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在《豬狗中國》一文中我說過：豬代表愚蠢，狗象征奴性。大多數中國人非豬即狗、亦豬亦狗、狗中有豬、豬中有狗。民眾中也有不少狗，豬多些；官場上也有許多豬，狗更多。那么，號稱文人專家學者大師的知識分子如何呢。
中國有無數專家、教授、大師、泰斗，無數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專家、軍事專家。有人說，比起一般群眾來，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人知識多些、文化高些、知情權大些、信息暢通些，相對地總會明事理識是非些、思想活躍些進步些、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快些。老梟大搖其頭曰：非也非也。且不論思想高度觀念新度，就以認知水平而言，在一些常識問題及專業知識上，許多知識分子比起普通民眾更欠缺正常思維判斷能力，更愚蠢、更弱智、更二百五、更”豬”，他們不過是有知識的蠢才、有文化的奴才而已。老梟自鑄偉詞，稱之為知豬文犬。舉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吧。
有經濟學家說，北京的堵車象征著經濟的繁榮；有經濟學家說，薩斯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益無害；有法學院院長說，中國有丰富的本土資源有鄉規民約，不需要西方的現代法律；有北大經濟學家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小康社會的標志就是教授有第二套住房”；有教育專家向決策者獻策，通過提高教育收費來拉動經濟增長；有國家統計局的專家說，我國已經屬于發達國家了，記者問:咱們國家不是發展中國家或者欠發達國家嗎？專家連聲說，太難听太難听！不利于提高全國人民的豪情和信心；在要不要”高薪養廉”之爭中，專家們大多持肯定態度，有認為高薪可以提高腐敗成本的；有認為當官的都屬于高智商，他們的腦力勞動价值應當區別體力勞動者，只有高薪才能實現公平分配的；…（對此我已予以痛斥，見《梟眼看世之一六五》）。有經濟學家在探討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問題時說，國家要減少包袱，不再包辦終身，工人現在要養活自己了…經濟學界還有什么腐敗有利、災難有利等高論，甚至有少壯派經濟學家提出過一种理論，中國應該學習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驗，犧牲一代少女發展經濟。以上种种，無不是弱智加混蛋的代表作。
在社科領域，有大喊法治建設卻反對民主制度的，有認為”計划經濟反應慢和運作僵硬的弊病，完全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机网絡技術來堅決”的，有認為中國國情特殊，老百姓有了民主就會餓肚子，國家就會四分五裂的；有說老百姓素質低劣，不需要民主，”給他民主也不懂使”的，有認為官僚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的，有國際政治學院副院長說，中國有文官制度，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北大中文系教授把高行健的作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作比較后得到結論：宁可看新年聯歡晚會，也不要看高行健；…。
特別精彩搞笑的是張召忠之流，從戰爭開始對伊拉克取胜前景進行樂觀推測，到后來推斷十几万伊拉克軍隊通過伊拉克地下通道疏散隱藏起來准備打游擊戰，再到現在抓住薩達姆時斷定”肯定有問題”（就算做了DNA也靠不住，說不定這又是美國玩的把戲），斷定老薩被擒不反抗是為了在法庭上”反訴”，种种奇談，令人哭笑不得。豈但”專家一開口，老梟就發笑”，全國愚民都笑掉大牙啦。
無數的專家學者助桀為虐，為”六四鎮壓”、為一党獨大的” 社會主義民主”辨護，為”主權高于人權”之類繆論提供理論依据；無數文人作家為文為詩高歌頌盛世，有大師宣稱今日的中國已基本符合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盛世標准，認為當今中國不僅是又一個盛世，并且是超越已經有過4次盛世的最輝煌的盛世，更是舉世難得的盛世…。至于有學者把孟子從外文著作中翻回來翻成”門修斯”，有專家指出境外電子郵箱比境內郵箱風險更大，有專家”在貴州巨石上找到”党”權神授的證据等，至于一些學者文章因果顛倒、主次顛倒、邏輯混亂、漏洞百出，簡直太家常便飯了。
老百姓知識低文化少信息閉塞，過于無知寡聞，情有可原。知識分子怎么樣文化程度要高些，多少有些知情權，反而在一些常識問題上表現得比一般民眾更為愚蠢弱智，這就令人有理由怀疑他們不僅僅是智障問題而是品質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更大可能是在裝傻，目的在于向主子獻計獻媚、賣好討好。表象如豬實質是狗，弱智是假奴性是真，無知是假無恥是真，是假痴真奴，偽知豬真文狗。
除了前面那個”傻博士”，除了”孟子”和”門修斯”、”致仕”与”獲得官職”等純知識性問題，一般而言，他們不會不知道薩達姆是個血債累累罪惡滔天失道無助千夫所指的大魔頭，不會不知道洪災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不會不明白是國家養活了工人還是工人養著國家，不會不明白通過提高教育收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必將剝奪許多窮困的學生接受教育的机會，不會不明白拿高行健作品和新年聯歡晚會比就象拿劉德華与江澤民比一樣，不會不明白党主專制下實行的”法治”只能是党大于法的”社會主義法制”，不會不明白”堵車繁榮論”、”腐敗、災難有利論”之類純屬理論垃圾，不會不明白當今中國是環境惡化、道德崩潰、腐敗猖獗、特權橫行、官民對立、民不聊生的危世亂世…。這些老百姓都明白都知道的常識，相信他們不會不明白不知道。
他們不是無知，是太聰明太精明了。精明地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變成黑心鬼甘為權門犬，為了金錢，為了利益，他們出賣了誠信道義精神靈魂，出賣了學術良知文化尊嚴。他們之所以強辭奪理知錯偏說迎難而上歪理正說瞎搗醬糊笑煞醬糊，是因為”利益最大化”原理和”國內恐怖主義”在發生作用，意識形態的高壓和經濟利益的誘惑折斷了他們的脊梁骨泯滅了他們的良知。知豬比民豬待遇高，而文狗比起官狗來，就窮酸太多了，官狗吃肉，文狗只能吃骨頭喝剩湯。稱這些知豬文狗為知識分子，實在太褻瀆了。
知識分子是個泊來的詞匯，定義十分寬泛。《時代周刊》有過一個知識分子的定義，概括為兩句話：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力，必須是他所在社會的批評者。這個定義太嚴，以此定義來衡量，當今中國絕大部分專家學者大師都要被排除在知識分子隊伍之外。哈耶克認為，一個人只要能說會寫，博學多聞，并且對于新觀念的接受比一般人來得快，就可稱為知識分子。以此寬泛的標准來衡量，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也是不合格的。能說會寫可能馬馬虎虎，博學多聞、接受新事物新觀念比較快，可就寥寥無几了。
那种嚴格意義上的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那种”以獨立的思考追求普遍性的客觀真理、對現實社會以及流行的价值觀持有批判態度、不計較個人得失，只問對錯，不顧一切”（吾丁《知識分子/革命家/思想家》）的獨立知識分子，當今中國也并非絕對沒有，老梟就是其中一個，只是人數太不成比例了，在知豬文犬成堆的知識分子隊伍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計。
并非中國知識分子天生愚賤，有因才有果，有主才有奴，他們其實也是犧牲品可忴虫。自古以來，知識分子（古代稱士）一直扮演著幫閑、幫忙的御用角色，既使太平盛世，或遇上禮賢下士的賢明君主，也不過是在上者”禮”、”下”的對象。文人的人格，乃附庸”君格”、”國格”上，文人自身是沒有獨立的人格的。知豬文犬，古已有之，只不過”于今為烈”而已。”并非專家們天生愚蠢下賤，或者書讀多了名頭大了就變傻變賤，而是因為在咱們中國，xxx是領導一切的權威，要想成名成家，必須攀權附勢并拋棄原則和常識。名大家成后，覺悟也高了，奴性也足了，良知和常識也丟得差不多了。要成功就得有牲犧，此之謂也。”（梟文《放眼神州盡蠢才》）。
知豬文犬和民豬官狗一樣都是專制主義的產物。比起歷代君主來，党媽媽更加喜歡把人當豬變人為狗。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會如此大規模全方位多層次地豬狗化，自然是拜我党半個多世紀來變本加厲的愚民教育、党化教育所賜。知識分子的奴性，思想文化的落后，源于專制政治的黑暗反動，基本標志就是知識分子的奴性化工具化，是傳統美德的淪喪、獨立人格的陵夷、自由思想的凋落和自主精神的閹割！拒絕知識鈣化、拒絕頭腦退化，拒絕思想僵化、拒絕精神奴化，要從拒絕專制主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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