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眼睛

──李曉斌和他的攝影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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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6日訊】一.

李曉斌先生終於有機會來出版個人的攝影作品,他三十年的事業,三十萬張底片整理出的一小部分,以二百多張照片的結集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借此機會可以一吐早已骨鯁在喉的想法:這既是李曉斌先生個人莫大的榮譽,也是中國攝影業界的一個不小的恥辱。
  
我曾經有三四年的時間常常在數萬張黑白照片裡流連,我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早就有眾多的攝影家用鏡頭忠實地記錄過我們社會的歷史了。我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每一代人所受的苦難、所經歷的青春的歡樂、所理解的幸福一定有人看到了,拍下來了,替上帝記下來了。盡管我們為活著所苦,我們易受誘惑,我們犯下罪錯,但無論如何,這世上還有人的眼睛,他看到了,他見證了。文藝的其他媒介,如語言、畫布、石頭等等,都可以因外界的強制扭曲變形,但“鏡頭不會撒謊”,只要有心,只要有眼睛,只要誠實,鏡頭就能夠把歷史的軌跡變成作品。但是,令人驚訝地是,我們的歲月,我們日常的生活,少有眼睛來看,少有鏡頭存照。我們無數的瞬間不過是白過了。我們如咳風唾地,轉眼即逝。我們仍然是失去怙恃失去慈如上帝靈如命運悲如佛子眷顧的蟻民啊。
  
這麼要求業界是否過於嚴苛了,在一個管制極權得喪失靈性的人群中間,怎麼能要求他們有正常人的品質?但是,對於後極權時代的社會而言,人們不再全都屬於原子式的子民,群體已經分層。而對於群體的上層來說,他們不是有藝術的自覺嗎?他們不是已經不再屬於人民了嗎?他們應該也能夠反映自己的歷史。換一個角度,要求北韓、非洲或我們貴州的人民拿出十年二十年社會變遷的照片當然是不太現實的,但他們那些完全有條件的精英卻是可以完成這一工作的;當表現當地的真相和真實由外人拍攝出來後,恥辱不屬於當地的人民,而是屬於當地的統治精英,屬於當地的“藝術家”,屬於當地所謂的“知識分子”。
  
而這正是我們的恥辱和悲哀。我們知道,個人、種族、國家、社會等最重要的生存意志在於認知,自知知他,是自度度他的前提和本質。認知使得人們告別了蒙昧狀態而進入了自由自主的可能。人類社會一切落後狀態的根源在於無知,人性慾有所改進現實也是從認知入手的。但我們最經常見到的現象,是對落後地區的現狀一無所知,要瞭解而無從著手。只是借助於別人的眼睛,我們才明白一個落後地區的狀態,它的飢餓、無知、貧窮是怎樣統治著人心。
  
因為存在著落伍的社會和現象,人性才有著改進的使命、天職和價值,人類社會才會有仁人志士、先知先覺者擔當啟蒙、教化和見證的角色。對一個民族國家而言,這種更改現狀的努力是由其精英們來主導的。由數萬萬人組成的一個社會,一個共同體,無論它怎樣被殖民,怎樣封建,它仍有力量養育一個相當富貴閑適的上層。它的優秀分子仍可以突破管制而獲享人的世俗權利,問題不在於他們如何享受自己的所得,問題在於,這些民族社會的上層精英分子如何成就自己將整個民族帶入現代社會的天命。
  
日俄德等後發國家的模式舉世稱道,重要的在於其精英具有明確的意識。他們深知自己的民族跟先進國家的差距,而將縮小差距、增強國力、提高民眾的信心、增進國民的福祉當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是如此充滿悲喜劇,幾乎是人類現代歷史最動人的篇章。
  
還有一類模式,那些部落酋長的王子、王公大臣的千金,他們來到了現代文明世界,他們學會了現代物質文明的各種奇巧淫技,他們也看到了發達社會的民強國富。他們又回去了。歲月催人老,他們也成為了酋長、王公。這一模式是前現代社會應對現代性挑戰最常見的模式之一。
  
我們民族遵循何種模式,似乎難以一時定論,日俄德模式也曾在我們的歷史上上演過,那是我們現代史的偉大開端,康樑孫黃們不用說了,就是陳天華的蹈海,鄒容的馬前卒,章太炎的裝瘋賣傻,五四學生們的呼號,都實實在在地有著民族精英們的血和淚。只是這些衝動耗竭至今日近於虛無。我們的精英們不過以虛無的心態聽任一個民族的落後和蒙昧成為示眾的材料。

二.

李曉斌先生以三十年的時間向我們證明瞭這樣的道理,即在中國這樣一個後發的社會裡,個人的生穿擇跟社會歷史進程有著複雜的關係。在選擇攝影作為生活和事業時,李曉斌跟同齡人一樣懷著平民主義的眼光觀察世界,他從體制外努力欲為體制的活力人性化有所建設。在當時,他們是以反叛、另類的身份和形象衝擊著社會體制的。而每一代人的反叛,邊緣對中心主流的抗爭,多是從政治和藝術的角度開展的。當政治領域裡的表達輕易地取得勝利(反抗的對象成為全民的笑話,因此只要有要應和,專制愚昧的形象就會轟然倒下),或者極為艱難時(由於政治高壓或政治生態複雜,人們的反抗無從著手或人們無從反抗甚至人們不覺得反抗之有充分必要),藝術就成為了反抗舊有的精神最重要的形式。李曉斌參與創辦的“四月影會”就是從攝影的角度再現了人們尋找新的精神的努力。
 
但李曉斌跟大多數人有所不同。當人們因反抗而進入體制或反抗的體制裡時,當人們轉而尋求藝術的諸種可能時,李曉斌堅持他的平民眼光,並從藝術對象那裡發現了現代中國彌足珍貴的平民精神。人們通常認為,在每一個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史上,最為關鍵的是上層的主導流變,下層平民的反應多只是跟進服從。因此,平民的感受,平民的喜怒哀樂少有被注意的。李曉斌在當時所拍攝的眾多的照片,那些衣衫襤褸的市民,那些為結婚而買到一台收音機而一臉幸福的青年男女,那些趕時髦燙頭的人們,等等,就這樣在上層精神的流變裡被當作了一個笑話。用他們的話說,這也叫攝影?這樣的照片我隨便就能拍一大把。因此,李曉斌的努力不僅為體制所不容,那些跟體制調情的人也跟他漸行漸遠;而且他在那些追求藝術的人們那裡也不受歡迎,不受尊重。

檢討中國八十年代的上層精神更替,邊緣力量反抗中心主流的勇氣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新的精神卻因由上層邊緣精英的主導而缺乏中國人最為寶貴的貴生品質和民生眼光,這使得當代中國的諸多變革“無根”,無根的歷史變遷無助於真正的文明重建。這一特點延續至今。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啟蒙熱、方法熱表現在藝術領域乃是唯新求變是尚,乃是無限地追求事物的“深刻性”,乃是變本加厲地探求事物的“形式感”。人們的精神思維主要著力於此,而對於李曉斌拍攝的引車賣漿者的生活,以及自引車賣漿者的眼光攝取的生活,就很為高深雅緻溫敦的人們所不屑不為了。
 
李曉斌是寂寞的,這一命運還得繼續下去。到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登上了中國的舞臺。精神的流變至此以商業標準要求自己。藝術開始入俗,或說世俗開始以藝術包裝自己,“雅得這樣俗”。一切膚淺的、無內容的事物均以藝術的名義買賣。這種精神可以容納膚淺,可以容納銅臭,可以容納世俗,可以容納下層,但就是不能容納下層的眼光,平民的精神。正是在市場時代,攝影藝術有了空前的發展;但也是在市場時代,社會仍容不下李曉斌和李曉斌一樣的攝影家。

好在李曉斌耐得寂寞,他也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了這時移世變的滄桑。生活的變遷他都看見了,都記錄下來了。一代人、兩代人的命運在他那裡有著清晰的表現。重要的是,有著數十年代變易不已的社會開始了積澱,反思。這個懷具現代化情結幾欲變種求存的民族開始有了歷史感。無論文化認同的反省如何,歷史感裡最簡易的內容乃是民生日用的典型表現。老照片也好、胡同舊村落也好,一徑呈現,就在讀者那裡獲得了響應;而希望工程所代表的現時的苦難更直接衝擊了讀者的審美視野。這種民間攝影最有代表性者是李曉斌,他的“兩代人”因此被承認,而“上訪者”更是被評為中國攝影四幅歷史巨作之一。

懷著歷史的滄桑回頭看,人們驚訝地發現,李曉斌數十年如一日拍攝的作品是反映一個民族變遷的無價財富。人們可以就李曉斌的作品分出許多專題來,權力的變遷、時尚的變遷、市場意識的發育、青少年教育問題,等等。所有這些題目,組成了一個變革的中國,同時又是中國仍需要解答的問題。平民眼光和問題意識乃是李曉斌的作品特質。

談論李曉斌和他的攝影作品,最為讓人感慨的不是他熬過來了,不是他終於得到了承認。在二三流藝術家眼裡,生活和歷史就是賭博,就是跟風,就是賺多賺少,大賺特賺,李曉斌的成功不過是他賭贏了。仿佛三十年河東河西是我們民族的勢利病理,李曉斌的成功不過是僥倖撞了大運。李曉斌的攝影作品遠不是撞大運所能說明的,不是今天的中國時尚平民眼光,李曉斌才被接受。因為李曉斌先生的作品表現的是亙古不易的道理,是作為材料也作為目的的生活本身。時代和社會接受他,也是時代和社會稍具正常健康的心態之後對於他服務於生活和歷史本身的承認。

談論李曉斌和他的攝影作品,最讓人感慨的是,他在變遷的時代提供了一種生活的示範,提供了一種精神展開的可能。這不僅是一個後發國家最為難得的個人生活,也是一個貧困時代裡最為寶貴的個人作為。

三.

在一個弱勢的文化、民族、生活單位裡,在一個貧瘠的時代,個人有何作為?

對於人類個體和單位社會,一直有一種有關世界的總體性解釋。在這種總體性解釋裡,個人找到了歸宿,找到了行為的規則和方向。近二百年來的中國人因此深受著現代性解釋的影響。在這種現代觀念裡,歷史有其目的,歷史主義引導了一切個體和民族國家大踏步前進,獻祭犧牲、生活事業等等的意義都在於順應了這一歷史的方向。對個體而言,最幸福的莫過於生活在這種現代世界裡。或者是要朝著它奮鬥,以它為目標趕超;或者是要享受它的全部規定,現時地兌現其物的成就。隨著現代性的反思,這些進化鏈條上的精神和形式在今天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趕超型的日俄德模式和保守的前現代方式都屬於集體行為,今天的中國人更是喪失了集體的力量。在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裡,中國已經由一個純粹落伍的國家演變成了一個複雜多樣而原子式的社會,中國跌跌撞撞地把世界上各種社區的精神形式客隆到自己的土地上,後現代的、唐人街的、原教旨的、蠻荒的都在中國生根發芽。發展觀念、進步觀念已經受到人們的質疑,歷史主義破產了,或者歷史主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貧困之局。歷史主義只是繼續用來牧民的遮羞布,是用來標榜統治合法性的一個“說法兒”。雖然我們的明天更美好一類的說辭仍大行其道,但“小康”的概念已經影響並重構人們的生活。人們從自己的傳統中和自己的現時依存裡尋找到認同的觀念和生活方式。

我們理解的中國曆史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從極權社會裡發展到今天這樣有了歸宿感和身份認同的威權社會,主流社會的精英人物經歷了相當複雜的內心流變。今天的精英者流跟極權社會有一種難解的親緣關係,他們生於極權社會,卻不屬於那個社會的主體、中堅,他們天然地反叛、嘲弄那個社會,北島有詩,“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們以青春、藝術、真理、人性的名義對存身社會的反叛成就了一個民族的活力。

更重要的,那時人們還有著家國的感覺,有著年齡、階層、團體等歸屬的依存活力。因此,集體反叛的衝動既是他們存在的合法性,也是他們歷史主義的必然結果,無論是自覺的四五運動,還是隨後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還是星星美展,今天和朦朧詩運動,高校選舉運動,都是一代人對社會改造的要求。

在這變革中,形式逐漸代替了內容,唯新求變本身成了內容,成了新的合法性,對於精神本身的探索反而停滯不前了,對於生命意志的成就和對於生存格局的認知改進反而終止了。更關鍵的,邊緣的造反,體制外的反抗等格局發生了改變,這些人不可避免地體制化了,他們取代了社會的主流成為了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屬於反叛的化身,而有了身份、地位、體制資源。整個八十年代就是他們最有反叛精神的一代進行體制化調適的陣痛期,這一調適到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劃上了句號。

這個有別於趕超型模式、前現代模式的與體制調適型模式可算是我們的歷史。個人有何作為?不過再一次地消失在體制的宏大裡。這樣說,絲毫沒有嘲笑這些精英的智力的意思。我們需要承認的是,他們跟他們曾反抗的主流精英一樣絕非平庸之輩,他們都算得上我們社會裡的才俊之士。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正是這些人生命意志的薄弱,才使得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混沌未開的狀態裡。對於二百年來在現代性問題上一度明確而又迷失的中國,我們缺乏認知的覺悟,缺乏改造的力量。

揭示後發社會裡的精英作為是相當有意義的。這些掌握著共同體不多的資源的精英們決定了共同體的歷史,他們為共同體供奉著,他們也見識了外界的那屬於人類的大光明。如孟子所說,他們的作為相當程度上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些人,只是由於人心共有的疏懶和浮躁,未能對生活之路和生命之道進行認真地尋找,追問;或由於鄉願,後天養育的道德感和理性自信,他們僭妄地判斷一切;或由於犬儒,人心固有的軟弱與虛榮,被世俗功名誘惑,向同類屈服,而沒能邁入真正的道路,生活的真正殿堂。然而這些人確有智慧才情,並極需要成功與不朽來滿足他們強烈的價值追求。但他們一開始就走錯了道路,盡管他們一開始就明瞭生活和存在的自由本質,一開始就明瞭體制對於自由人的管束壓制,他們對體制的反叛卻變成了跟體制調情進而相互適應,他們不再在大光明裡觀察事實,而是鐵屋子裡分辨形象,因此,他們的智慧越是高明,感覺越是敏銳,技術越是精良,就越容易陷入歧途,並固守自己的偏執。

由精英們主導的現代化之路就這樣成為一種失敗的範本。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史充滿了失敗的案例,盡管他們有各種好的說辭來達成社會統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借用時間的力量來掩飾他們的拙劣,但現代化的物質成果,現代性的精神認知卻是無法掩飾的。因此,無論落後地區的人們如何炫耀他們的技術成就,如何有闊變暴發的感覺,如何已經成為了人上人,他們和他們的共同體仍需要整體的性質來說明。就是說,他們跟他們的政治經濟生活是一體的。一個王公歸屬於他的部族,一個酋長也得由他的族人來說明。無論他怎樣成功,需要由共同體來確立意義、光榮和恥辱。“一個民族所可能取得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成就,都受制於其文明狀態(知識)的整體性,它的成熟程度,它的運用範圍,它的積累規模和分佈區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少數領域裡能辦一兩件大事,可以在部分地區把頭髮染色進入後後現代、新新人類的行列,卻無法全方位地推進民族現代化的進程;而欲在現代世界裡顯示文明特性,卻也幾近神話奇蹟”(筆者為《戰略與管理》雜誌撰寫的編輯手記)。這也就是無論貴州來的青年男女如何炫耀他們的富貴,他們的精神卻已經本質地為當地規定了。他們的活力,他們的精神豐富性如勇敢、堅韌來源於他們增進本地的福址的努力。這也是後發國家的民族精英無法掩飾人心和真相的原因。
 
我們說過,認知的慾望是人類的生存意志,無論人類怎樣善於遺忘,其中又有人怎樣擅於瞞騙,認知進而有所改進仍是生命存在的最高要義和價值。落後地區的生存狀態如何表達,我們怎樣才能瞭解落後地區乃至我們自身的生存狀態,就像化鶴千年的丁令威,回到了他生養的地方,心裡極想知道當地的人是幸福抑或悲哀,這種認知乃是現代性的難題,也是歷史的難題。對人類大部分而言,這種瞭解往往是無從著手的,因為當地人無法提供足夠的材料,即使有了這些材料,也需要有“第三隻眼睛”或另外的眼光來取捨。因此,直到今天,我們瞭解落後地區的真相,多是借助發達社會裡的新聞記者和知識分子。是他們把這個世界的歡樂和追求呈現給了我們;由於他們的勇敢和冒險,一個落後地區的人民的苦難、一個弱勢文明的病弱的靈魂和一個民族長期腐敗的歷史才成為一個統一的風景;多虧他們的大無畏的揭露,一個孩子求知的眼睛、一個老人茫然空洞的生活和一個青年的青春衝動才有了本質的存在意義。

由於精英們的鄉愿和犬儒,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種現象也適用於中國。直到今天,在研究者眼裡,在第三隻眼睛裡,我們無數量的有關當代自身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不過是垃圾,是自我瞞騙和愚弄欺人的材料,是合群自大的螺絲殼裡的道場。

四.

幸運地是,中國太大。無論我們怎樣有苦,有罪,有蒙昧的心靈,但我們有眼睛,我們不乏有心人為生活和歷史作證,我們從來不乏有心人觀看生活和歷史。生活的道理和存在的本質因此在地上沒有滅絕,將來遲早會傳到我們心裡,像預期的那樣在整個大地上獲勝。就像李曉斌先生的經歷一樣。是的,對於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我們有李曉斌先生和他的攝影。

一個人長期默默地看著他的同類,並用照相機存照下來。一個人經年累月地看著日新月異而少有所動,看著社會變了,時代變了,意義、價值和生活的標準變了,而默默地拍攝下來不知所用,這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需要絕大的毅力。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功於李曉斌先生的歷史感,他很早就具有歷史意識了。正是這種在世變面前煥發的空前的歷史責任,使李曉斌先生有著跟他人不一樣的眼光,有著跟上層精神流變不同的精神視野。

中國文明早就解答過這種問題,個人如何面對巨變的歷史,個人如何面對貧困的時代,個人如何應對“天地閉賢人隱”的社會?那就是“壁立千仞”,那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那就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就是“將以有為也”,那就是太史公所說的“以待來者”。只是中國文明近代以來面對強勢文明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以時間和人眾的規模經歷了無數遷變的實驗。舊有的文化中最令人感動的生存大道也如“花果飄零”,失去了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的支撐。在現代性的大旗下,個人的生存確認就只能如康得所說“自我規定”了。只要遵循這種“自我規定”,個人的生活就可免除現代社會的管制和異化宿命,就可以成就自己和歷史。

具體到李曉斌先生,他的幸運不僅在於他很早就跟歷史相識了,他還是一個極為主觀的人。他是一個擅於過內心生活的人。是王國維所說的“主觀之詩人”,是李後主那樣的深宮之人。因為僅有歷史感還不夠,古往今來,有歷史感的人不在少數,但真能堅持數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卻寥寥無幾;因為生活的壓力和誘惑太大,個人很少能不“與時俱進”,隨波逐流,與時遷移。一個主觀之詩人卻可以免受時間的佔有。李曉斌先生正是這樣的主觀之人,這使他少受流行的引導,少受外界的幹擾。時代、社會的各類標準,各種名目施加於他身上都無異於空中樓閣,他連駐足觀賞的精神也沒有。盡管主觀的心靈更敏銳於生活和歷史的無情,用李曉斌自己的話,有時候確實讓人絕望得欲哭無淚,看著真實的歷史、美的生活跟人擦肩而過而人們熟視無睹,確實能夠讓人絕望得瘋狂;但李曉斌接受了命運的選擇,由他來看,由他來拍攝。“我們講論我們所確知的,我們見證我們所看見的”。盡管世事紛紜,他有的只是照自己的興趣,關注那些有著歷史本質和問題意識的人和事,他粗頭亂服,而能拍攝國色。

因此,李曉斌先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標本,提供了一個落後國家的人民自我摸索、自我規定而新生的旅途畫廊。正是有這種精神和人的存在,歷史主義和精英眼裡毫不顧惜的一段工具性的歷史,清新單純而又腐敗無恥的改革開放的中國就有了一種繁複的關係,其中的每一個人才真正有了生存的根據和意義。而只有更多的人像李曉斌先生一樣為生活和歷史作證,一個後發國家才有可能擺脫無知的屈辱命運,一個有著悠久文化的民族才可能新生。因此,談論李曉斌先生和他的攝影,最有意義的是他這一生存狀態本身。做一件事,需要三十年的時間,認知生活和成就自己需要三十年,這是人生的真諦,也是生命的抵押。這不是我們尋常人所能付出的代價,也不是我們擔當的使命,我們的大多數還是得在平實的大地上維持生活的常態並世代延續。歸根到底,對大多數而言,這需要先知般的勇氣,仁人志士般的心智;一個共同體裡的優秀人物之有使命,之能有生活典範,也在於此。因此,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在生活和民族的歷史裡,我們不可對浮在表面的戲子般的社會現象和精英人物過於戀念(對於戲子更是如此),它們往往不是存在的真實,無助於對生活的認知;而對於那些未知的東西,對於那些我們身邊默默生活而自治自恰的人,我們不可過於冷傲,對於那些熱愛生活卻也攪動了我們平安秩序的特立獨行之士,我們非但不能漠視,反而要充滿敬意,並心存感激,因為他們代替了我們去打量生活,去探示真相和人生的諸種可能,並為此付出了“精神健全”的人難以想像的代價。盡管我們並不懂得他們,他們的德行為你難以望其項背,他們的智慧也為你望塵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動輒加以揶揄的。

--轉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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