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 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公布的《二零零二年世界經濟自由指數》顯示，二零零二年，中國在世界上一百五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中，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一百二十七位。這表明在實現經濟由中央計划到真正市場經濟的變革中，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負責撰寫這個報告的經濟學家奧得里斯科爾在解釋經濟自由度排行榜時說，為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研究人員首先列出了影響經濟發展的五十個重要因素，然後將其歸納為十大類：即銀行與金融，資本流通與外國投資、貨幣政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工資與物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產權制度、貿易政策、規章制度與黑市活動等等。最後對各個國家和地區在這十個方面的表現進行綜合加權評分。

這個報告還顯示：總体而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與經濟自由度的高低成正比。去年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和地區，人均年收入為兩万三千美元；中等自由的國家和地區，人均收入為一万一千五百；最不自由的國家和地區，人均收入為三千五百美元。應該說，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經濟自由度的提高。對內改革實際上就是逐漸解脫中央計划經濟体系對經濟的束縛，提高經濟活動的主体═企業和企業家們的自由度；對外開放實際上就是提高進出口貿易和外國人在華投資的自由度。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很多，但是繼續提高經濟自由度無疑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如何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歷史的和國際比較的經驗証明，產權和法治是提高經濟自由的兩項最重要的保障。這是因為只有有了清晰的和有保障的產權，經濟活動的主体才原意并且才能夠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發展；只有有了公正的法治，才能最大限度的制約那些妨礙實現經濟自由的權力和行為。正因為如此，中國要提高經濟自由度，也必須在這兩個方面狠下功夫。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常常也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反，那些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最低的國家和地區，常常也是世界上經濟最不發達的。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已累積了大量私有財產。截至二零零二年底，中國的私營企業數已經達到了一百五十多万戶，從業人員也達到了兩千多万；此外還有三千多万戶個体工商戶及其六千万從業人員；私有經濟的規模也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三十三。同時由於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等，不少居民也已經有了一定的私有不動產。在民間的反复呼吁下，中國政府正在准備修改憲法，將”公民的 X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等條款入憲。與過去五十多年野蠻剝奪居民財產的行徑相比，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僅有一個空洞的憲法條文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應該有更為具体的、可操作的和健全的民法來落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就法治而言，核心在於立法和司法的獨立性。沒有這個獨立性，多少法律條文都只會淪為當權者手中的玩物。不僅是中央政權手中的玩物，而且也是各級地方政權手中的玩物。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僅無法保証法律條文和規章制度的公正性，即使有了好的法律也無法得到實施。所謂的經濟自由度低，蓋源於此。設想，如果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可以任意的對產業和地區的進入設置限制，民間經濟那里還會有自由可言。無論在任何國家，對經濟自由的最大威脅永遠是政府的權力。因此，實現法治，最重要的是制約政府的權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排名永遠不會名列前茅，中國經濟永遠無法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

有人辯駁，一個國家的經濟形態與民族文化密不可分。中國經濟自由度低下與中華傳統文化相關，而政府的大量干預常常被認為時這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同為華人地區的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中名列第一和第二。在這個事實面前，上述辯駁顯得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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