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報導】–二零零四年中國大陸回顧與展望之六(中央社記者趙彥特稿)中國官方吹捧經濟成果的現象，在今年宏觀調控緊收後稍見收斂，但其實自滿同時卻也暴露因為「集富」與「集貧」造成的城鄉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造成這些差異的癥結在於經濟政策失當，至於明年能否改善，端視「三農」與宏觀調控政策能否落實。

中國政府今年九月發佈的「中國人口與發展國家報告」稱，中國大陸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至去年底仍有兩千九百萬人，城鎮有近兩千兩百四十八萬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線，其中婦女和兒童佔較大比例。　

今年七月，中國建設部長汪光燾在「全國村鎮建設工作會議」說，城鄉收入比已經達到五比一甚至六比一，比二十年前高出近三倍。

他坦承，長期重城輕鄉的政策正逐步顯現後果，而「三農」問題正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的重大問題，至於城鄉差距大、發展不協調的問題當前仍然存在，而且有增大的趨勢。

汪光燾指出，一九八四年是中國城市與農村差距最小的年份，城鄉收入比是一點七四比一，而現在已經到了三點七比一，再加上對城市的福利補助等，實際差距已經達到五比一甚至六比一。

這個情況也被視為中國經濟的潛在風險。兩位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莫理斯 (Mirrlees)與斯賓塞(Spence)，今年十一月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時就有如是看法。斯賓塞更直指，正在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將為中國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為未來經濟投下變數。而許多分析認為，始作俑者正是中國當局及其制定的政策。

香港時事評論家柳三禪認為，中國政府剝奪農民、支持工業、實現工業化，長期實行所謂的「剪刀差」政策，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向農村出售工業產品，使得農村無法休養生息，導致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許多農民種地一年，甚至賺不到養家糊口的口糧。

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說，中國經濟改革二十五年來，為了搞經濟建設，全國的儲蓄，包括農民儲蓄都拿到城市裡，修高樓大廈、飛機場、高速公路等，農村的儲蓄沒有了，自然就沒法發展。

許多經濟界人士認為，中國大陸城鄉差距及貧富懸殊的局面，全是政府長期「扶商抑農」政策造成，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今年再三表示要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但是否奏效人盡皆知。

「中國人口與發展國家報告」聲稱，中國大陸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支出的扶貧資金，從一九九四年近九十八億元人民幣到去年增加到三百億元。不過，今年七月，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一番說詞卻讓人懷疑，扶貧的錢到底用到那兒了？

劉堅說，「去年我國未解決溫飽（依人均年收入六百三十七元人民幣以下為準）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八十萬人」。扶貧輸血十餘年，為何絕對貧困人口仍居高不下？究其根本，不在於資金或扶貧的理念、效率，而在官場的本質。

有人譏諷說，中國每年因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逾一兆元人民幣，按上述所謂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三千萬貧困人口脫貧五十二年。

美國廣播電台報導，中國經濟發展引人矚目，但在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背後，貧困這個老問題又在悄悄抬頭，今年更是二十五年來首次貧困人數出現增加。

對照中共黨政財金單位、智庫揭示明年的經濟主軸，仍舊偏重工商業，農業依舊聊備一格，勉強有關且較突出者，只有計畫設置土地總監管單位，而這也讓人聯想到應與今年官方兼併土地，引發多起農民抗爭及數萬人上訪有關。

中國的農村幾乎等於貧窮者的大本營，執政者一味推出美其名為補貼、照養政策，但在貪腐問題及農鄉官員坐地為王等現象無法遏止的情況下，顯然還是無法切中時弊，展望中國社會能否保持穩定，也就不言可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