向本地法律援助處求助而不得，這也是造成信訪上訪浪潮高漲的外在原因之一。

楊：你一直致力于弱勢群體的維權活動，希望民間維權走向組織化和聯合化，問題是這個非民選的政府在不斷地限制和打壓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以及其他《憲法》上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在這种情況下，民間維權如何走向組織化和聯合化？

徐：關鍵是喚起民眾的維權覺悟和民主意識。任何政府也阻擋不住覺醒了的民眾自發的爭取合法民主權利的步伐，而且民間維權正在形成社會潮流，任何社會也是由潮流來推動發展和變革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民間維權一定能合法地走向組織化和聯合化。

楊：當前大陸民間維權表現出什么特點？

徐：民間維權正在由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勢，自發的維權行動此伏彼起，但缺乏彼此的呼應和支持。當局的新聞封鎖是重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還是缺乏組織聯合，沒有能夠形成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行動。

楊：你跟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區別，在于你身體力行，并且不超出大陸和共產党本身的制度限制。那么就江西省的情況來講，還剩下哪些共產党員在堅持這种原則？

徐：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我也看到其實很多自發維權行動的發起者都是共產党員。比如2001年，當時修水宁紅集團就有60名老党員由于干部腐敗造成企業倒閉，而聯名上書、申請退党，這次維權行動當時是轟動江西、惊動中央啊。

楊：作為從事社會調查的我來說，由于接触的人、事、物、思太繁雜，知道的禁區太多，造成一种“自我恐懼”，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徐：對社會危机的認識越深刻，那么對其發展的后果就必然越“自我恐懼”，這种恐懼是出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良知和正義感。

楊：你的言論常見于《网路文摘》、《民主通訊》、《中國勞工通訊》等网刊，你如何看待這些海外中文媒體？

徐：這些网刊能夠包容各种觀點，客觀報導，有利于了解世界和中國客觀現實，它們宣傳的世界先進理念有助于指導和推動大陸的民主進程。

楊：你的言論一般比較簡短、精辟，為什么？徐：有兩個原因：一是認識水平有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講不出長篇大論的道理來；二是普通工人農民更注重簡明扼要，因此寫的文章也力求簡短明了。

楊：我一直在關注江西省的民間知識群體，比如你、徐建新、陸文這些人，現在記錄下來的江西人士在我的筆記本上就有41位，他們跟你有聯絡嗎？

徐：沒有聯絡。很遺憾我只看到過徐建新先生的一些文章，但我很敬佩他們的學識和抱負，希望他們能給我以幫助和指導。

楊：你曾拜訪過我一向敬重的孫大午和郭起真，他們兩個現在的情況怎么樣？

徐：孫大午先生后來沒有聯系上，不過郭起真先生的情況我倒很想講一下。他現在正受到當地司法腐敗的壓制，被他所指控腐敗的房管所原負責人訴以侵權。去年12月17日下午，新華區法院已經給他送達了判決，判決郭起真向馬桂臣陪禮道歉，承擔訴訟費400元，并且還要他在報紙和互聯网上向馬桂臣作出公開道歉。現在郭先生已經向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他失業請求法院減免上訴費被拒絕，是親友為他湊交的400元上訴費。他現在特別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給予法律援助，并給予道義及其它方面的支持。郭起真的聯系電話是0317-3077580，聯系地址是河北省滄州市荷花池小區5號樓404室，郵編是061000。希望朋友們跟他聯系一下。

楊：你今年已經52歲了，由于坐牢，身體也不是很好，回顧你這52年，你有什么話想講給那些更年輕的朋友听？

徐：五十而知天命嘛，對社會及其發展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中國需要民主憲政治國，需要社會公正文明，這樣國家才能和平統一，才能實現民族認同、党爭和解，才能實現民族偉大复興。我想告訴年輕的朋友們：中華民族的复興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團結奮斗和不懈努力才能實現。國家興亡，人人有責，大家共同努力吧。

——原載2004年2月2日《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