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9日訊】在今日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已經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形成了一種可觀的思想力量。然而在中國，自由主義也引起不少爭議。批評者質疑作爲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有生長的基礎，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否有內在的資源與動力。學界有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還有人提出社會民主主義，以與自由主義相區別。另外則有一批經濟學家，主張在現階段限制個人權利，在威權統治的主導下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此主張也有人稱爲新自由主義。我以爲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有必要追溯我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余傑在“盧躍剛的恐懼”一文裏寫道：“盧躍剛（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作者——引者注）曾經對我說，他不怕‘屢戰屢敗’的結果而堅持‘屢敗屢戰’，並非認爲自己有著‘無冕之王’的桂冠、有著‘青天大老爺’的權力，而是源於內心深處的恐懼。他說：”今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幫助這些長期被嚴重忽視、被欺辱、沒有能力主張自己權利的弱勢群體，改變他們的命運，才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個動機遠遠大於對抽象理念的追求。‘我能夠感受到盧躍剛所說的’恐懼‘，雖然他是一位我們這個時代罕見的’俠之大者‘，但他依然無法逃脫這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的支配。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堅定的價值立場，並不是來自於勇敢無畏，而是來自於恐懼。“

余傑談到恐懼，談到來自恐懼的精神力量和價值立場。這和一位美國學者的觀點頗有相通之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N.Shklar）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不同于基於自然權利的洛克式自由主義，也不同於基於自我發展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史珂拉式的自由主義是恐懼的自由主義。她的自由主義理念首先來自對政治迫害的恐懼，由此引出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堅定立場。這種自由主義不依賴於某種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天賦人權概念），也不依賴於某種廣泛的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道德理論）。這種自由主義主張寬容，鼓勵多元主義，而支援這兩者的認識論基礎是懷疑論。

誠然，史珂拉的自由主義沒有提供最大之善，但是它堅稱殘酷行爲——引起恐懼的殘酷行爲——是最大之惡。它認爲政府是殘酷行爲的最大執行者，它對貧者弱者和持異議者尤爲關注，因爲他們最容易遭受政府殘酷行爲之害。這種自由主義並不要求政府是軟弱的，它要求政府是有限的。史珂拉寫過一本論述人性諸惡的書（《OrdinaryVices》），其中把殘酷列爲諸惡之首。

我在《中國民運反思》（1992年）一書的序言裏，回顧我自己的心路歷程，和史珂拉的觀點倒有些不謀而和。我寫道，在我形成自由主義信念的思想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最爲重要：一個是我對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首先是對政治迫害的強烈反感；一個是我對於人類理性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我強調，我的自由主義信念並非直接來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因爲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的文化傳統，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裏獲得這一精神資源。我們的自由觀念是産生於我們自己的經驗，産生於我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著深厚的自發性和內生性。新左派也好，社會民主主義也好，只要他們都對殘酷的政治迫害懷有強烈的恐懼，從而把保護個人權利與限制政府權力置於首位，他們就不是在自由主義之外，就不是和自由主義相區別；因爲正是自由主義爲他們提供了共同的價值平臺。反之，那些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現象無動於衷，從不挺身抗議的人，不論他們怎樣自我標榜關懷大衆，或者也以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居，實際上他們都絕非自由主義。毫無疑問，那些對政治迫害不感到恐懼和憤慨的人在人性上是被扭曲的。

──轉自《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