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繼海訪談錄:民間網聚(上)

楊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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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6日訊】簡介:王繼海,網名北海舟,1949年7月出生於上海。1969年3月,至江西插隊,其後從事生產隊民辦小學教師工作。1974年,因病回到上海,於菜場工作,並至五七干校培訓、工作。1981年,至豫園商場工作。1985年,獲得華東師範大學自學考試及上海市南市區業餘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專)文憑。1995年,於豫園商場辭職回家,以炒股等謀生。2002年,接觸互聯網。現為民間網友聚會活躍人士,熱心於鼓勵和支持民間發展,致力於網絡虛擬社區向民間現實社區的轉型。本訪談錄經王繼海先生親自核對後發表。

■王繼海訪談錄(上)

(一)星火燎原的民間網聚

楊:據說大陸目前的民間網聚已成星火燎原之勢啊。

王:是啊,特別是這一年來,僅我們天涯社區的《關天茶捨》來說,已經有10多個城市進行過這種聚會,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杭州、西安、成都、武漢、濟南、溫州、合肥、揚州、南京、重慶等等。從單個城市上海來說,據我所知就有不少這種類似的聚會圈子,比如天涯社區《關天茶捨》,天涯社區《上海版塊》中的梅隴地區等,原《大地網》上海版,上海《熱愛家園》社區,等等。至於同學會、同鄉會、球迷協會、驢友背包沙龍之類,就更是多如五月的山裡紅啦。

楊:民間網聚怎麼會這麼快就搞得這麼熱烈?

王:格局在起作用。一個是因為「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引進有效監督與借鑒商業競爭已經成為必然;另一個是隨著民營經濟與獨立階層的不斷成長和比重的增加,要求發聲、要求通過社區維護自己的權益的趨勢已經迫切地放在眼前,比如浙江民營企業家特意做廣告徵集人大提議,大午集團下的農村新氣象,等等。如果說文革思潮的化解與土地承包及下海有關,而「六.四」後的沉淪是與股市的興起有關,那麼社區的興起則是防止類似文革悲劇發生的最有效的全局性的格局,當局不能不就這個問題早考慮與早安排。要走出輪迴,必須結束「一盤散沙」、「包辦一切」、「一條線直通到底」的佈局。

(二)專制之下的民間網聚

楊:可是這種民間網聚畢竟是在專制體制之下展開,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明白的背景。王:是的。由於長期的專制慣性,這種早應結束的佈局,卻因為各種原因而遲遲不能形成;更有甚者反而視之為畏途並大肆封殺。我們希望在全社會中逐漸形成健康的社區氛圍,應追求在政府與民間的互動中得到諒解,讓體制內外一起來參與和共建,而不是提防與封殺。不過正如任何新興力量必定被各種保守勢力壓抑一樣,這種發展必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多元社會必然打破一統天下的格局,必定會在促進社會進步時給社會的毒瘤以難堪,而在利益集團即主流政治思想框架之下,被給予壓迫與打擊是必然的,因此反覆與起伏也是可以預知的。

楊:那麼民間網聚可不可能在這種「反覆與起伏」中被完全地封殺掉呢?

王:不可能。由於客觀條件的充分具備,民間網聚的趨勢將不可阻擋。因為我們無法相信當局會願意回到石器時代,因為今天的中國關掉互聯網就意味著自我崩潰,並將隨著時間的推延而更加如此。在此,我首先想說明的是我上網也晚,而實際參與網下的聚會也僅僅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從旁觀者到參與,再到積極投入,這是一個「自然」而又「被推動」的過程。其中,對我影響比較明顯的是溫克堅和秦耕。他們給了我積極的影響,我們上海的「准社區活動」的開創與發展都離不開他們。我們現在相對走在前列,所做的其實只是一種「順勢而為」、一種「自然發展」的必然,我們不去做也必然有人會去做。因為,社會發展到今天,先覺悟起來的公民有這種內在的迫切的交往與交流需要,僅從人需要一種歸屬感、需要一種「迫切被同類認可」的心理來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們迫切需要,而硬件具備,這個條件已經完全爛熟了。所以,我們僅僅是在做社會迫切的需要的事情。

楊:民間網聚到底起到怎樣的作用?

王:這個「作用」不是我們設想的,而是自然產生的。首先在形式上將是多樣的:可能是完全是自發的,比如目前公園中的外語角形態;也可能是半社區式的,比如公園中的歌詠會;也可能是社區式的,比如公園中的木蘭拳協會;當然,不排斥在開放社會將形成時出現的正式社團組織。但不管怎樣,都有利於社會多元結構的催化與形成,都將抒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與不平、苦惱與苦悶。宣洩或者彙集平衡社會矛盾,權作社會穩定的平衡器。當然,當社會自身無法自我平衡,無法抑制不公與罪惡時,無法繼續促進自省與改錯時,他們又將承擔起一個共同發聲的共同利益的集合體,一個有序的自身內部整合平衡體。而眾多社區的博弈平衡,將避免如文革時的「一邊倒」式的震盪,從而大大減少社會的震盪,將損失降低到最少。而時下,我們這種網下活動主要是放在交友娛樂、交流探求思想上。

(三)歡迎光臨的民間網聚

楊:談一下你自己的網聚體驗。

王:除上海外,我曾出席過杭州、武漢、濟南三地的網聚,有幸與各地網友相會,並因此與溫克堅、李彪、杜導斌、李建強等網友相識。我們所有的網聚都是在酒家或茶室等營業場合進行,聊天也好,講座也好,還冠之以「腐敗」,即暗隱我們所做只是官場上習以為常的通行作法。因此,我們把不少精力花在了這些無聊的安排之中,做了不少「多花錢少辦事」的蠢事。但是,我們已經考慮到了其中的高成本與影響擴展的不便,我們將努力來作好安全與質量提高以及下降成本的平衡工作。我們將學習與借鑒北京的專題講座形式,也希望今後能發現更合適、更多樣的形式,讓更多的網友坐到一起。

楊:據我瞭解,現在北京基本上是「半月一聚」,學者、專家、作家、律師、編輯、網友等廣泛參與,但是當局日益害怕公眾這種聚眾性質的合法行為和合法要求,部份網聚也曾受到過阻撓。

王:當局對此擔憂,這是在情理之中的。社會矛盾尖銳化加劇,底層焦躁不安,社會的可控性在不斷弱化。告密制度的崩毀,核心階層的忠誠度的失缺,都在說明中國的統治在弱化。所以,如果不再徹底改革,而要繼續維護這個傳統制度的話,那麼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強特務統治。但是,歷史上沒有過因此而成功的經驗。我想,不管當局如何監控民間網聚,都是不可能將其壓制下去的;而理解、對話、互動、讓權、引導等等,才可能達到雙贏的方式。

楊:在上海,比如你、張邁、秦耕、徐振軍等組織的網聚,這些活動的主題目前只能限定在哪些底線上?

王:底線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但是不約而同的心線還是有的,總的來說是在當局容忍的地步下開展。據我出席的網聚來看,大家的底線其實也是思想論壇的底線:比如在公眾場合下公開舉行,比如不言及暴力革命,比如不言及成立組織,比如不直接攻擊黨和國家現任領導人本人,比如不接受國外的資助,比如不允許成為攻擊網友私人私情的場所,等等。我在上海還沒遇到甚麼突發話題;在濟南時,記得有人剛提到比較激進的話題時,就被主持人打斷,並重申網聚將遵循「和平與理智」的原則。

楊:你在召集網聚時,一般都要講明「請相關部門的同志光臨指導」,那麼這些「同志」到底有沒有「光臨」過呢?

王:其實,這只是一種開明的做法——與其神秘兮兮,還不如配合。因為在今天的高科技下,他們想知道甚麼其實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了。而且我們也完全相信,我們所追求的也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所信服的,只是由於利益的不同,受地位與工作所迫而已。所以,即便他們出席我們的講座與聊天,對我們也並沒有甚麼損失。換句話說,如果不寫上「請相關部門的同志光臨指導」這句話,那麼我們也並不能阻止他們的關注與滲入。我寫上這樣的話,只是表明我們的善意與合作。光臨是有的,也有室外陪同全程的。真辛苦他們了,如果進來吃上一口熱湯,可能也可以減少一下大家的一分隔閡嘛。所以,上海的聚餐也學上了這麼一句——「歡迎光臨」,哈哈。

(四)周正毅案及上海人的生存狀態

楊:下面,作為一個上海人,我想請你來談談你們上海的「周正毅案」。這個全世界著名的案子,使我們看到了上海目前最突出、最氾濫的矛盾——官商勾結、權錢腐敗,你對上海這種突出矛盾是不是感到很緊張?

王:上海開埠以來在中國的地位日高,特別是隨著浦東的開發,上海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的突出地位,上海已經穩處中國的金融中心。因此,「周正毅案」也愈發成為媒體的焦點,官商勾結、權錢腐敗到處有,但是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不是因為程度的嚴重,而是因為所處地位的重要而受到舉世矚目,在這個背景之下的「官商勾結、權錢腐敗」就顯得更為可怕。感到害怕的,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內幕或者即為內幕的人。正如圍城中的花天酒地,多少人是在抓住最後的瘋狂而盡情地享受。而普通百姓苦悶於房價高矗、保障失落中,還有多少精力與心情去關注這個圍城內的虛弱與絕望呢?但是,我們知道,上海曾發生過「四.一二」與「一月風暴」等重大歷史事件。上海人的敏感、精明與務實也是全國有名,因此,也可以說更多的百姓是心知肚明,只是不說而已。就我個人來說,因為所知信息有限,而曾經歷過社會的變動,所以也談不上「緊張」二字。如要說有甚麼擔憂,最為擔憂的是中國的金融情況,這並不是說政治問題不擔憂,而是金融問題的現實性以及它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中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特殊地位。如果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有涉及全國各階層災難的事件的話,那麼問題很可能就會出在金融危機上。

楊:我還想知道鄭恩寵律師的一些情況,他的家人現在怎麼樣?他的案子現在進展如何?

王:我是從網上得知鄭律師的。他仗義執言、忘我與執著地扶持弱勢者權益,為此他與他的家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這種精神就更是可貴。今年1月初,我曾有機會陪同而去看望了鄭夫人蔣美麗女士及其家人。那次交談與傾聽,加深了我對他們一家的敬意。鄭律師且不去說,他的家庭目前正受到各方壓力:蔣夫人一個半百的女性,在擔憂丈夫身處囹圄的無限悲痛的同時,還時刻被監視、被跟蹤、被調查。鄭律師的女兒今年將面對高考,因為受到不知真相的同齡人的冷嘲熱諷,而感到時時抬不起頭來。但是正如絕大多數的壓力只能是轉化成倔強與奮起的動力一樣,我在蔣夫人的面前見到了自己母親年輕時的影子,一個冷靜面對逆境、倔強向前看的好妻子、好母親。鄭律師面對的不僅僅是如周正毅這樣的黑心商人,也不僅僅是不公正的條例、幕後的貪官,其實從深處分析事件的客觀意義,更是面對一個弊病叢生的官僚體系與金融黑洞。由於這些原因,雖然以郭國汀為代表的律師在為之作各種努力,但目前還看不到還原事實真相的契機。不過,紙總包不住火,事實的真相總將大白於天下,曾被鄭律師扶持與幫助過的500多家動遷戶們總有一天會開口的,所有的材料也都將還原其本來面目。

楊:你周圍的上海人是一種甚麼樣的生存狀態?他們對外地人是甚麼態度?

王:普通人求自在的生活而不得:競爭與保障系統的全面更新,使不少人面臨再就業、再培訓的困惑;收入追不上費用的提高,特別是醫療費用的增加,讓不少多病的家庭陡生危機感。而不少白領則是盲目追求時尚,同時心力焦躁、疲憊。上海原來是個小縣城,絕大多數上海人也是外地人來的。我父親的童年就生活在農村,後來才來上海與祖、父輩生活。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城市,包容性與兩極分化共存。在城市面貌的巨大的變化之中,更多的百姓認識到上海的今天也是外地人包括民工們的貢獻。外地優秀人才的出色而富有競爭力的表現,也讓上海不少「小皇帝」出身的青年刮目相看,獲得了應有的尊敬與關注。上海《關天茶捨》網友中土生土長和非土著的,也幾乎是一半對一半。大家用普通話交流也並沒有人從中分別甚麼。走在馬路上,對乞丐的態度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應出對外地人的態度。從我見到的來看,大家對此是比較寬容與同情的。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他們中有人以此作為一個「職業」的做法。

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鬥志週刊》。(//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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