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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我家在土改和文革中遭受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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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1日訊】看了大紀元的力作「九評共產黨」,特別是反覆看了九評之三「評共產黨的暴政」及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感觸良多。這兩評好象是寫我的家史家事,一件件塵封了數十年的血淚家史又湧上心頭,揮之不去,夜不能寐。於是通宵達旦,寫下了以下的血淚回憶:

據我家族譜記載,我的先祖原是山東省白馬府人氏,於宋朝年間(約1503年),宋將狄青奉宋帝宋佑宗之命率兵三十萬南下平蠻,我的太祖隨軍征戰,平蠻後按宋帝「屯兵化蠻」的旨意,落戶廣西桂南一帶生衍繁殖。後有福田、福申二公遷居鄰縣,成了我的祖先。

我的祖父秉承祖業、勤奮持家、置田買地建宅,成了當地小富。雖然不是大富大豪,但在1949年前日子還是過得相當富足和平穩。可是到1949年共產黨建政後,我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家破人亡成了我家的真實寫照。

「解放」後,祖父首當其衝,被劃為地主,1952年土改時被鬥致死 。當時先是被沒收了所有的田地家產,全家十幾口人被趕到鄰村的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茅草房中。共產黨指使貧下中農日夜鬥爭祖父,逼他講出金銀財寶的埋藏處。祖父說財產已被沒收分光,房屋也被分了,哪裡還有埋藏的地方?但民兵和貧下中農不信,每天都把他鬥得死去活來。其中鬥他最狠毒的是同村一名叫萬功的小青年,每天都變著花樣鬥他,讓他赤腿跪碎玻璃、雙腿上木棍夾板然後在上面猛地踩壓。每當聽到萬功來的腳步聲,祖父便驚恐地大叫:「亞功來了,救命啊!」,可是周圍都是民兵及看熱鬧的小孩,誰敢救他?隨著萬功在木夾板上的狠踩,祖父便發出撕心裂肺的呼救聲,一些無知的小孩也學著踩踏取樂。經不住這些恐怖的叫聲,祖父的繼母、我的80多歲的曾祖母冼氏在隆冬季節跳到右江投河自盡身亡。我的祖母勞氏亦于次日跳江自盡,但由於身穿一件破舊棉衣浮在水面被人發現而救起。祖父則三天兩頭被押到縣城及鄉鎮大會來回批鬥,最後一次在批鬥回村的路上氣絕身亡。押送的民兵便拖著他的未冷的屍體一直拖到村口,才通知我的三個叔叔去收屍。我的叔叔們去收屍時看見祖父的雙膝蓋上下的白骨頭已外露,陰森可怕,渾身上下都是傷痕累累,沒有一塊好肉,令人慘不忍睹。叔叔們只好含淚用一張曬穀子的破竹笪卷起自己的父親,草草埋葬。

土改時,我的父親和二叔分別在省城和縣中學當老師,1953年土改後因在老家已無房居住,我母親及二嬸便各攜子女投奔省城和縣。我父親和二叔雖然避過了土改的災難,卻未能逃過文革的浩劫,我父親、母親、二叔、四叔、六叔均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我的父親是一介文弱書生,一生均在讀書–教書–讀書–教書中度過,從未參與過祖父家業管理;他總是與人為善,從不講一句粗活,是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那種人。我父親在當地讀完中學後即到南武師範學校讀書中專,畢業後回家鄉當小學教師,後又當了鄉中心小學的校長。1945年他考上桂林廣西師範學院教育系,1949年畢業後即在省城中學當教師。我母親是鄉間少有的讀過中學的女子,嫁給我父親後亦在鄉間小學當了三年的教師,後因我們姐弟的相繼出生,才辭了教師回家務農。所以我是出生于教師的家庭,儘管我祖上是地主,但在1946年我祖父已將田地拆分給了六個兒子,每人分得約3畝,各人自立門戶,自食其力。我母親及叔嬸都是務農的,並非是某些共產黨書上所寫的地主子女都是不勞而食,在土改時亦未劃定他們的階級成份。

我父親歷經了思想改造、向黨交心、反右等運動,因他為人謹小慎微,倒也相安渡過。1957年他因患肺結核處於半休半講課狀態,學校領導視他為負擔,逐漸減少了他的課時,最後竟不讓他上課了,先是讓他保管學校勞動的農具,後又讓他看學校的大門口,成了個看門的。由於農具時有丟失,調皮學生時有強行通過校門逃學,引起了領導的不滿,說我父親什麼工作也做不好。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四清工作隊發動教職員工寫大字報揭發校領導的四不清問題。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樣,工作隊要引蛇出洞,便在大小會議上引用了黨魁毛澤東臭名昭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詭計,承諾「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並規定了每人要寫大字報的數量。為完成任務,父親忘記了57年反右派的教訓,經冥思苦想,竟鬼使神差地寫出了一張揭露校黨支部書記李某在與人打麻將時常高喊「反攻大陸」的大字報。沒想到他這一張大字報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李某對父親恨之入骨,總欲對他除之而後快。1965年到了四清後期,李某得到了「解放」,當時要精簡機構,我父親自然成了精簡的對象。四清工作隊先是找我父親談話,要他自動退職,答應每年工齡給一個月的退職金,當年父親的月工資是61.72元人民幣,如同意退職即發給約900元的退職費。我父親考慮到退職後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除我姐姐、哥哥已工作每月各有30多元的工資外,還有我在讀大學,弟弟剛上高中,妹妹在讀初中,幾百元錢有什麼用?於是我父親便拒絕了自動退職。「請酒不吃吃罰酒」,此舉惹惱了李某和四清工作隊,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找不出他的楂子,便想在他的歷史上找毛病。於是在隨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李某和四清工作隊指派了學校黨支部副書記、團委書記梁某到父親家鄉去調查,後來據說梁某在縣的「敵偽檔案」中查出了我父親競選過縣議員的材料,便如獲至寶。1965年4月3日的晚上,梁某通知我父親去參加全校教職工大會,會上由四清工作隊宣讀了一份市局四清工作領導小組勒令我父親退職遣反回原籍的文件通知,其理由是父親隱瞞歷史問題及工作表現不好。不容我父親申辯半句,便將他趕出了會場,父親便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勒令退職了。隨後他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由梁某安排數名學生手持木棍棒對我父親的住所進行了監管。當時我母親還在市某醫院我姐姐家中帶二個幼小的外孫,毫不知情。第二天梁某到醫院通報了我父親被勒令退職遣送回原籍的事,要求醫院配合也把我母親趕走。於是醫院領導找我姐姐要戶口本,謊稱要查對戶口,我姐不知有詐,老實交出了戶口本。下午他們還戶口本時對我姐宣佈我父親已被勒令退職遣送回原籍,他們已擅自將我母親的戶口遷回老家,並強行帶走了我的母親與父親一併關押。

1965年4月5日是傳統的清明節,不知是否是天意,那天淩晨電閃雷鳴,狂風暴雨傾盆而下。在天剛亮的暴雨中,梁某帶著幾個手持木棍棒的學生,冒雨將我的父母親押送至汽車站,由梁某親自將我的父母遣送回老家。至此,黨棍梁某將我的父母押上了不歸路。

梁某將我的父母親交給了生產大隊幹部,他未經我的父親同意,便擅自將我父親被勒令退職獲得的900多元退職金中的一半即450元交給了大隊,說是交給大隊作安家費。對這筆退職費,事前我的父親毫不知情,只是在梁某交給他餘下的450多元時才知道。我父母回到老家,已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地,大隊幹部根本沒有給他安家,將他推給了他的親弟、我的二叔的兒子家。我的二叔家是個破小的泥房子,根本無法住下。二叔兒子亞文只好在他的茅草廚房外再為他們搭建了一小間極為簡陋的茅草房。就是這一間根本無法遮風避雨的茅屋伴隨了他們三年,直到他們走上黃泉路。

4月5日的一場大暴雨拆散了我的一家,是日下午,我的姐姐來到學院找還在讀書的我,告訴了我父母親已被押送回老家,弟弟和妹妹已被趕出學校,我一聽猶如晴天霹靂。我面對著昨夜被暴雨吹倒的片片夾竹桃花,無聲的淚水長流,不知弟妹如何安頓。幸好醫院幼稚園一好心的揚老師介紹了一間市房管局直管的不到9平方米的單間,月租5.30元,我的弟妹才有了暫時的棲身之地。我的姐姐受此株連,同年被醫院掃地出門,與我姐夫一起被下放到桂北的一個縣醫院,從此再也無法回到南寧。

父母被趕回老家後,父親開始寫材料申訴,他堅決否認了在縣城競選議員一事;對勒令書中的「工作表現不好」結論,他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些都是學校強加於他身上的「莫須有」罪名。他要求為他平反,並退回450元的血汗錢。他的申訴如同泥牛入海,從無回聲。

1966中,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開始。紅衛兵來抄過他的「家」,但家壁四空,沒抄出任何東西,但從此不得安寧。1968年初,在舅舅的冒死幫助下,父母來到省城。我大哥大嫂專程從北京回來看二老,並將父親帶到北京,和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申訴。接待站給了他一張轉交廣西區(省)革籌辦處理的文件。父親帶著一絲希望回到南寧。然而此時的廣西南寧正是兩派大武鬥,並且是周恩來、康生欽定的「革命組織」廣西聯指(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在中央「七.三布告」的授權下對廣西422造反派進行滅絕性圍剿的時候。他手持的一紙空文根本無法遞交給廣西區革籌。當時學校已無法上課,我作為兩派都不參加的逍遙派亦回了家,與父母弟妹蝸居在9平方米的斗間。7月中,為迎接廣西區革委會的成立,廣西聯指在廣西軍區的支援下,兩次進行全城大搜捕,兩次我都「有幸」被捕。第一次是某日半夜時分,廣西區黨委機關聯指(廣西區黨委正好在我家的附近)闖入我家查戶口。我的母親因無戶口首先被捕帶走,父親因睡在門口外的過道而未被查。我的戶口在學院,身上只有學生證,但還是被捕了。先讓我用一條毛巾蒙往雙眼,帶到街上集中,然後讓被捕的人排成一串,後面的人雙手搭在前面的肩膀上,在街上胡亂繞圈子走了好幾圈,為的是讓被抓的人暈頭轉向,不知被關押在哪裏。後來將我們投入一間私牢。天亮後我朝窗外張望,看見了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內的小別墅,(文革時韋國清家被造反派抄家開放展覽,我進過那禁區),我確定了那是保愛路廣西區(省)醫院的門診分部和護士學校,也就是廣西聯指桃源路片的一處指揮部。我更聽到了和我在學院同班同組同一宿舍的黃同學的講話聲音。因他是聯指的小頭頭,雖然與他從無任何過節,但我沒說認識他,讓他幫助放我出去。他也明知我被關押在旁邊,也佯裝不知道不過來看我,想必我班的聯指兵都知道我被關在那裏。我在那裏被無故關押了四天四夜,不提不審不問。我因有嚴重的失眠症,外面高音喇叭整天在廣播七.三布告,屋內蚊蟲飛舞,尿臊熏鼻,我幾乎沒得睡過一覺。到第四天的晚上,才讓我蒙上雙眼提審了我,問我學院422的武器裝備情況及明碉暗堡分佈,我是逍遙派,當然一無所知。我被打了一拳便送回私牢,第五天才把我放回家。我母親則被關押在聯指設在共和路區工商會所內,七天後才放出來。

我與父母的第二次被抓是在一周之後的深夜,也是廣西區黨委機關的聯指來抓人的,這次我的父親未能倖免。我們三人一起被關押在南國街電廠大院內,在傍晚時分來了一輛大卡車,將一大批的外地人及我父母趕上了車開走了。車出門口時,我見父母無助地扶著車後門,搖搖晃晃地問我擺擺手,便消失在夜幕中,沒想到這竟然是我與父母的生離死別。我於稍後被釋放回家。36年了,我眼前總是浮動著與父母生離死別的瞬間和他們無助而晃動的身影。

我父母被關押在廣西大學附近的聯指集中營內,我三弟曾冒危險去尋找他們,我母親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元錢隔著鐵絲網遞給了三弟,留給我們作生活費。舔犢之情,溢於言表。這是父母給我們三兄妹的最後五元錢,從此我們便陰陽相隔。我們曾試圖找聯指的小頭頭將他們營救出來,終未果。幾天後父母便被遣送回縣。

父母被遣送回之日,正是廣西區(省)革命委員會在8月28日成立前後,廣西聯指大開殺戒,在廣西全境大屠殺之時。父母回去後便杳無音訊,我寫去兩封信也如石沈大海,我知道情況不妙,凶多吉少了。因為以前不管到那裏,父親總是會來信的。當時我面臨蔥忙的畢業分配,1968年10月8日,我被流放分配到了中越邊境最窮最山的公社,我的弟妹被趕下鄉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在南寧的家已不復存在。

臨離開南寧時,我們對父母的情況一無所知,生死不明。直到1969年新年我回南寧,才從鄉下來的舅母和其女兒亞蓮表妹口中知道,我的父母已被活活打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我的二叔、四叔,六叔、二姑丈、二舅、三舅及其兒子。除我的父親留下遺體外,其餘均被拋屍河中滅跡,屍骨無存。

對於這一噩耗,並不出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早已麻木。在一黨專制的強權下,我們不敢哭出聲來,我們惟有忍辱負重、苟且偷生。我們不敢去信鄉下詢問詳情,怕的是給鄉下幸存的親人招來殺身之禍;更不敢回去拜祭父母叔舅的亡靈,怕的是自己送上門去遭到斬草除根;我們是一群沈默的羔羊,不敢提報仇雪恨;我們是不孝的子孫,沒能給父母親人送終。直到13年後的1981年,我才第一次冒險回去拜祭了父親的墓地。對於母親及叔舅的亡靈,我只能站在他們被打死拋下右江的地方,望著滔滔東去的江水,大哭了一場,以寄託自己的哀思。

1980年以後,我才敢向共產黨有關部門申訴,然而從無回音。1981年我到回老家欲找當年指揮大屠殺32人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後因殺人有功而升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的XXX討個說法,未見。我轉而到縣公安局找了辦公室主任,他說:「你的父親是有罪惡的,平什麼反?」就把我趕下出來。我對由中共公安局緝拿殺人兇手,給我父母平反已不存在幻想。其實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廣西在文革中的大屠殺是聞名於世的,1984年「處遺」工作中,有人根據廣西「文革」大屠殺事件概括道:「殺人之多,全國之冠 ,殺人之慘,歷史罕見。」在1968年7–8月間,全廣西共殺害和迫害致死達8400多人。 為此中共政權於1982年專門下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並派時任司法部副部長(或最高撿副撿察長?)的***率工作組來廣西處遺。在廣西召開處遺領導幹部大會期間,我通過***的朋友向他當面遞交了申訴信。這一招果然靈驗。估計***下了批示,第三天,正在南寧參加處遺會議的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便帶5-6個縣官來到我家,向我表示慰問,並承諾回去認真處理我父母的平反問題。在後來的處遺中,我才逐漸瞭解了我父母叔舅當年被活活打死零碎真相。

1968年7.8月份,我父母被廣西聯指遣送回縣後,正是廣西區革委成立前後掀起的大屠殺狂潮。我父母立馬成了專政的物件,遭到了隔離毒打批鬥。當時廣西區革委會已於8月28日成立,也已意識到廣西大屠殺的嚴重性,遂緊急下文叫停,但屠夫們殺紅了眼、殺上了癮,那裏還停得住手?縣裏亦召開了停殺的緊急會議,我父母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XXX和治保主任###參加了會議,但他們回大隊後故意拖延時間不予傳達,以便能殺更多的人,至使大隊仍大開殺戒。當晚我母親、四叔、六叔被押至生產隊曬場,便被亂棍狂打得奄奄一息,見我母親還沒斷氣,他們用腳踩壓她的胸部,並拖入曬場前的池塘中浸泡,我母親終於斷了氣息。我四叔、六叔也同樣被活活打死。更為可惡的是,他們殺了人,便叫來我二叔的兒子(我的堂弟)亞文及其他死者的親屬,逼迫他們把自己的親人拖到河邊拋入右江中。逼於他們的淫威,亞文等只好拖上自己的親人拋入河中。據亞文後來說,當時四叔、六叔尚未全斷氣,但如果不拋他們入河中,他就要馬上被打死,他只好違心做了。當晚,我的二舅、三舅亦被打死,拋屍江中。當時大屠殺的總指揮就是大隊黨支部書記XXX,直接指揮打死我母親、叔叔的是大隊治保主任###。1983年在”處遺”調查中有基幹民兵的以下書面證詞:

兇殘的劊子手—###文革中害死***妻之經過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身為基幹民兵,當時的大隊治保主任###多次口授於我,叫我要***(注:筆者父親)揪鬥後打死並掉入河中。由於出於良心,我沒有遵照###的旨意,結果我也和***夫婦一樣被關進了大隊設立的集中營。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被打得不成了樣子,由大隊決定釋放***之妻回家煮粥伺候***。***妻被釋放回家的當天晚上,以###為首糾集本村好多人,對***之妻作了無情的迫害以後掉入河中。可憐***之妻手無寸鐵,死於亂棍之下。###這種殺害無辜,私立法庭,殺人如宰一隻雞一樣的殘忍手段,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為嚴正國法,我們願予作證。

*廣義(蓋手指印)
親眼目睹出集體工時被###踢倒數分鐘後才能起互見證人及當晚開會目睹各隊見證人*** ***(蓋印章)
當晚***妻被打半死後被迫丟人河中見證人 *傑夫(蓋印章)

我的父親獲悉母親和二個叔叔被打死和拋屍右江之後驚恐萬分,於次日淩晨不顧被打得不成樣子的滿身傷痛,逃出了大隊集中營,向下游方向逃命。民兵發現父親逃走,即派人追尋,終於在三公里外將父親抓獲。民兵把他毒打一頓後用鐵鏈鎖住他的雙手和頸部 ,將他解押回大隊部,改為關押大隊小學的一間小屋內,仍用鐵鏈的一頭鎖住他的脖子,另一頭懸挂在窗外,由看守的民兵及看熱鬧的小孩不時牽拉鐵鏈取樂。我的父親那裏經得起如此殘暴的折磨,幾天後便死去。可憐我的父親年青時曾是該學校的校長,年老後競被折磨死在他曾任教的學校內,終年僅51歲。我的父親死後民兵通知我三叔和堂弟亞文去收屍,否則便丟入河中。三叔和亞文趕快去收屍,用草席卷起我父親的遺體草草埋葬,連個棺木也沒有。在文革中我家族死去的九個親人中唯有我父親留下遺體,其餘的八個人則屍骨無存。十三年以後當我去大隊小學尋找我父親死亡的房間時,當年將我父親置於死地的鐵鏈在木窗臺上的拖拉凹痕仍清晰可見。

幾乎在我父母叔舅被打死的同時,我的在鄰縣小學當老師的二叔亦被民兵活活打死,拋屍入左江之中;我的在中學當教師的二姑丈被打死亦拋屍江中;我的遠在數百公里外浦北縣林場當工人的三舅兒子(我表哥)亦被亂棍打死,死時年僅27歲,與數個同時被打死的人同埋一坑,以至後來平反後根本無法辨認屍骨。

父母叔舅的死於非命,令我家破人亡。1976年1月我的兄長憤然辭去了在北京優越的工作,舉家移居香港。我姐姐則在下放桂北後永遠回不了南寧。我的弟弟則在插隊後留在了黎塘工廠。我們兄弟姐妹從此天各一方,難有聚首之日。而我姐姐終日以淚洗臉,現在年近七十了,仍整天心跳冒汗,步履惟艱,十數次住院,而生化、心電圖、心臟彩超等各項檢查卻未見異常。專家數次會診結論為心理因素使然。其實這都是父母慘死後給她留下的後遺症。

1983年12月「處遺」後期,縣政府下文給我父母平反,文件內容為:「***同志,男,一九一七年七月出生,系****第三生產隊人。該同志生前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在「文化大革命」內亂期間,被誣衊為組織偽政權,想當鄉長進行批鬥,於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被迫害致死,決定予以平反,恢復名譽,所強加給的罪名和不實之詞,一律推倒,對株連的家屬和親屬一併予以平反,舊的結論書同時作廢。」

給我的母親、四叔、六叔的平反通知除改為「被誣衊為地富翻案外」,其餘全同。每位死者發放給家屬「撫恤」金200多元,一個鮮活的生命,連一條豬狗都不如。這就是共產黨的「價值觀」。

據處遺時不完全統計,僅在該大隊,由黨支部書記***指揮屠殺殺死的就有32人。***因殺人有功,不久便升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後又調任城廂鎮黨委副書記。在廣西「處遺」中,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被判了十三年有期徒刑。而###及眾多的殺人兇手無一被判刑。不久,在廣西便盛傳「中央派廣西處遺領導小組及***處遺面太廣,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的流言。果然,在廣西處遺時所有被判刑的殺人兇手很快便被全部釋放出獄,並回原單位恢復了工作。***被釋放後還享受了退休待遇。一場「處遺」的鬧劇便草草收場,文革的冤魂又被愚弄了一番。但不管怎樣,***先生還是為廣西文革被屠殺的冤魂及其家屬做了一件好事。

綜上所述,我的家庭在土改時被害致死二人(曾祖母和祖父),在文革時被活活打死五人(父親、母親、二叔、四叔、六叔),親屬中被打死的五人(二姑丈、二舅、三舅及其兒子),合計被害死打死的達十一人。試想在「解放後的新中國」中,在全中國,有哪一個家族被共產黨害死打死那麼多人?如果要申請家族被共產黨殺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則非我的家族莫屬。我的家族為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以上的材料是根據當年我給父母申訴平反的材料及面交給***的控告書中整理出來的,除個別時間、地點、細節可能有誤以外,是完全真實的,絕無虛言。基於對自己及證人的保護,我隱去了一些地名和人名。在這裏我只是擺出事實,而對共產黨的德行,不做出任何評價。因為「九評共產黨」己全面、完整、深刻地評價了,我任何的再評價也是蒼白無力的。我相信,歷史將會對殘暴的共產黨做出公正的審判。

僅借此文悼念我的在共產黨強權下被殺害致死的十一位親人。

2004年12月25日耶誕節於香港
(//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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