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8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海彥香港報導) 中國黨政高層多年來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不過，在2004年發生的眾多群體性事件和官民衝突事件，無論從規模和嚴重程度上，都超過了往年，其中幾起更是引起震動。專家分析認為，經濟高速發展下的貧富懸殊日益擴大、地方政府權錢勾結，腐敗嚴重、缺乏化解與緩和官民矛盾的有效機制等，是造成這些群體事件惡化趨勢的主要原因。

*動盪此起彼伏*

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中國在2003年發生了約五萬八千起重大社會動盪事件，涉及人數三百萬。

2004年的官方統計數字還沒有公布，不過，10月份的香港《動向》雜誌報導，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10月4日發布的9月份社會秩序治安的內部通報說，二十九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一百七十多個城市，共發生八十多萬人次的遊行、示威和集會，二十一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三百九十多個縣屬鄉村，發生了五百二十多次規模性群體事件，有一百一十多萬人次參加。

*專家：五六年後多危機*

《中國青年報》今年9月3號報導，由九十八名專家學者組成的課題組指出，中國在2010年前後可能出現進入“危機多發期”。

*今秋為多事之秋*

在隨後的10月，今年的官民衝突事件衝向高潮，發生了數起震動海內外的官民衝突事件。

10月4號，從2003年3月開始的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三岔灣村農民抗爭市政府肆意徵用土地的維權行動被市政府壓制，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多人受傷。

10月18日，重慶萬州區一宗小事，只因打人一方自稱國家公務員，說是即使打死一名社會最底層的挑夫，也可以花錢擺平，便演變成一起數萬人衝擊政府大樓的警民衝突。

從10月27號開始到11月5、6號，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數萬民眾，為抗議修建水壩但拆遷補償極為低下，在水電工程庫區抗爭，並圍困省委書記，與公安和武警發生嚴重衝突，多人受傷。

隨後，在11月10號，廣東揭陽上萬人因抗議地方當局繼續濫收過橋費，焚燒收費站，與消防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出現傷亡事件。

此外，11月12日廣西桂林七星區穿山鄉農民在市政府前靜坐，抗議官方強佔和轉賣民地。

12月15日，四川瀘州火炬化工廠數千工人抗議廠方托欠工資、要求調查廠領導腐敗而舉行示威活動，幾天後被警方驅散。

*民怨點火就著？*

有專家認為，總體上講，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出現的貧富懸殊，大批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及經濟地位提高緩慢，形成對社會的不滿，一旦遇到導火因素便爆發出來。

*鄭宇碩：有兩極分化，無社會保障*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和社會學教授鄭宇碩說：“貧富懸殊或是貧富兩極分化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構成社會動盪、政治動亂的一個基本因素。中國經濟發展的利益不能很公平地分配，築成了社會不安、民間不滿。更重要的，在中國這個社會裡，大家對先富起來的人有相當的懷疑，懷疑他們財富的來源不正當，覺得很少是真正憑自己的本領賺錢的。他們一般都認為，大部分是靠關係了、靠貪污了，種種不法的手段去累計財富的。”

鄭宇碩教授說：“這個貧富的因素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一旦失去工作了，他們很可能維持必要的生活都成問題。一方面是貧富懸殊，另一方面就沒有起碼的社會保障制度為貧困的人提供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

*李谷城：貧富懸殊起抗爭*

香港珠海書院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谷城表示，目前，民眾對中國社會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不滿日益增加。

他說：“抗爭事件當然主要是貧富懸殊了。中國人有講說，不患寡，患不均。貧富懸殊的原因，有些是本身體制改革的原因，有些是政策上的原因，有些是個人的原因。而在中國大陸，現在要靠正常的方法，考工資收入、靠辛勤勞動去賺錢是很不容易的。總之，要想點歪門邪道的東西。那些老實的、沒有技能的、缺乏生產手段的人，就永遠富不起來了。”

*地方官員腐敗濫權*

鄭宇碩教授表示，導致民眾與政府矛盾加大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員和許多企業領導人貪污腐敗，強行徵地和拆遷，但又不給予民眾合理的補償，或者是托欠工人工資以及福利等等。

鄭宇碩說：“貪污濫權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了。在農村也好，在城鎮也好，有一些地方政府收地，不做賠償，或者不做合理的賠償。我們也看到，越是窮的地方，越是偏遠的地方 ，地方官就越容易無法無天，魚肉百姓。所以，這些地方很容易出現動亂。”

*官多農民苦*

香港珠海書院研究員李谷城也認為，目前許多民間抗爭事件都直接起因於地方官員不盡職守、腐敗濫權。

他說：“現在的中國政府，它的人民養官員的比例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高的。農民辛辛苦苦賺的收入已經不多了，可是上面還要養許多幹部。而這些官員利用手上的權力，比如說批土地呀，把土地的價格壓得很低。雖然政府有一定的規定，但它層層苛扣，實際上落到一般民眾手上是很少的。那麼，他們沒有辦法維持生活，所以要抗爭。”

*體制弊端，缺乏監督*

專家認為，激化官民矛盾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在現有政治體制下，沒有有效緩和與化解官民利益衝突的機制，上訪、訴訟或尋求媒體監督幫助都遇到種種阻力，很少能解決問題。據中國官方統計，信訪和上訪的成功率大約是千分之二，而民告官的勝率也很低。

香港城市大學鄭宇碩教授說：“比較容易制衡貪官污吏的基本上是兩個制度。第一是盡量發揮媒體的作用，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但是，目前媒體不能產生這種監督作用。沒有媒體的監督，單靠上一級官吏的監督，作用明顯有限。第二是人大發揮監督作用，這方面也沒好好地做。”

香港珠海書院的李谷城也表示，問題的根結在於體制。他說：“它是一個體制問題呀，沒有辦法真正地問責，真正地有監督作用可以解決政府和民間在利益分配方面出現的衝突。”

以上是中國社會動亂年終綜述的第一部分。在第二部份中， 我們將分析緩解這些官民衝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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