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2003年中國人權狀況分析

楊銀波

更新 2004-02-03 1:05 AM

【大紀元2月3日訊】一、2003年中國人權狀況

2003年中國人權表現出比以往諸年更為突出的五個狀況：1、鎮壓异議人士；2、鎮壓底層維權；3、清洗宗教信仰；4、控制媒體輿論；5、公民維權個案。

分開來講，据統計：其一，2003年有50位异議人士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間諜罪”、“泄露國家机密罪”、“刺探國家机密罪”、“非法為境外組織搜集情報罪”或者“密謀進行恐怖活動罪”等“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綁架）、拘捕、逮捕、起訴、審判或者執行刑罰；其二，2003年有25次備受關注的底層民眾維權活動，但這些維權活動大多遭到秘密警察、防暴公安及政府官員的鎮壓；其三，2003年當局仍然殘酷鎮壓法輪功，推行少數民族漢語化運動，以“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罪”為名大量逮捕地下宗教人士（46人以上），并且大量拆教堂、拆廟宇；其四，2003年的网媒、紙媒、聲媒、視媒均在當局控制之列，當局嚴格管制出版物的成立和管理以及境外紙媒在境內的流通，并經常檢查外國電視廣播，時而干擾海外電台信號，一些略為敢言的媒體新聞記者、作者和研究人員受到當局的騷擾、解雇、恐嚇、打罵、拘捕或逮捕；其五，2003年的中國，至少出現過或者至今仍被繼續關注著的包括香港50万人為了反對23條立法而舉行的“七一大游行”事件在內的20個震動海內外的著名個案，這一年“公民維權”成為一個關鍵詞語，因此2003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公民維權”被視為“新民運”——即新民權運動。

這就是2003年中國人權的大致狀況。從這些狀況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國際普遍認可的基本人權在中國沒有得到根本保障。突出表現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勞工權利沒有保障，以及秘密拘捕（綁架）、通過“勞改”進行再教育、強迫供罪、虐待犯人等人權問題嚴重。至于住房、就業、教育、醫療、民主選舉与民主罷免方面，問題也很嚴重：

1、由“圈地運動”所導致的房屋拆遷等土地糾紛問題，以及由企業削減退休金、買斷工齡等所導致的勞動糾紛問題嚴重；

2、就業与教育矛盾突出，表現為知識型勞力太早過剩，而在教育上當局又實行比以往諸年更為寬大的擴招政策，結果大量的大學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2003年產生的212万大學畢業生里面有無數大學生面臨“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的問題，結果導致社會過度競爭和扭曲競爭（据統計，2003年中國有322000人選擇自殺），這种結果反過來導致對教育的怀疑和否定，致使教育出現萎縮現象，如“文憑無用論”的意識流傳比以往諸年更為廣泛，北京大學才子賣豬肉，上海复旦大學女大學生在廣州出賣色相，以及2003年9月18日遼宁省營口市第五中學青年女教師李廣艷在网上發表2万多字的《中國教育界的奇恥大辱——惡魔校長龐慶振》從而引起廣泛關注等事，就是對當前中國教育的強烈諷刺；

3、教育的產業化和醫療的產業化更是激起全社會強大的輿論反對，學費高、亂收費、買賣文憑、私收額外費、賣假藥、抬高醫价等問題嚴重；

4、基層選舉問題突出表現為2003年8月底發生在重慶市城口縣坪壩鎮的“魏胜多事件”（鎮委書記魏胜多由于推行“鎮長直選”而導致被“雙規”)；

5、与民主選舉問題直接相連的民主罷免問題就更為突出，“村民大會”在相當多的農村成為一個空口號，基層政權的權力黑社會化問題和黑社會權力化問題特別明顯。

二、2003年中國人權狀況的成因

其一，制度成因。很明顯，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亦即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的國家。再加上權力黑社會化和黑社會權力化，就使得權力、資本、黑社會形成合流，這個合流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權勢利益集團。在這個權勢利益集團之外，“三個代表”和“七一講話”還將這個權勢利益集團合法化，并重新開辟了一條層層把關的通道，吸收了一大群知識幫凶和知識幫閑作為知識精英。再加上特務（秘密警察）、公安、武警、軍隊和缺乏法律保障的司法體系以及受到嚴格控制的人民代表大會，權力、資本、知識、黑社會、特務、公安、武警、軍隊、司法、立法的合流已經成功。此權勢利益集團“代表”了生產力，“代表”了文化，也“代表”了人民利益，并以收買、謊言、統戰、恐怖、暴力等手段強硬地保障和維持了這三個“代表”。三個“代表”，其實就是三個強硬的“占有”，因此，“三個代表思想”實際上就是“三個占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它發展成為“市場經濟”和“極權政治”之間的合流制度和合謀制度，也反過來體現為對否定這种合流制度和合謀制度的一切個人力量和組織力量的收買和打壓。

其二，政治成因。“三個代表思想”是中共新的意識形態，是第四代領導人必須無條件接受的統治戰略，因此在政治理念、政治操作上，胡溫不可能有“新政”。毛澤東到了110歲，關于要徹底清算毛澤東的輿論聲音此起彼伏，但是中共仍然不可能拋棄這個起點；同樣的道理，鄧小平、江澤民這兩個起點也不可能被拋棄。毛、鄧、江、胡，任何時候都是一條線，后繼者永遠不會以原則作交易，這個原則就是一党專政，它強調中國的一切都必須由中國共產党絕對領導。因此，我們看到，2003年12月8日，陝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异議人士顏鈞兩年徒刑，而這樁宣判恰恰是在溫家寶踏上美國土地后僅僅5個小時后作出的。并且，就在顏鈞被宣判的同一天，人民网、新華网、中國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要的互聯网新聞信息网站還簽署了《互聯网新聞信息服務自律公約》，強調互聯网必須接受當局的管理監督。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12月10日，四川省達州市一家法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网絡活躍人士李志有期徒刑八年。為李志進行辯護的常律師盡管為李志進行了辯護，但是法庭仍然堅持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當庭判處李志八年徒刑。值得注意的是，12月10日這一天恰恰是世界人權日。李志是一個什么人呢？他是四川省達州市政府財政委員會官員。2003年7月，他通過网吧在海外网站開設的聊天室討論中國官員的腐敗問題，并且用電子郵件將一篇有關四川官員腐敗的文章送到海外。李志一案非常典型，它不光反映出了我們普遍看到的政治暴力問題，并且它已經揭示出了“反腐敗”這個政治操作在中國根本就沒有誠意——“反腐敗”，只是借以清除党內异己的一种斗爭策略；至于其他功效，則全系隔靴搔痒、作秀加彩、殺雞儆猴之舉。

其三，法律成因。法律与制度的約束力量是整個社會的政治整合力，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除生態環境、社會道德之外的第三种支撐力量。但是我們從“鄭恩寵案”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法律在中國的尊嚴所受到的踐踏程度。在2003年6月6日鄭恩寵律師被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從家中帶走，并宣布予以刑事拘留之后，自由亞洲電台曾經做過一個相當精彩的節目，這個節目談的就是鄭恩寵被捕之后在整個中國律師界激起的憤怒抗議。《中國律師网》對此案也有長達半年的關注和討論，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公安、國安、法院、檢察院、信訪中心、看守所、監獄、律師，這些名詞在中國有著多么复雜的含義啊。律師事務所，作為非政府組織，它在面對一個強大的權勢利益集團的時候，作出的是些什么樣的選擇？沒錯，中國現在還專門成立了一大群挂號在政府這方的“法律援助處”，的确可以為一些小老百姓打一些廉价的官司，但是它只能被束縛在一個相當低的政治層面。中國沒有真正民間性質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中心”，沒有真正民間性質的工會、農會、出版社、雜誌報刊館以及宗教組織的生存空間，當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擾亂社會治安罪”、“非法經營罪”、“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罪”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划法》、《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等等法規，就可以打壓一切民間組織力量及其場所空間。法律制訂之初就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它的許多條款的模糊及其漏洞，成為權勢利益集團維護其特權利益的工具，也成為以法律的名義綁架人民、誣陷人民的冷冰冰的殺手。

其四，經濟成因。表現在三個方面：1、大肆進攻自然生態；2、大肆進行股市圈錢；3 、大肆發行國債。這三方面的領頭人都是權勢利益集團，其企圖就是以此作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同時撈取權、財、政績等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后兩者帶來的問題，比如債轉股坏帳、社會保障基金缺口、銀行坏帳、股市坏帳、基層財政赤字、資本外逃等問題，以及國家沒有國家信用，行業協會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等中介机构沒有社會信用，最后導致人与人之間以及人与自己之間沒有信用，道德體系全面崩潰等問題（諸如把自己的女儿都送給“雞頭”；喝“嬰儿湯”；強奸女小學生；初中藝術生到夜總會“實習”才能畢業；等等）。前者帶來的問題當然是自然生態對人類的反向報复，水災、旱災、蝗災、泥石流、風沙、礦難、高溫、毒气等，哪一年減少了？比如重慶：2003年7月18日～7月20日，重慶北碚、江津、城口等23個區市縣暴雨成災，17520間房屋損坏，農業受災面積嚴重，糧食減產14万吨；2003年7月21日～8月10日，重慶大部分地區平均降水量不足15公厘，比常年同期偏少80%。其中重慶巫山還出現了連續10天40度以上的連晴高溫天气，這种歷史上頗為罕見的酷暑天气，給重慶帶來了特大伏旱災害，災害范圍涉及40個區縣。全市因災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億元，其中農業經濟損失7億多元。此外，有68座水庫、近10000口山坪塘乾涸，600多條溪流斷流，各水利工程的實蓄水量不到應蓄水量的一半。農作物受旱面積近80万公頃，水產養殖斷水面積20000多公頃，損失成魚5000多吨，300多万人畜出現飲水困難。全國各地的圈地運動，更是加重了中國的貧困問題、負擔問題、土地問題、拆遷問題、移民問題、教育問題、就業問題等，其危險程度將在今后直線上升。

三、2004年中國人權狀況的前景基于以上分析，我對2004年中國人權狀況的前景持悲觀心理。由于制度、政治、法律、經濟對整個社會的全面破坏以及這些成因在整個社會的持續運行和由此導致的周期性的惡性循環，中國的前途已經無法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整個社會就像被中國共產党這個瘋狂的司机開動的一輛火車，車里面已經毒煙彌漫、爆炸四起，但是這個一點也不負責任的司机還在為著他夢中那些更多、更大、更丰盛、更滅絕良心的集團利益，瘋狂地把這輛火車撞向火焰噴突的火山。即便這個司机不再開動這輛火車，或者跳下火車私自逃离，那么這輛火車還是要按照它的慣性繼續向火山撞去。意識形態決定了這一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深置于每一個公民頭腦里面的意識形態，從大面積看，現在只剩下兩個字：混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被扭曲、篡改、粉飾的最后一層薄紗，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以及人權、憲政、法治、公正、正義等意識在不斷地生長，又在不斷地滅亡。

拜金主義倒是名副其實地盛行。整個中國就像一個沒有長眼睛的人一樣，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2003年的中國，是悲痛的一年，是瘋狂的一年，是白色恐怖的一年，是所有希望都被漸漸碾碎和所有危險都在漸漸浮現的一年。

至于那些在這一年里面真正生長在我們心間的人，除了在中國的中層和下層生長出了一些覺醒的萌芽之外，最后還是依舊給這個快要結束的2003年殘留下了深深的無可名狀的劇烈疼痛。讓我們再一起來念念這100個人的名字吧。他們是：

北京：蔣彥永、楊子迪、李銳、方覺、劉荻、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何德普、張純珠、葉國強、徐永海、王力雄、李姍娜、劉鳳剛、張胜其、葉繼飛、華惠棋

上海：鄭恩寵、蔣美麗、蔣忠麗、王明清、孫東明、戴學忠、韓立法、桑堅成、徐國興

遼宁：姚福信、肖云良、王兆明、龐慶祥、王大偉、姜力鈞、孔佑平、李廣艷、李寶芝、鈕中芳

湖北：孫志剛、杜導斌、李衛平、劉飛躍、楊培權

四川：李思怡、黃琦、歐陽懿、李志、趙永

重慶：魏星艷、魏胜多、羅長福、張偉、左上文、歐燕、杜紅旗、李廷英

河北：孫大午、蔡陸軍、康福亮、陳國振

龐光照、尹若瑟、李書君、王炳章

陝西：趙常青、顏鈞、楊新滿、楊培滿、楊培彥

西藏：活佛阿安扎西（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讓鄧珠、次仁鄧珠、尼瑪扎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