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我認為大紀元時報「九評中共」是一篇很真實﹑很公正的鴻文﹐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裡話。從一評開始﹐我每評必讀﹐大多讀兩次﹐至第九評出了特刊﹐我又由一至九讀一次﹐即共讀了三次。九評之好﹐見於﹕

1﹑夠膽識﹐不怕追查﹑打擊報復和對方黑手耍陰謀而盡情說明說透己欲說之話﹔
2﹑材料大量﹑充實﹑系統﹑具體﹑精細﹐有的材料對部份人(包括我)是前所未聞﹔
3﹑文中有比喻﹑有反問﹑啟發讀者﹔
4﹑每評均有前言﹑結語﹐提綱挈領﹐畫龍點睛﹔
5﹑在每評前言中一般先引述中華傳統文化﹐如前引孔子大學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老子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佛教的慈悲﹑寬容﹑利生等﹐將我中華民族的基本國教儒釋道與共產邪教對比﹐以利批判。

我出身寒微﹐祖父輩世代務農﹐至我少青年時﹐先父自捱艱辛﹐送我讀書﹐粗識之毛。早年響應中共抗美援朝作宣傳﹐後來參加土改隊﹐成為中共的「國家幹部」後的三反五反﹑合作化﹑大煉鋼鐵﹑大躍進﹑反右派﹑反右傾﹑文革等運動我都親歷其境﹑親嘗其苦。1979年在毛﹑周﹑朱死後三年﹐鄧小平掌政﹐改革開放﹐我才經申請獲批﹐離開大陸﹐移民美國。

從1951年至1979年4月的28年間﹐我是共產黨掌控的非黨員幹部﹐其中艱辛﹑實難為外人道也﹗起初幾年﹐因對中共認識不深﹐曾申請加入共青團﹐因將超齡而不獲批准。又因我讀中學時曾集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這一「歷史污點」﹐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我檢查交代。我對中共亦由初期的認識模糊至1955年開始認識其「廬山真面目」。起因是不懂農作的中共官員﹐要農民在「大寒」日(農曆每年最後的節令)浸榖種﹐次年立春雨水插秧。當地向有「清明耙穀雨下」之農諺﹐意即至清明穀雨時
節才能耙田插秧。而大寒至立春是全年最冷凍日子﹐但中共卻令農民浸穀播種﹐致使秧苗大部份凍死﹐要想重播時已無穀種﹐故該年丟荒不少良田﹐農民減收失收﹑挨餓挨飢。而中共在總結時不檢討自己的官僚瞎指揮害苦了農民﹐卻指責老天爺不作美﹐足見其邪惡。從那時起﹐我便決心不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如有機會﹐當遠離其控制的中國。

中共的政治運動從抗美援朝﹑土改至反右派我都過了關﹐因為當時我所在的單位的職幹中有地主﹑富農子弟或偽職(國民政府)﹐人數已超過了5%(運動挨批數額)﹐而我一直處於95%之列﹐倖免於難。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後來在全國掀起的「反右傾」運動﹐我終於不能倖免﹗單位裡的中共領導及黨員向來知道我心與黨並非一致﹐便說我「離心離德」﹐首先將我隔離檢查﹐不准回家﹐在單位食宿﹐然後小組交心﹐大會檢查﹐戰線(財經貿)典型檢討﹐全縣工幹大會上
檢討批判﹐批鬥次數先後不下十多次。當時的政策是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自我檢討批判的標準是「四得」﹐即﹕

擺得開﹕與黨思想不一致之內心世界細微到一閃念﹔

提得高﹕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

批得狠﹕自我定罪﹐如反黨應坐牢﹑反人民應處死﹔

挖得深﹕我家祖輩務農﹐土改成份中農﹐但受地主﹑資本家思想腐蝕﹐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一系列的交代批判後就是定罪處罰。根據我交心中有對黨不滿﹑對「大躍進」有異議﹑對蘇共赫魯曉夫整垮馬林科﹑布爾加寧等事件認識為派系鬥爭等內容﹐加給我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對全世界共產勞工運動的領導核心蘇共中央…」。我對此心裡也覺可笑﹐我連個黨員也不是﹐有何力量去反「全世界共產勞工運動的領導核心蘇共中央」呢﹖但為了符合「提得高」之標準﹐也只好表示同意。處分是撤除副股長的職務﹐降一級﹐由行政22級降至23級﹐工資從57元人民幣降為49元﹐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於是我便與財務戰線其他十幾位經歷相似的「戰友」﹐下放到縣的最邊遠﹑最落後的大隊勞動改造了一年﹐再抽調去「整風整社」。其後平反﹐認為我的錯誤被誇大了﹐恢復原級﹐補回被扣工資﹐但不安排職務。文革中我已被調至另一縣﹐而我步步為營﹐未受批判。其後毛死鄧掌權﹐凡海外關係有「家庭團聚﹑助理業務﹑繼承財產」要求者均可出國﹐我也獲得批准來美定居。

掙脫囚籠﹐喜獲自由﹐回思往事﹐如作大夢﹐寫有「無題」詩雲﹕
去本艱難住更難 丹心笨力兩凋殘
思親念友情無罄 受整挨批淚始乾
蟻陣邀功緣不結 牛棚認罪膽猶寒
爬羅躍跑秦關遠 登上蓬山望故山

2004年12月於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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