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報道) 三年前，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曾引起中國社會和政府對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所謂”三農”問題嚴重性的廣泛關注；今天，安徽作家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合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再次展現中國”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對中國政府和全社會產生更強烈的震撼力。這是為什麼？

陳桂棣一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不少人是哭著讀完他歷時三年與同樣也是作家的夫人春桃一起完成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為什麼《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如此感人，書的作者陳桂棣這樣認為：

陳桂棣：基本上我們不太了解農民的生活環境, 加上我們國家變化還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比較坦誠的寫出來這些東西, 他們感到很震驚, 應該講他們沒有想到吧！

雖然中國政府強調中國是一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但陳桂棣在書中卻讓讀者看到了安徽農村“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中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執行主任徐勇教授就《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能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談了他的看法 ：

徐勇教授：可能這本書能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 是更多人了解農村的尖銳性、嚴重性和複雜性吧！

被徐勇教授稱之為中國現代化“棄兒”的農民，用作家陳桂棣的話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又能忍讓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可是，一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為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有破壞力的一支隊伍。”雖然中國二十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民這個特殊的群體，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個特殊群體不僅沒有“跟城裏人平起平坐”地分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結出的碩果，而且還淪為被政府和社會被“徹底遺忘”的特殊群體。作者陳桂棣表示，他寫《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就是要改變這種現狀：

陳桂棣：各級決策者能夠比較客觀的看到農民的現狀, 這樣大家能夠為我們這些散農做出一些事情, 那這個事情就好辦了。

中國著名的農村問題專家党國英認為認為《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寫得很有意義，但書的內容是否能夠全景式反映中國整個農村的全貌值得商榷：

黨國英：他是可以引起全國的人民更關注農村的問題, 這點是有意義的, 但是拿安徽的事情來概括全國的農村, 這個就不恰當的, 東南沿海一帶是不錯的, 不過也不是說沒問題, 比安徽的情況要好一些。湖南、湖北的問題可能就比較大一些。

對此， 作者陳桂棣表示：

陳桂棣：從農民負擔和解決農民負擔的社會改革的整個路子, 安徽是比較典型的, 中國的三大農業改革, 二個產生在安徽。所以我覺得我們來解剖安徽的問題應該講他是有全國意義的。

不過，陳桂棣認為， 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要解決好農村的土地問題和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問題。這與黨國英和澳門大學中國農村問題學者程惕潔教授的觀點分別有異曲同工之處。黨國英的觀點是：

黨國英：我是一貫認為二個大問題要解決, 第一是土地問題, 再一個是農民自治要進一步推動, 如果有第三點的話, 就是我們政府對農村還是管的太多, 應該朝市場化的方向進一步去發展。

程惕潔的看法是：

程惕潔：我覺得對戶口制度的批判，還這個二人體制, 還有對農民稅收的不平等。講三農問題，有些人老是看些細微末節，不看這個症狀，這個病根。我覺得根源就是社會架構問題。

程惕潔所說的秦暉是清華大學的著名農村問題學者。在程惕潔看來，中國的三農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的公民權問題，就是農民是否能享受與城裏人一樣的待遇。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出版凸顯中國農村問題是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長年積累得不到解決的綜合表現，當今中國政府也開始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不過，程惕潔話峰一轉接著表示：

程惕潔：但是即得利益的阻撓,城市人口的抵制。很多東西，我都認為不完全來自於當權者。相當程度上,也來自城市人口本身。就說城市普通人是不是拿進城工作的農民，當作和和他們一樣平等的，有相同的人權？怎麼看？

農村稅費改革、苛捐雜稅、鄉鎮兩級政府臃腫、惡人治村等許多方面的問題都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得以描寫。然而，對於中國農村地區鄉鎮兩級政府的臃腫不堪給廣大農民帶來的負擔，陳桂棣尤為關注：

陳桂棣：簡單的講,現在一個鄉鎮一般的就是三百多人，富裕點的就八百至一千人，這些人不創造點產值，但他們要拿工資，還要拿獎金、還要吃好、穿好、住好、買車。如果要把這些鄉鎮給撤，農民負擔肯定減輕很多。

《中國農村調查》一書是陳桂棣和春桃夫婦的對安徽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進行地毯式調查寫成的。調查一書不僅展現安徽鄉鎮政府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的發展怪圈，而且也展現了中央許多“三農”政策如何在一級一級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敇的惡性循環中一次次變為一紙空文等，讓農民生存空間不斷惡化的問題。就像書中引用的一句民謠：“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有些鄉鎮光結婚登記就得繳納十四項費用。不過深圳一位元長期從事農村問題報導但不願透露姓名的新聞工作者表示：

新聞工作者：這可能存在相當長時間了，你在解決，根本不可能的。我相信在美國，或者另外國家，不可能達到一種絕對的平等。即使在中國城市裏面，他那種差距都存在，那種差距也是很大的。

雖然不少人，包括作者本人都認為，中國農村的實際問題遠比書中描寫得還要嚴重，但陳桂棣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持樂觀的態度。他認為，解決三農問題要進行綜合改革：

陳桂棣：任何一種改革都不會成效的，因為那問題是綜合的。

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曾說，“中國的事情別著急，慢慢來。”不少農村問題專家也認為，中國農村問題知宜行難，但陳桂棣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的農村改革已進入最關鍵和最困難的時期：身後無退路，腳下是雷區；因為要改革就必須觸及深層次的所有制問題，經濟和政治兩種體制在農村相結合的問題。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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