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國家”何以”尊嚴”

在鼓吹”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這方面，法西斯國家是最傑出的代表。希特勒說：”民族社會主義不是把個人或人類作爲其觀點和決策的起點。它有意識地把’民衆’作爲整個思想中心。”墨索里尼說：”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一切都存在於國家之中，在國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東西，更沒有什麽意義而言”.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日益成爲進步哲學和落後哲學的主要分野。我的觀點是，”社會”、”國家”等”大詞”相對與個人而言，不僅是次價值或僅具工具價值，而且是不”真的”。

蕭功秦和許紀霖兩位學者在前不久的民族主義喧囂中公開反對”激進民族主義”，主張”現代或理性民族主義”，其情可嘉。但我不認爲”民族主義”存在什麽理性與非理性、傳統與現代的區分。這是對民族主義的一種誤讀。民族主義就是一種原始文化，民族主義就是一種”情感”，而且是一種原始情感。它在學術視野中是一種文學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個謊言。我不知道”民族主義”何以”理性”，又何以”現代”？同樣，”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同樣是不真的，因爲這些”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殖民時代以前就”獨立”地存在了。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思想淵源國家主義是文藝復興時代反對教會統治要求政教分離運動的副産品，並在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的理性論那裏得到了支援。霍布斯的《利維坦》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代表作，也是歐洲從教會權力中解放出來以後強化世俗國家權力的標誌。推翻了神學的絕對統治以後，在科學理性的指導下以團體力量或國家形式”塑造”自然和社會的雄心壯志出現了，”社會工程”派要求全社會在國家的名義下團結起來以便構建塵世的千年王國；神學的彌賽亞變成了國家的彌賽亞。18世紀在17世紀”理性的覺醒”的基礎上，從經驗主義和歸納邏輯上升到整體性，上升到”理性的自負”，然後拒絕返回到個體性。其中，萊布尼茨的連續性理論和充足理由律是18世紀整體性迷信的思想淵源之一。如果說18世紀是思想的世俗化過程，那麽它必然也是純粹哲學和神學的政治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對哲學是一場災難——哲學喪失了它的寬容；對政治也是一場災難——政治喪失了它的經驗基礎。

法國大革命把中央集權發展爲現代政治的一個原則。黑格爾在反思大革命中實現了國家的神學復辟。19世紀的革命運動就是在整體性和目的論的率領下展開的，黑格爾爲之又補充了”同一論”.馬克思在其中特別是在巴黎公社的失敗經驗中發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此外，歐洲的國家主義者無一不在中國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那裏吸取了很多毒液；當然，他們是作爲營養來吸取的。這可能就是《中國可以說不》所吹噓的中國文化對世界進步貢獻的”恩德”之一。

以國家等大義名份爲由對個人的壓迫開始了，其災難（以國家爲單位的世界性戰爭和國家有組織的暴政）遠遠超過了神學壓迫的紀錄。20世紀以來，特別是1945年以來，”國家主義”，這個神聖的利維坦，日益受到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審判。

現代”國家主義”在同同自由主義的鬥爭中，不斷向部落中心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等古老的文化和殖民主義時代的反殖民主義精神尋求資助，儘管它在國內所實現的霸權超過歷史上任何殖民主義的霸權。在當代，他們在”後殖民主義”的旗幟下，復辟部落主義，更根本的是，以反對西方”話語霸權”爲名義堅守對國內的”坦克霸權”.來自一切坦克霸權故鄉的有色人種的一些學者，以反對話語霸權爲名在美國掀起了一場思想界的農民起義，它使故鄉的搖搖欲墜、焦頭爛額的國家主義者找到了救命稻草。

近代以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也是世界一體化或全球化進程的副産品，沒有”全球化”就不可能産生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但各種形式的民族中心主義思想並不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産物，它與原始時代部落衝突中産生的部落中心主義思想遵循相同的邏輯。以”自己人”爲中心，是人類的本性之一。熱愛自己的部落並爲自己種族和”自己人”感到榮寵，或者拒”外人”與這種戰鬥小團體溫暖之外，是一種人類天生的情感，特別是兒童世界和弱勢民族的基本思維。布留爾對”低級社會”的”集體表像”的研究，也爲我們關於群族主義的這種認識提供了支援。

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心理學根源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合群的自大”這種”群衆性自我拔高”心理。

“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國拿來作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擡得很高，讚美得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就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的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在極權社會，個人必然淪於卑微的境地，這反過來爲”合群的自大”這種心理平衡機制的發作準備了群衆基礎。

民族主義第三個心理根源是國際政治學上的那個”安全侼論”，既相互防範導致敵對行動和軍備競賽輪番交替升級。對照多勃雷甯和基辛格的回憶錄（《信賴》與《大外交》）很能發現這種”人類愚蠢”。

專制主義的機會主義陰謀是民族主義産生的第四個心理學根源。民族主義是因衝突和互相防範形成的”敵人意識”，它受到極權主義的鼓勵；虛構”帝國主義的陰謀”並反復謊稱”虎狼在側”（何新）以及發現”內部敵人”——史達林、毛澤東、康生都精於此道——因此強化集權的合法性，一向是極權主義”政治智慧”公開的秘密。這種伎倆現在仍屢試不爽，它如果不是證明了”主演”者的極端無恥和無賴，就證明了熱情的觀衆的弱智或不長記性。

民族－國家主義的有組織的超級罪惡遭致了極端的反叛，無政府主義在19世紀應運而生。克魯泡特金、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的左派代表，左派無政府主義主張用暴力對抗國家暴力，它是現代恐怖主義的先聲。施蒂納是無政府主義的右派代表，他發現了現代自由主義關於個人價值的許多準則。從羅斯福主義到雷根主義，從羅爾斯的”正義國家”到諾齊克的”最弱意義的國家”，可以看作是人類向無政府目標躍進的歷史階段之一。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柏拉圖是國家主義的始作俑者，而黑格爾繼承了柏拉圖的道統，並把柏拉圖世俗的”大寫的正義”神聖化。施蒂納和黑格爾站在國家理論的兩極上，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只能代表過去，而施蒂納的個人主義代表了未來。思想史因思想家的虛僞給予了黑格爾過多的尊重（無論是讚揚還是批判），而給予了施蒂納過多的嘲弄。我認爲麥克斯。 施蒂納首先是人類思想史上最誠實的思想家之一，就這一點要比”國家-利他主義者”的僞善高尚得多。施氏爲自由主義對國家主義進行第二次反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比如他正確地批判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必然使人淪落爲遊民（因爲人喪失了財産），他也對人類充滿了真誠的愛；他最早爲一些淩駕於個人之上的集體符號送葬，他意識到非人格的集體符號（國家、人民）已經是人的一座座精神監獄。

作爲經驗世界的事實，”民族－國家”是一種虛妄和一場陰謀阿道爾諾（Theodor W. Adorno）說：”總體性是不真的。”人格化的國家是一個假概念，或者說，是一個僞概念，一種虛妄。用汪丁丁的話講，這個問題就是：”民族”或”國家”是如何可能的。”民族－國家”只是本質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實體性概念，但不是實在世界或經驗世界的實體性概念；它是不能證明的，也是不能”在場”的。黑格爾在這兩個世界的邊緣上騎牆，他在精神世界裏反駁別人對他的”國家”的批評，又偷偷地溜回現象界爲弗裏德利希－威廉的”國家”辯護。這種騎牆作風是所有的”愛國主義者”的共同伎倆。

這種”不誠實、不負責任”的哲學，波普爾稱之爲”同一哲學”.柏拉圖－黑格爾主義或同一哲學確定了這樣一個等式：理念＝實在，或，合理＝實在。在黑格爾那裏，”主體”（信仰、政府）與”客體”（真理、國家）之間的對立就變成了同一。人”主要”並不生活在理念世界或本質世界裏，而是生活在經驗世界裏；或者說，生活在經驗世界裏的是人，而不是”國家”.在經驗世界，”國家”根本不存在。國家主義者如果是真誠的，那麽它就是對國家的嚴重誤解。如果國家主義者僅僅是統治者贊助的官方哲學家——這倒是國家主義經常存在的方式——那麽它主要是一種欺騙，”國家”的利益實質上就是集權者的利益，”朕即國家”。

犯這種同一哲學的方法論錯誤的，不僅是黑格爾主義者，也包括反黑格爾主義者。如果說，黑格爾主義者把國家看作”絕對自在自爲的理性東西”.反黑格爾主義者不過認爲，國家是”相對自在自爲的理性東西”而已。自由主義反國家主義的一個經典命題是，國家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手段；因而個人價值高於國家價值，”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痛苦”.我認爲，”手段”或”工具”仍然是現象界的實體性概念，而國家根本不在現象界，甚至連”母狼”（梅尼日科夫斯基）都不是。我毫不保留地同意霍克海默、霍布豪斯和波普爾對這種國家主義的批判，但需要補充的是，黑格爾的”國家”的病症不是它太”大”了，而是它根本就是一個騙局或誤會或”虛假意識”.邊沁的那個著名的”大多數人的幸福”這個概念，同樣是不可測量和計算的，同樣是一個假概念。這種共同的錯誤是很多以自由爲目標的運動最後轉化爲暴政特別是群衆暴政這一集權主義結果的重要原因。邊沁在批判契約論的虛構的同時，又進行了”大多數”這個功利原則的”虛構”.假概念必然尋找它在實在世界的替身，因爲它不能獨立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這個替身就是躲在國家主義背後的形形色色的獨裁者。

個人存在不僅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第一個事實，也是它唯一的事實。”愛國主義者”看不到”國家”的背後是幾個極端利己主義者。我們有必要指出，”國家”不過是一副面具。

人類可以這樣化分爲兩類：承認自己是利己主義者的利己主義者——這類人的確是少數，和否認自己是利己主義者的利己主義者——這類人很多，民族、國家、人民、集體、社會、大多數等等”大義名分”是他們千古不變的面具。撕破臉皮的國家主義者的宣言是：”朕即國家”；半掩朱顔的國家主義者的法律是：”批評領袖就是反對國家”.由於”國家”不能”親自”解受禮拜，因此”朕”是大義名分的熱烈鼓吹者和最後受益人。他們以國家名義佔有個人財産，踐踏個人權利。霍布斯認爲”公共權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們的偏私與天然衝突（他對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給社會提供”安全保障”，事實上，這個”公共權威”——由於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現——正是一種潛在的”偏私”和”衝突”；在缺乏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這個代表者或篡奪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衝突”。

社會本位主義實際上恰恰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即權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者在批評國家主義時，必須看到國家面具後面的篡奪者。把篡權者當做國家主義者來批判，可能要冒”表揚”他的風險，他自己並不相信”社會本位主義”的教條，更無社會本位主義批判哲學的道德真誠。

東方專制主義假原始的民族－國家主義之名，以排外爲名行排擠自由之實的陰謀，從近代以來，從馬嘎爾尼以來，在每次”維新”導致的國家合法性危機之際，反復發作。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歷史經驗”或”政治傳統”.這是一個已經變成了”陽謀”的陰謀。”民族－國家主義”是集權主義充分利用人之劣性而發動的一場陰謀。這場陰謀經常在轉移國內危機時被當作最佳政治智慧來使用，現在看來，它既使已經臭名昭箸但仍可望遺臭萬年。

馬克思主義最堅定地反擊國家主義，它把利維坦從神殿中打了出來，鍛造成一把鋤頭（即人的工具），並預言這把鋤頭將日益破舊，在世界範圍內，隨經濟發展，隨”個人聯合體”的建立，將被丟棄到”應該去的地方，和青銅器等古董放在一起”（恩格斯）。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國家尊嚴”這個概念是可笑的，因爲你如何能說”工具”，比如一把”鋤頭”，有尊嚴呢？如果”國家”如果不斷”尊嚴”，就不可能”不斷消亡”.民族主義和持世界主義立場的共産主義也是對立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正因爲如此，我們才能理解在1933年５月１０日日納粹黨徒在戈培爾鼓動下的焚書暴行中，馬克思的作品同樣因”反對德意志精神”也被付之一炬。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徹底的個人本位主義，”階級”和”國家”存在一種置換的風險，就象在歷史主義對達爾文主義的批判中，”歷史法則”和”自然法則”存在置換的問題一樣。馬克思主義對國家主義的揚棄採取階級主義的形式，而階級主義往往向國家主義回歸，甚至採取更不人道的方式複壁國家主義——當階級領袖和國家領袖兩位一體的時候尤其如此。

作爲思維世界的事實，”民族－國家”何以”尊嚴”？

作爲思維世界的”事實”，”國家”存在。但我認爲，國族中心主義遠遠不是最高尚的哲學，可以說與”尊嚴”和道義無關。別爾嘉耶夫說：

“民族主義比國家主義更能誘惑人和奴役人。……民族的利己主義同個體人的利己主義一樣不道德，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而一般人卻把民族利己主義認作人的道德責任…當人的邪惡注入那種被判爲理想和超個體的價值，即集體的真實性時，邪惡就轉化爲善良，甚至還轉化爲責任。…民族主義最寵愛謊言。…民族與人民是兩碼事。對自己人民的愛，顯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義則需要仇恨和鄙棄其他的人民。民族主義是潛在的戰爭。當人們談論經由民族主義産生的衆多的沸沸揚揚的謊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統一、民族的使命等時，那’民族的’僅僅指擁有特權並佔據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和擁有財産的階級。…民族主義都不關注人…民族自我中心主義、自命不凡同個體人的這類東西沒有任何區別，全都是惡和愚蠢。……人早已被它攪得昏昏然，即使最平庸和最愚蠢惡人，也自信自己分領到了民族的和人民的聖光，會頓覺自己頂天立地。這種奴役與誘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它給人以強烈的拔高感。…情感衝動在民族主義那裏泛濫成災。”

其次，我們得區分兩種不同的種族中心主義思潮。一種是肯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鼓吹熱愛自己的民族，但也深刻地反省本民族的各種劣根性，同時不持排外主義的情緒或陰謀貶低異族。這種民族主義可以勉強說是”積極”的和”成熟”的民族主義。儘管它未必是高尚的，但它是正常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與之相對立的是否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唯我獨尊，完全否定異族文化。否定的民族主義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進攻性的否定民族主義，如”優秀種族統治論”和”天下論”.這種民族主義是人類戰爭的理論策源地，它本身就是”反人類罪行”.與之相對的否定民族主義是防禦性的否定民族主義。這種族主義因自身文化處弱勢地位而拒絕參與全球化進程，並總是從”美國也有臭蟲”和”國情特殊”這兩種發現中說明自己的合法性，這種消極的態度置本民族於世界潮流之外，並成爲文化愚昧和政治專制最後的護身符。”國粹”派是這種實用主義的民族自卑證的突出代表。否定的民族主義不僅不尊重個人尊嚴，而且必然以”國家尊嚴”的名義踐踏個人尊嚴，也破壞對世界性問題的負責任的國際合作。

霍克海默在批判同一論的同時，也提醒我們警惕”過分的經驗論導致事實的神聖化”這種新的片面性。我們說”國家”是一種虛妄，是指把觀念中的”國家”作爲經驗事實這種努力。”國家”作爲一種觀念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它以至少以下幾種”指代工具”的形式存在於話語世界：

第一、”指代”確實被授權的、在某些特定時期並僅僅在這樣的時期就某些事項並僅僅就某些事項代表我們的”政府”.梁啓超說，愛國主義要嚴”國家”和”政府”之分，我贊同這個觀點，但我的結論可能正相反，愛”政府”比愛”國家”更真實，因爲政府畢竟是人組成的，”國家”卻不存在。問題的關鍵是什麽樣的”政府”是”可愛”的。

第二、”指代””祖國”.”祖國”是一種道德上的判斷，是一種歷史性的”道德需要”.貝內德托－克羅齊說”對祖國之愛是一種道德觀念。……既然祖國是一種道德觀念，因此它與自由思想有著緊密的聯繫。”愛祖國的前提同樣是在道德上，”祖國必需是可愛的”。

第三、”國家”是精神世界的事實或實體性概念，它不能下落到現實。它有助於思維的”便利”，是思維運動的概念工具。它與”愛”和”尊嚴”無必然聯繫。

第四、”指代”與某一生存空間相吻合的、互相聯繫的、在某些方面”同質”的人文關係和非人文關係的總和。它是文學的物件，不是哲學的物件。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炎赤部落的衝突，還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城邦之戰，部族之間爲生存資源和集體榮譽交惡由來已久。羅馬帝國的崩潰開始形成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輪廓，它的崩潰方式及基督教的整合作用，形成了歐洲多國體系下的”競爭中的繁榮”這一特殊的西方民族國家主義。在東方，草原部落的歷史性騷擾，近代西方野蠻的”撞擊”特別是日本瘋狂的侵略，以及近代以來東方世界反殖民主義的勝利，形成了一種”防禦下的安全”這一特殊的東方民族國家主義。至少在本世紀中葉以前，世界史是民族國家主義不斷強化的歷史。

僅僅從上述思維事實中的工具價值、次價值或”次終極”（蒂利希）的角度，我們來探討維護”國家次尊嚴”的具體方式。維護”國家尊嚴”的主體是所有這個國家的個人，特別是部分人組成的”政府”.非民選政府本身就是對”國家尊嚴”的侮辱。因此我們只能探討民選政府維護”國家尊嚴”的具體形式。

“尊嚴”首先是一個倫理範疇，”國家”有”尊嚴”，等於說這個國家是”高尚”的或具有”道德”的”國格”.”國家尊嚴”在三個倫理範疇中實現：”國家自尊”、”國家被尊重”和”國家自尊與被尊重的統一”。

1、”國家自尊”是”國家尊嚴”的基礎。”人先自辱而後人辱之”，這個判斷也適用於”國家自尊”.”國家自尊”分兩個方面，一是肯定的”國家自尊”，一是否定的”國家自尊”.”肯定的國家自尊”是指”國家”必需建立尊重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制度，弘揚尊重公民權利的文化以及發展與公民幸福密切相關的經濟實力；即”國家”的制度尊嚴、文化尊嚴和實力尊嚴。

尊重人權是”國家自尊”最基本的內容。批評虛僞的人權不能轉移到批評人權本身。現在中國有人企圖把對虛僞的人權的批判轉移爲對人權本身的批判，這種技倆有辱”國家尊嚴”.你批評美國的人權政策虛僞，那麽，你的人權政策就應比美國的更真實，而不是你放棄人權理念；你批判一個僞善者殺人，並不意味著你因此有理由放棄善、選擇殺人，而是意味著你應該不僞善地不殺人。

關心自己國家的人權問題的第一理由是”這是自己的責任”而與他國無關，現在我們發現，爲”拒絕對中國人權關注”而辯護成了”中國”的責任，而”應該改善中國人權”變成了美國的責任！還有比這更侮辱”中國國家尊嚴”的了嗎？”暫停與美國在人權領域的對話”，這就把”美帝國主義”置於”道德”或”尊嚴”的境地；因爲”對話”中的”人權”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本來是中國人應最關心的（當然這與人權問題國際化不矛盾），這樣一來仿佛變成了美國人特別關心而”我們無所謂”了！這種政策就像兩個家族吵架，甲以毆打自己的家族成員來威脅乙方一樣。這可能意外地維護了美國的”國家尊嚴”而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尊嚴”。

這裏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實力尊嚴。

第一、”落後就要挨打”與其說是我們這個民族以血的代價換來的歷史經驗；不如說是生存恐懼和異族衝突型歷史中生長出的一種精神狀態。”落後”與”挨打”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只有或然聯繫。它不是史實。否則的話，這個世界將沒有一天安寧，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爲在世界版圖上永遠存在相對”落後”的國家和相對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但這顯然不是事實。我相信世界上講道理的國家越來越多了，人類畢竟在進步，一個落後民族的歷史經驗和精神體驗不具有普遍意義。這種邏輯意味著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和自己也不遵守國際公德這種實用的心態，它意味著自己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責任”.這不僅是”冷戰思維”，而且完全是”原始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新的世界不安寧、軍備競賽（它爲進行軍備競賽提供了合法性）、各種不負責任的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但顯然我們是落後的。我們這個民族以沈重的血的代價換來的更重要的經驗是：我們之所以落後是因爲我們歷史上奉行的那套制度和文化必須改革；而我們改革的目的是讓人民富裕和自由起來而不是讓”國家”強大起來或強橫起來，也能夠”那樣”蠻不講理。同時，中國人在”列強”到來之前以及之後，就一直在互相毆打，這種毆打的殘酷性一點也不比洋人的暴政遜色。互相毆打是”落後”的原因，也是”落後”的證明。

第二、軍事實力不等於實力尊嚴。蘇聯爲維護蘇聯軍事尊嚴最後解體了。我們周圍那個鄰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亞洲的軍事強國的徘行榜上名列前茅；但這個國家的人民經常挨餓，甚至靠國際救濟維生，這個國家有什麽尊嚴可言？瑞士比它”尊嚴”得多。軍事實力最多是國家尊嚴在野蠻時代的實現形式之一。在新野蠻時代，在這個瘋人院世界，軍事力量真正的體現方式是軍事動員能力，主要表現在公民富裕水平和支援正義的軍事行動的公民意願。

最後，實力尊嚴絕不是獲取一種能夠在國際社會中蠻不講理的能力。我們批評霸權主義行徑並不意味著我們嫉妒霸權並謀求有朝一日我們可以取而代之、有朝一日我們也”強橫起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下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文化中有一種造反傳統，”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魯迅）；每個人厭惡強權卻總想取而代之。這是強權崇拜而不是對強權的超越，毋寧說是一種更深刻的復辟。用林語堂的話講，這種否定就是實現從被人屁股到踢別人屁股的翻身解放。這與”尊嚴”背道而馳。

“否定的國家自尊”是指一個民族意識的自覺。包括民族對自身災難和醜惡的反省能力和對自身罪惡的懺悔精神。這是一個成熟的、進取的、向上的民族最重要的素質。”自勝者強”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相反，專門熱衷於挑剔異族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消極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的。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向來缺乏懺悔精神。不但如此，群衆傾向于把本國從事懺悔工作的人漫駡爲賣國賊，多少深刻的思想家被這種瘋狂的”愛國主義者”爲顯示自己愛國或爲博取”國家”的報酬祭了刀！這種偏執的”愛國主義”掩蓋了一種瘋狂的自私和卑怯；把別人垢罵爲漢奸意味著把自己說成是愛國者，因踐踏別人尊嚴而瘋狂攝取自身的虛榮和某種賞賜。同時，誰都知道，遠距離咒駡外國人，從來不須要任何勇氣，而是可以盡情表演”正義感”和”勇敢”的。這些僞勇敢者敢對”貪污犯”和”嫖客”們”說不”嗎？他們敢對身邊經常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哪怕稍微正視一下嗎？從來不敢。這就是”愛國者”精明的無恥。 “民族－愛國主義者”因素質的局限理解不了魯訊，也理解不了恰達耶夫，更理解不了托馬斯-曼——這位偉大的德國流亡作家在1945年的一次講話中稱：德國人對納粹暴政負有一定的整體責任。他認爲德國人是人類的恥辱；認爲完全是由於外部力量的作用，德國才得以擺脫整個的腐朽。背後是文革的血污，但那一個中國人有如此深刻的反省？中國人需要集體反省。象我們要求日本人的那樣。”自己人殺自己人”的罪惡與”外國人殺中國人”的罪惡是一樣的，讓我們恢復這一基本常識。”國家”的”自我批評”是國家尊嚴最深刻的表現方式，至少它比一味否定它國要道德得多。理解這點並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只有一點兒責任感和常識並講點道理就足夠了。

2、”國家被尊重”，是”國家尊嚴”的”現代表現形式”.”國家被尊重”有兩個前提，一是”國家”參與國際業務，二是負責任地參與國際事務，即”國家”要履行國際條約和國際法同時爲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而戰。當代”國際主義”精神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合作的而不是閉關自守的；人道關懷的而非主權自私的；和平導向的而非炫耀武力的。一個現代國家贏得他國的尊重僅僅依靠”主權不可侵犯”這條中世紀的主權原則是不行的，它必須表現出一種”人類責任感”.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我想正如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不配受到真誠而廣泛的尊重一樣，不關心他人的人也不會受到普遍的關心。一個國格低下的主權、既不自尊又無國際責任感，反而經常強行要求國際尊重，這只能是自取其辱，徒然引人發笑而已。我們曾堅定地支援南非黑人反種族隔離爭取人權的運動，並激烈抨擊種族主義政權的反人類罪行，這爲中國贏得了南非人民永遠的尊重，真正維護了”國家尊嚴”.對南非人民正義事業的關懷絕不是”干涉南非的內政”.它充分顯示了東方古國對人類命運的古道熱腸和對人類大家庭的道義承擔。

3、最後，”國家尊嚴”必須是”國家自尊”和”國家被尊重的統一”，即這個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所奉行的政策其精神必須是一致的，否則必然表現爲僞善，從而嚴重損害國家的尊嚴。比如，一個國家對外反對強權，主張世界格局的多極化，對以戰爭和暴力來解決國際爭端持強烈的反對意見；那麽，它的內政就必須同樣反對強權政治，同樣主張國內的多元化，在解決國內事務中尤其應該反對採取暴力手段。

道德誠實是最基本的尊嚴意識。”個人的勝利”（托夫勒）是常識的勝利。

──轉自《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