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簡介：楊春光，詩人、詩評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於遼寧省盤錦市。1976年底，應徵入伍入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隊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先後歷任三局情報參謀、某集團軍情報室主任、某師軍史幹事、某團政治處幹事等職。1985年底，涉足詩壇。1986年3月，創辦並主編全國解放軍第一家軍旅詩歌報《新星詩報》。1987年初，在海南島主持召開全國文學社團首屆大聯合會並當選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為軍官親身參與學潮平暴後期的活動，並於「六．四」平暴前後寫作抗暴詩歌《太陽與人和槍口（組詩）》。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門秘密逮捕入獄。1991年獲釋出獄後，致力於後現代先鋒詩歌的寫作和理論研究。1994年3月，與高鵬舉在河南創辦《空房子詩報》。1996年～1997年，編選和出版《中國當代青年詩人大辭典》等，後被公安政保部門截貨並全部（3000冊）沒收銷毀。1998年9月～10月，隻身投入遼寧組建中國民主黨的活動。1998年10月11日，在遼陽遭暴徒襲擊，險些喪命。2002年8月，在鄭貽春的資助下，購買二手電腦上網，與海內外知識群體接軌。2002年年底，被設於美國紐約的「世界自由作家評獎委員會」提名為2002年度候選人之一。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詩稿數百萬字，因其「鬥士風格」，被譽為「大陸李敖」、「當代李逵」。本訪談錄經楊春光先生親自核對後發表。

■楊春光訪談錄（下）

（九）反思20年紅色共產主義

　　楊銀波：現在來專門談談你的經歷。現在看你年輕時候的事情啊，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一直到20歲才放棄極左思想。反思這20年的歷史，是甚麼教訓？

　　楊春光：當然是被紅色共產主義思想愚弄的沉痛教訓！現在我常常充滿著極端的犯罪感和無法挽回的自責心。就像你說的，年輕時候的事情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荒唐的是我並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當年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堅持正義的反潮流英雄。我10歲就成為全地區學習毛著積極份子之一。13歲自己自發組織紅小兵團，是全國最早的首創紅小兵組織，併發表《戴上紅小兵袖章以後怎麼辦》，曾引起全國專題討論。15歲寫信給毛遠新、江青等，提出列寧主張的「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建議毛、江派由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佔領並管理學校，並很快在全國城市、農村由根本不懂內行的外行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學校。我還積極帶頭反對文化考核制度的回潮，被我趕走的中學校長就有三任，一個學校完全由我一個學生控制……。這些瘋狂的極左事件真是讓我幹得「登峰造極」啊。

　　楊銀波：所以現在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講，你們這一代是最危險的一代，歷史的陰影籠罩一生。

　　楊春光：一個人的世界觀的形成，實際上是受知情權、知識權和受教育權決定的。我是文革紅色風暴中開始形成世界觀並長大的一代，是停課鬧革命、反對知識的僅次於紅衛兵的紅小兵一代，是越窮越革命、越有知識越反動的一代，因為那時只有這種「極左知識」才可以極度開放，那時只有馬列毛魯的書和張春橋、姚文元及江青的言論或梁效的文章才能讀得到，其他全部「焚書坑儒」。凡是一個求知進步的青少年，你當時除了被極左思潮洗腦之外別無選擇。就是我從父親那裏偷看的少量禁書，像唐宋詩詞和古典名著等等，包括魯迅的未公開出版的書和打入地下的《紅巖》、《紅旗譜》等，這些也只能成為我思想中非主流的參照系或是小小的螢火蟲，它們也只能成為將我的思想從極左中轉變過來之後的重新調動起來的少年知識，而並不能成為我的徹底的自由思想的啟蒙。

　　楊銀波：那種「極左」，到底有多左？

　　楊春光：那時我是從心眼裡認為，只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與最偉大的人，我所接觸的父親也是一個真正最勤政愛民的基層共產黨員幹部形象，我所片面知道的被群眾打倒的走資派都是令人痛恨的官僚主義者。我還從小立志長大後想法去美國革命，解放那裏的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因為我儘管知道中國人民很苦，可聽說美國人民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比中國人民還苦啊！儘管我當時是比別的孩子更肯於求知的孩子，可我當時求知越多，也只能對極左知識求知越多，正像狼孩被投放在狼群中生活，他也只能接受著狼性而長大，只不過他重返人間肯定比純狼崽更容易轉化為人而已。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如果我不是上大學開始從文學藝術作品中不斷求知，我說不定成為極左路線的殺人狂。我現在仍是一位沒有退出共產黨的黨員，但我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傳統原教旨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堅定叛逆者。

（十）1989年被捕與監禁

　　楊銀波：可以向我講一下你在1989年9月9日被捕時的情況嗎？

　　楊春光：那次被捕，可能是「六．四」運動的重犯中最後一批被捕的了，因為在7月份基本上該抓的都抓了。由於我畢竟是搞情報出身的，我當時既要表達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又要儘可能地隱蔽自己，所以在寫作和散發《太陽與人和槍口》這組抗暴詩的時候，我就採取了以「陽曉明」為主要筆名的一系列筆名的方法，簡介是：「陽曉明，筆名任明、鏡湖、耀陽和淵渾等，男，33歲，大專畢業，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的青年詩人，一生為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而戰。地址：中國當代為自由民主而戰的抗暴作家聯盟會。電話：8964。」在技術上，我找來一些小孩子寫了帶有「遼寧省作家協會」信封的封面，並為防止留下指紋而全部戴手套處理的，還親自穿上軍裝到我家鄉臨近的營口市寄發的。這組詩寄出後，立即在抗暴洪流中廣為傳誦，許多院校的學生就是朗誦著這組詩進行抗議屠城的。當時中共最高決策層非常惱火，中央政治局緊急開會研究，嚴令全國必須查出並嚴辦這組詩的作者，還懷疑這組詩的作者是抗暴組織的頭頭。最開始在遼寧作家協會中嚴查，後來在營口市文聯中嚴查，沒有結果後便在全省各文聯中嚴查，結果查到盤錦市作協這裡時，時任作協主席認證和揭發「只有楊春光有這個水平和風格」，所以包圍圈便一下子縮小到了我的頭上，再從我身邊的詩人孫櫻的未婚妻馬英身上入手，馬英當時是遼大高自聯的宣傳部長，如此這才全面摸清了我的底牌，開始逮捕我們。被捕之前，市委和團市委都有人從側面給我通風報信，我和孫櫻、劉全躍等人本來想從海南島逃往台灣的孫櫻舅舅家的，但沒有來得及準備好，就被提前被逮捕了。

　　楊銀波：後來的監獄生活有沒有受到殘酷的折磨？

　　楊春光：相對而言，好一點吧。我被捕後，立即被單獨羈押到外地看管，其他被捕的還有孫櫻、劉全躍、馬英和李某某等人，都分別看管在當地的兩個看守所。我在羈押期間，卻意外地遇到了一個同情「六．四」的好心監獄長，他對我實行了特別照顧，頓頓專門給我做細糧和好吃的東西，還出主意讓我裝風賣傻，並由他們的獄醫鑑定配合，為防止我被逼招供連累更多的好人。我如此辦理。父親也意外地配合我，怕我精神不好，便讓公安給我送來專治精神分裂的藥物，公安基本信以為真，由此沒有首先突擊審訊我，而是先行審訊我的同案犯。三個月後，才從他們的口中對證提審我，之後我被押回本地關押著劉全躍、馬英和李某某的看守所。回到本地這個原來關押過張志新的看守所後，我當時看到我們的同案犯受到了與刑事犯同樣的非人待遇和折磨，我便為爭取同案犯的吃細糧和少受非人折磨而開始決定絕食抗議鬥爭，可我絕食到第七天就脫水昏迷過去了，經獄醫搶救過來，並由遼寧省公安廳派人來，還基本答應了我的條件，同案犯們才從此也都得到了吃細糧等的生活改善。我也從監獄中提出，到外面做犯人的托管，由此基本半自由地再無受到非常迫害。我的同案犯也在相繼半年之內都釋放了，只有我一人在裡面坐了一年的獄期，後來在英國首相梅傑等政要的外交活動中被呼籲釋放。

（十一）1998年遭暴徒襲擊

　　楊銀波：1998年10月11日你在遼陽被打，這件事情當時震動海內外。到底是甚麼人打你？為甚麼要打你？

　　楊春光：我在遼陽被打，這是有動機、有計劃和有預謀的組織犯罪作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0月8日，我從家鄉盤錦到遼陽姨娘家探親，此行準備到鞍山訪友王文江，但沒想到王文江外出辦事還沒有回來，我就在姨娘家住了兩天。10月10日，打電話給我身在鐵法的朋友姜力鈞，準備去鐵法市，並訂了時間為10月11日早上4點多鐘的火車。10月11日早晨4點左右，我從姨娘家出來，剛走出不遠，就發現後面有兩人跟蹤，我並沒有在意，就順著鐵道向著火車站方向走去。當我走到一座鐵路橋的時候，發現有兩人站在橋中間，一個中年男子穿著迷彩服，手裡拿著對講機在通話，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也穿著迷彩服，他們都手拿警棍，我繞過他們走過去，剛走出一兩步遠，就聽後麵人叫喊：「楊春光！」當我剛要回頭時，就被當頭一警棍打倒在地。隨後，這個人邊打邊喊：「打死他，好好教訓他！」我拚力掙扎起來，對他們說：「你們要錢，都給你。」然後一個暴徒說：「誰要你錢？」又被暴徒的警棍打倒。這伙暴徒用警棍向我的腦部猛擊，好像要制於我死地。在第二次與暴徒搏鬥中，我又被打倒在地，頭部已經血肉模糊，一動不動了。一個暴徒說：「這人不行了，可能死了，走吧。」隨後，這伙暴徒扒下了我的上衣，拿走了我的公文包。

　　楊銀波：公文包裡有甚麼東西？

　　楊春光：有身份證、記者證、軍官證、通訊錄、建行信用卡，還有一本我著的《後現代主義詩學研究》、政治抒情長詩《最後的東方紅——我的中國》以及兩張《空房子》詩報，但褲兜裡的現金500元卻奇怪地原封未動。這使我隨後用這部份錢住進了搶救醫院。我甦醒過來後，從血泊裡站了起來剛走幾步，就被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個子用手槍逼住，小個子持槍說：「你跟我走一趟！」我說：「我是被害人。」並向他講明情況，要求他幫我報警。小個子說：「我不管這段的事。」當時來了一些群眾，有人在路邊的電話亭打110電話，110電話說不管，這時人越來越多，小個子收起手槍便走了。我曾幾次攔車，都沒有人敢停下來，自己挺著走了一里多路，而後發現有一輛出租車尾隨著我停下來說：「我看我來救你一命吧，我一直尾隨著你，可開始有公安，我不好管。」到了遼陽急救中心進行搶救，當時我頭部大量出血，毛衣都擰出了血水。醫生當時說：「你的意志力強，能從血泊裡站起來，換一般人怕是沒命了。」我的親屬得知後，到醫院瞭解情況，並向110報案，110說不管，又向遼陽市公安局報案，市局說歸白塔區分局管轄。隨後又向白塔區分局報案，他們說：「這事多著哪，傷好後到這裡說一下情況。」

　　楊銀波：最後醫院檢查出來，傷得到底有多重？

　　楊春光：全身帶傷啊，最主要的是頭部，造成腦部裂傷十幾處，縫合三十多針，面部右眉骨處有明顯的創傷，縫合十幾針，右眼全部臃腫，看不見東西。由於流血過多，面色蒼白，說話無力，身體極度虛弱。這件事使我不禁想起1994年創作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名字叫《別無選擇》，它正好應驗了這次事件的情節。我給你念一下吧：「它們剎時都瞄準了我的頭部，那麼就讓它們朝我的頭部壓過來呀。壓過來吧，因為它們早就想從我的大腦穿過，把我的思想搞亂，或者從根本上不讓我再有思想、再有反對意見。我在這場注定的車禍之前，早就聞到了、品嚐到了自身肉粒的腥味，也嗅到了我的腦漿飛濺的膻氣和苦澀，知道自己的劫數肯定難逃如此的預謀、如此的黑手。為此我挺起胸膛，迎上去，再迎上去，迎上去。我別無選擇！別無退路。一輛汽車朝我駛過來了，這次我騎上自行車朝它迎面撞過去，因為上次是它無意中放過我一馬。我躺進醫院昏了一天，又神奇地活過來了。我覺得這樣對它不公平，它，無法向它的上級交差。它可憐，我不能不成全它。為了它，這次我一定要一頭死在它的手下，我不能再給它意外了。我蹬緊齒輪，加足馬力，瞄準了它，狠狠地向它一頭撞過去。只聽轟隆一聲巨響，我自行車的三角架與我的頭骨和腰骨一同撞裂，像導彈爆炸一樣，濃煙沖天，血肉橫飛起來。我的思想，頓時長成了一棵好大的樹，踩著地，擎著天。我，就這樣死了。我也還能在陽光下呵護著過街的群眾。我別無選擇！我只有拿頭迎上去……。遠處，一輛汽車又開始第三次兇猛地向我駛來了，我知道我生時沒躲過去，我死後也不用再躲了。躲有甚麼用？橫豎能躲的也無須再躲。我照例迎上去，我靈魂的大樹是照例不可根除的！不可被強暴取締的–石碑！我別無選擇……我選擇了這場車禍。」這首詩是我在出事前四年的12月25日在盤錦寫的，跟四年後發生的事情不謀而合。

（十二）2002年獲候選人提名

　　楊銀波：你獲得過「世界自由作家評獎委員會」2002年度候選人提名，當時是怎樣獲得提名的呢？

　　楊春光：那次提名，主要是旅美著名英雄詩人黃翔夫婦和旅美自由作家王渝女士及鄭義先生、鐵風先生、茉莉女士等的大力提攜與介紹的結果，但我沒有被授予。這說明我的條件和資格還不夠，還須繼續努力。

（十三）苦不堪言但又毫無怨言的家庭

　　楊銀波：沒估計錯的話，你太太今年才剛滿23歲，她能夠感受到你作為一名政治敏感人物將帶給她的心理壓力嗎？

楊春光：她是比我小了幾乎三代的人，但我們現在沒有明顯的代溝。她是一個古典型的溫柔賢惠的，沒有脾氣也沒有俗氣的，一個很少見的心地善良的美麗好女孩。我遇到她簡直是神仙的造化和天賜的良緣。我們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小寶寶，雖然我們的生活苦不堪言，並在經濟上已經達到幾乎崩潰的邊緣，但我們在共同的相依為命的維持中，彼此毫無怨言，至今也信守如初，而毫不動搖。她僅僅是個初中畢業生，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愛好，對文學、詩歌與政治也不怎麼懂，所有的，只是對我的感情，和對一切正義與善良事業的與生俱來的本能理解和良知支持。她也本能地知道我所從事的事業的隨時危險性，有小孩後也常常叮囑我要為孩子著想，但她從來都相信我會為之好好把握的，對此不是那樣庸俗和怨言頗多，除了默默無聲就是笑臉盈盈。以往女人都是在這方面不能容忍我才分裂的，她可能會是世家女子中的一個天生尤物的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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