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賀蘭報導)“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 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爲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麽‘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爲，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由於不堪種種苛捐雜稅的重負，多次上訪，結果招致地方政府的大規模鎮壓，迫使上千村民逃離家園，這就是發生在一九九四年的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
“人民公僕”的冷漠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一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爲著名的黃泛區，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而白廟鎮就是這個貧困縣裏最貧困的地方。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裏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過去，沒有一家鄉鎮企業，這裏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爲生。在直通外省的公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著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大蔥的價錢一斤僅賣六分錢，一板車蔥也就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一點，也只賣到一斤一角錢。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裏只有飯，沒有菜，我們問他，這麽便宜的大白菜爲什麽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一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賺了一毛錢嗎?”
二OO一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每人每天的收人不過八毛錢。儘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還是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此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都是王營村裏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一次，王洪超的母親因爲交不起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村支書高建軍便搬走了他家的電視機。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去鎮裏討個說法，但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才終於懂得了什麽叫“推諉”，什麽叫“糊弄”，什麽叫“對人民群衆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高建軍不僅拒不歸還電視機，還再次闖進王家，推走了他家一輛自行車。
此事在村中一下激起了公憤，村民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一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被一改再改。“稅費卡”有兩本不同的賬，一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一文錢不能少；一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由於鎮裏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於是，三人橫下一條心，決定去找一把手縣委書記張西德。但是這回他們連張西德的面都沒有見上，就被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給轟了出來。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直接進京，雖然會承擔很大風險，張西德對此也絕不會善罷甘休，可最後大家還是決定進京上訪。
進京上訪
這回依然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作爲王營村的代表。在中辦國辦信訪局和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都允諾將儘快解決，而且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主動爲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直接去找省農委的一個單位。儘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們都沈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但是他們也明白，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裏。
三人回到安徽，顧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省減負辦的同志聽了三人的陳述，當即寫了一封信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一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衆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複雜。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縣紀委調查組在查鎮村兩級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一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裏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裏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還發現鎮裏隨意平調或挪用村裏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爲，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從縣委書記爲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裏，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王俊彬被土地管理所突然解雇；王向東和王洪超去鎮機關“清算賬目”，結果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一頓毒打。村民們看到退款不過是虛晃一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張西德一看來了這麽多村民，首先就變了臉，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有本事你們就往上找!” “你們儘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於是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馬上要抓人”的消息。
武裝鎮壓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十一點多，白廟鎮派出所民警悄然進村，來抓村民上訪代表，被村民發現。當王營村村民知道他們的企圖後，群起激憤，把他們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誰也想象不到，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儘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幹警和搜查槍支”爲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地從縣緘開出。車上駕著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裏拿著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村民們聞風而逃。一些不跑的，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誰知，公安武警一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獵跳牆的吵鬧聲。
爲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再次進京。他們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住下不到半點鍾，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捕。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裏，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二十四小時反銬起來。吃飯時，就只能像豬狗一樣伏在地上，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著的一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著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常被驚出一身冷汗。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幹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也讓他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一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縣紀委又開除了王俊彬的黨籍。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進行審判，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終於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裏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裏，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已無法繼續讀書。於是他想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一切不實之詞。
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卻發現法庭上宣讀的所謂他們的“證人證詞”都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邵喜英說，“四二”那天，她很早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而且她是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和王海潮的證詞也是用欺騙的手段得到的。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當時都不在村裏，一個在河南，一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一九九四年底，王洪超領著七十三位王營村村民，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衆的血腥罪行。但是，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調查組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彙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等六人統統稱作“罪犯”。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裏一個鼻孔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
跪倒在國旗下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飛來橫禍。九月一日，三百人的“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 工作隊在王營村亂征亂罰，還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這件事讓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一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一次，上訪的村民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他們沒有退路，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十月二十七日，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田橋鄉和白廟鎮一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衆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麽樣的一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採取行動了。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一個調查班子，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一天，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夥前呼後擁地接回村。
一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
王營村村民的遭遇只能是農民案例的其中一個，而表面的平靜，往往掩蓋的是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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