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看中國報道專稿】（編者按：湖南近代史上湧現出了一大批熱血壯士，從組建湘軍的曾國藩，收復邊疆的左宗棠，戊戌變法時的譚嗣同，辛亥革命時的陳天華、宋教仁、黃興、唐才常、楊度，民國初期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到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張聞天、彭德懷，直至八九民運前後的胡耀邦、朱鎔基等，無不是性格剛烈、獨特厲行的一代人物。於是便有了“唯楚有才，于斯爲盛”的感歎。八九以後，湖南又湧現出了一批敢於向中共強權挑戰的仁人志士，八九民運湖南高校學生領袖唐柏橋便是其中一位。
唐柏橋八九前就讀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六四後遭到公開通緝。同年七月于廣東省江門市被捕，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三年。九一年獲假釋出獄，發起組建地下民運團體「中國民自聯」。同年夏天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與美國「人權觀察」亞洲部合作，調查八九民運中共鎮壓湖南民運的實況。九二年六四前完成並出版了十萬字的長篇人權報告：《失敗之歌—-湖南人權報告》（Anthems of Defeat），並於同一時間以政治難民身份抵美，繼續從事人權民運活動。期間曾獲索羅斯基金會研究基金資助從事研究活動；每年參與籌辦紐約其全球的「6．4」紀念活動，包括六四八周年紀念音樂晚會，「6．4」10周年百萬人簽名活動及大型紀念餐會；創建中國和平組織並擔任執行主席；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等並擔任秘書長；參與創建天安門一代並擔任對外聯絡人；去年自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現在同時擔任公民議政執行主任，中國平等教育基金會秘書長，中華學人聯誼會總幹事，中國和平主席，審江大聯盟聯絡人，全球六四紀念委員會秘書長，同時兼任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新唐人電視臺特約評論員，大紀元專欄作家等。此外，還在各類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數百篇文章。
日前，唐柏橋先生在百忙中接受了“看中國”記者安琪的專訪。）
（續)
記者：能否給我們的讀者說一點您成長過程中幾件令人難忘的事情？
唐柏橋：先說一下八九年“六四”後逃亡的過程吧！我八九年參加學生運動，在湖南是最活躍的學生之一。六月八日我們開了一個追悼會，我代表高職聯主持一個十四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六月十二日，湖南省發了一個公告，要求高職聯的人去登記、工職聯的人去自首。高自聯的負責人開會後決定拒絕登記，所以開完會後我們就各奔東西。我從湖南逃到廣州，是湖南省工職聯常委潘明棟帶我跑的。他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是潘漢年的侄子，曾經是湖南生拳擊隊的教練，在全國散打和摔交比賽中還拿過獎。他在文革中飽受迫害，曾一拳將一名追捕他的武裝民兵從長沙天心閣上打了下來。八九時我們成爲肝膽相照的朋友，當時他帶我到廣州是想保護我，他在廣州認識很多人。他曾經是長沙黑社會的教父，很多黑社會的人都跟他學過武功，湖南省社會上的頭號老大吳建偉曾同我一起被關在湖南第六監獄。吳建偉親口告訴我，他是潘明棟的子弟。
記者：他們對您有發通緝令嗎？
唐柏橋：有。湖南省電視臺連續播了三天我的通緝令。
6月15日潘明棟帶我逃到廣州。我住在他的朋友家，後來出於安全考慮我住到了我的老朋友的弟弟姜井泉那兒。姜井泉當時已經分配到廣東省昆蟲研究所工作，但還住在中山大學研究生宿舍裏。6月27日有人從湖南來到廣州，告訴我千萬別回湖南，因爲我已經被通緝了。那時候我在廣州還過得挺好的，每天還出去玩，聽他這麽一說，那股不服輸的勁兒反而使我想回湖南了。結果車到衡陽，上洗手間時，發現四處都貼有我的通緝令，嚇得趕快調頭回廣州了，也不敢再在姜井泉那住了，而是去了我的另一位朋友湖南省輕工業研究所幹部盧勝群的一個廣東鄉下的一個親戚家。那家人很好，願意幫助我，但他們也很緊張，每天給我出去買吃的，不讓我出去。我在他們家呆了半個月。期間我和香港那邊的朋友聯絡上了，他們答應7月12日早上八點派人來接我離境。7月11日晚上，我剛準備睡覺，突然有人跑來敲門跟房主說了些什麽。房主沖上樓來對我說：“趕快跑，公安局正在村長家商量怎麽抓我，剛才來通風報信的人就是村委書記。”那天晚上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平生從不曾碰過那麽黑的天，這位好心人領著我在田間地頭黑燈瞎火的跑，一不小心就從羊腸小道載到幾米深的溝裏，跌倒了就爬起來，再接著跑。跑到一片墳地時，我突然想起來日記本忘了帶，房主二話沒說就跑回去給我拿日記。我在墳地裏等了一個多小時他才回來。因爲精神高度緊張，那段時間我特別疲憊，困得不行，又不敢睡，於是不停地用手幫開自己的眼睛。那種滋味一生都不會忘記，真是極度恐懼，極度難受。房主回來後我們又繼續跑，那天晚上拼命地跑了40多裏路，從新會縣都快跑到江門了。天快亮時，我們擋住了一輛公共汽車上去，我們全身都是泥，人們張大眼睛看著我們，沒人敢吭聲。我們坐了半個小時的車到了房主的內弟家，他的內弟本不想接受我，怕受牽連，最後還是同意幫我。後來我出去跟香港方面打了電話，安排13日再來接我們。結果到13日淩晨2點時，我剛睡下，十幾輛警車將我所住的地方包圍了，手電筒把所有的窗戶照得雪亮。他們抓我時，因爲我反抗，他們用電棍把我擊暈。我醒來後，他們叫我跪下，我不跪，他們打了我一頓，我還是不跪，他們沒辦法就把我弄到警車上，拉到看守所關起來了。
看守所的犯人對新來的人總是要欺負的，他們本來也商量著要怎麽欺負我，後來聽看守所的廣播講抓來了一個重要的學生“動亂分子”，還把抓我的過程詳細的說了，那些犯人覺得我挺了不起的就沒欺負我。
逃跑期間發生在潘明棟身上的一件事令我終生難忘。潘明棟帶我逃跑的一路上社會治安特亂，車匪路霸特多。我們的車到湖南郴州時，上來十幾個車匪路霸，他們一路明搶明要，我們對面的一個女孩子被他們給嚇哭了。那些人就去調戲她，周圍沒人管。潘明棟本來睡在行李袈上，這時就從行李袈上跳下來，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十幾個人制服了，並警告他們不要欺負那個女孩子。開始那幫人中還有人亮出刀子想上來捅他，因爲潘明棟學過擒拿術，一下就把前面兩個人弄下去了，把刀也搶過去了。後來乘警來了，這個傢夥很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看他們說話的眼神就知道了。那個警察想銬潘明棟，潘明棟說“你不要來這一套，我知道你跟他們是一夥的，你來我一樣對付你”。警察被嚇住了，就把那些人趕走了。潘明棟後來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文革的時候，一個排的民兵追他，把他逼到天心閣的城牆牆角，離地面有幾層樓高，跳下去也是死路一條，他被逼得沒辦法了，第一個民兵沖過來時，他抓住那個人，一拳把他打下天心閣，後來被抓去做牢。他說“有時候你是沒有選擇的，到那時候你不能懼怕，只能還擊”。他把我帶到廣州後，結識了很多朋友，過了幾天他說他要回湖南去。他告訴我他曾跑去過臺灣，又跑回來了，他說對外面沒興趣，就是想跟共產黨幹到底，他回去後想號召全國大學生開展剃光頭運動，表示對六四鎮壓的抗議。結果回去就被抓起來，判了三年勞教。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當年7月11日在廣州準備逃亡的時候，那些幫我的人他們很相信神佛，就買了水果供在菩薩前，要我一定要拜拜，求菩薩保佑能順利逃出去。當時我正在抽最後一根煙，就順便拿著剩下的空煙盒拜，刹那間我有非常強的一種直覺：我逃不出去，我在後來回想起這一刹那間的直覺時，發現潛意識中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逃不出去的，而且還知道將要遭受很大的磨難，並且這種潛意識的感覺非常的強烈。我從監獄出來，第二次準備逃到國外時，我也有非常強烈的直覺，我一定能跑出去，而且不會有任何困難。
91年我從監獄出來後，一直在下面搞串聯，成立“反革命”地下組織，湖南方面叫我回去，否則就發通緝令，我當然不會回去，就跟我工作的老闆講了講情況，他叫我跑。可當時我沒有到深圳的通行證，就找了一位在廣東工學院教書的朋友，讓她陪我去一趟深圳。她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我們就象夫妻一樣坐火車去深圳。我沒有邊防通行證，也不知道她有沒有。半路中乘警走過來查通行證時，可我坐那兒不急也不慌，結果查到我時，乘警就轉身回去了。到深圳後盧四清給我弄了一個假身份證，我去蛇口時，邊防武警檢查我的身份證時，說“你的身份證是假的”，可是，他沒有將我扣下來，而是象朋友似的笑著放我過去了。在蛇口我找到了八九湖南學生領袖稅力給給我介紹的朋友李威。他幫我聯繫偷渡的事，後來他也跟我一起偷渡到香港去了。總之，整個逃跑的過程完全沒有計劃，但卻非常順利。說到李威，我必須提一句，他雖然比我還小，但處處照顧我，我非常感激。他現在英國，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我祝福他和他的全家幸福美滿。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我在廣東第一看守所關押的時候，與趙紫陽有深淵關係的一位元廣東省高幹許晉裕關在同一個監房。我們可謂是不打不相識。我進去時他是監房裏的老大。監房裏的所有人都不理我，因爲我不會說廣東話。可是，後來其他同監人犯讓我爲他們洗碗，我嚴詞拒絕。正當他們準備給我一點擊顔色看的時候，老許制止了他們。我們就這樣成了朋友了。出獄後我到廣州，他曾向我提起一件事，九一年他去北京給趙紫陽拜夀，當時趙紫陽只見兩類人，一類是原來的老部下、好朋友，另一類就是離休的老幹部，因爲趙紫陽考慮到正在官位上的人來見他，恐怕會受他的連累，所以就不見他們。當時九一年去看他的人還挺多的。
還有一件與老許有關的事令我印象深刻。老許出獄後開了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生意挺紅火的。九一年春天，我們一起去湖南開分公司，雖然老許八九年被抓過，但在高層的人脈仍然很廣。老許的朋友湖南進出口公司的一位領導請我們一起去當時湖南最高檔的餐館吃飯，然後又一起去湖南省最高檔的華天大酒店跳舞。當時陪我們一起去的還有我的朋友湖南省武警總隊政委的兒子候利文。我們到達酒店時，外面停了一長溜車，候利文指著其中幾輛車說“哎呀，這是我老爸的車，這是高等法院院長的車，那個是高檢付院長的車。”他說這些全都是高官的車，他們都在裏面跳舞呢。我們上去後一看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高官，都是些老頭在和美女在跳舞，而那些人完全不是我們平常所見到的道貌岸然的官僚的模樣，整個換了一副淫蕩底賤的嘴臉。我那時感到很震驚，但候利文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他們天天過的都是這種生活。從那以後，我覺得這個社會真是完蛋了，毫無正義公平可言。
記者：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你在監獄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的故事呢？
唐柏橋：說起中國的監獄，沒有進去的人是無法想象的。如果真有地獄的話，我相信中國的監獄不會比地獄好到那裏去。我可以隨便講幾個親身經歷的故事。
中共每逢過年過節都會殺一批人，說是爲了維護社會治安。過年過節本是喜慶的日子，共產黨反而要殺人，真是罪惡。九零年中國新年前夕，他們一共殺了26個人。他們通常要槍斃人時，是不事先通知的，都是到殺人的那天早上突然將人拖走。那一次不知怎麽回事，有人好象事先知道了，在行刑前一天晚上，那些死刑犯突然唱起歌來了。有一個死刑犯還專門爲我唱了一首“少年壯志不言愁”。他說“共產黨太壞了，我們這輩子算完了，載在它手上了，你要保重，來世咱們再見”。全看守所歌聲此起彼伏地持續了大約2、3個小時，突然全付武裝的武警沖進來了，把所有的死刑犯都戴上手銬腳鐐固定在一個板子上動不了，第二天全部拉出去槍斃了。從槍斃人的現場回來的傳進來的話說，因爲那批死刑犯性子太烈，嚇得好幾名武警把槍都掉到了地上。
那裏的其中一名看守曾唆使犯人整我。有一天我那個監獄的一個綽號“老麻子”的死刑犯，指使八個犯人同時撲上來打我，把我打暈了。等我醒來後，他們叫我跪下，我不跪，他們就拿著大木板追著打我，我始終不跪，那天他們一共打了我三次。第一次被打後，我去找“老麻子”，問他爲什麽要打我，我家裏給我送來的食品我從來都分給他吃，他想給他老婆寫信，我也想辦法幫他遞出去。結果他說“我管那麽多呢，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我給他氣得要命，要死的人了還這麽無惡不做。那天我被他們打得面目皆非，渾身沒有一塊好的，好在我始終沒有屈膝下跪。到了晚上，我趁其他人都睡了，走到“老麻子”的床鋪前，拽著他的腳鐐把他拖到牢房中間，給了他幾腳，然後叫他爬到最後一床埔去，他乖乖的爬回去了。第二天，我跟看守幹部說明情況並要求調到新的牢房，否則要出人命的。他只好將我調到隔壁監房。不過，這個監房的牢頭告訴我，那個看守幹部也關照了他，讓他唆使其他犯人來教訓我。好在這位牢頭是一位經濟犯，知道爲自己留後路，一直想法在我和看守幹部之間周旋，否則我就不見得能活著出來了。
在監獄有很多故事，我在監獄時，很多人對我暗中相助，其中有監獄的警察也有犯人。這些義蓋雲天的人與事目前還不方便講，因爲他們還在國內。將來有一天我會將他們的英雄氣概寫出來，激勵後人。
坐牢以後最深刻的感受是孤獨。我八九年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因爲在學校很活躍，曾擔任學生會幹部，認識很多人，幾乎每個人見面都要打聲招呼，點個頭，很風光。八九以後關進監獄，似乎全世界的人都不再認識我了—-除了自己的家人外，那時偶爾有人寄張明信片近來對我都是莫大的安慰，每天晚上都把明信片拿出來左看右看。所以我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難友們的父母和給難友送溫暖，我自己深有體會，在裏面的人太需要別人的關心了。我後來就堅持做這樣的事情，給國內的受迫害的人士的親屬們打電話，寄明信片，籌錢等，佛家有句話叫“施比受更幸福”，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很有道理。
記者：你現在一直在堅持做這件事嗎？
唐柏橋：對，到了海外，我基本上一直都在想法幫助他們。過去我基本上都只給湖南在獄中的難友籌錢，現在開始給全國各地的受迫害人士寄錢。象我們的平等基金交流會，去年給全國27個異議人士的小孩籌錢上學，每人平均四、五百塊錢，今年基本上還是這個數目。基金會所有的人都是義務奉獻，有的人捐出了大量的錢還不希望外界知道，目的是爲了更好的開展工作。與這些人在一起共事，難道不是一種福氣嗎？
還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還百思不得其解。我出獄後我媽告訴我，她找過兩位算命先生算命，都說我有牢獄之災，但會回家過年。在獄中也有懂易經的人這麽跟我說。那時我不相信，因爲我剛到監獄才一個月，我被判三年。最後我真的在大年二十九（那一年二十九晚過年）回家。當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家時，我們家的年飯都做好了擺在桌上正準備吃。最令人費解的是，到今天還沒有人知道當局爲什麽要在那時候放我，因爲在釋放我之前的一個星期，我還因爲涉嫌在獄中參與籌備成立地下組織而被其他七個主要當事人被集體關禁閉，而且我們當地法院還準備立案。
記者：看來算命算得還挺准的。
唐柏橋：是啊，我媽從那以後信算命的信的不得了。如果這是巧合，那也的確是太巧了。
記者：你信不信命呢？
唐柏橋：我不是不相信，但我覺得這些已經超越我的智慧了。
記者：你是說太玄妙了？
唐柏橋：對。
記者：你將來還想回大陸嗎？
唐柏橋：將來肯定會回大陸的。我到現在也沒入籍，雖然我七、八年前就可以入籍了。我這一生就是要做這一件事，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到這裏面去了。
記者：你大概什麽時候回去？
唐柏橋：這很難說了，我希望在我們還精力旺盛，能做點事的時候能回去。
記者：你能不能跟我們的讀者談一談你的理想或明確的目標？
唐柏橋：我的理想和目標就是希望通過參與政治活動，比如象維權運動、政治變革等成爲其中的一員，參與到政治體制的轉型中去，從而改變這個社會制度。我本人對中國有著極很深厚的感情，在西方受教育、生活了這麽多年，對西方文化也有比較切身的感受，本身又有比較豐富的人生經歷，綜合起來，我認爲自己有條件、有能力去做這件事，而且我越來越感到自己有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記者：你是湖南人吧？
唐柏橋：對，我是典型的湖南人，湖南人有一種特質就是敢爲天下先，我走南闖北這麽多年，發現沒有一個地方的人象湖南人一樣對國家大事那麽有熱情。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我從監獄剛出來時剃著光頭，當我到廣州去的時候，很多人都躲避我，而我到湖南去，則很快能吸引一批人在我周圍。我後來問他們爲什麽在根本還不瞭解我時就願意跟我交往，其中部分朋友說：“你很年輕，又剃著光頭，而且你看起來不像是幹壞事的人，我們判斷你是八九學生，覺得你很了不起。”而其他地方的人就很少這樣的熱情，很多人早把“六四”淡忘了。我也發現很多敢仗義直言的人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憂患意識比較強，這大概跟湖南的風水有關，如果中國的中央集權再這麽腐敗下去，這麽生靈塗炭的話，說不定將來掀起又一次浪潮的地方可能還是湖南。
記者：如果那樣的話，中共肯定會武力干涉。
唐柏橋：那就去衝破它，與其等死，永遠做它的奴隸，永遠在沒有自由的環境下生活，還不如團結起來選擇一條生路。中國的老百姓經歷的苦難、動亂太多了，總是抱著美好的願望，希望共產黨能夠通過自身的讓權，大家皆大歡喜，但共產黨選擇一意孤行，鎮壓到底的話，老百姓總要選擇出路的哪怕同歸於盡。
記者：中國的老百姓特別能忍受，任何一個領導上臺，他們都寄于很高的希望，希望他能對人民更好一點。如果哪個稍有良知的領導上臺，能對人民好一點，我覺得那是歷史給他的榮耀，一個很好的機會，希望他們能把握。但這些人畢竟是在共產黨的環境下浸泡出來的，所以要脫胎出來也是很不容易的。
唐柏橋：我看中囯共產黨的情況比東歐的情況更悲觀。中國除了意識形態之外，不象東歐那些國家有很濃厚的宗教背景，雖然也被共產黨統治過，但宗教並沒有被消滅，有些人可能是共產黨員同時又是宗教信徒，在他心裏至少還有些善良的東西，而中共只有權力和意識形態沒有其他東西，在這種機制下從下往上升到高層的人，必然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典型代表，要想讓他們改變什麽是不太可能的。當然也不排除出現異類。
記者：也許有很有良心的，能在這個歷史時期做出正確的選擇。
唐柏橋：如果有的話，我相信也多半會是這種情況：只有在他們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下，形勢所迫，不得不做出順應民意的選擇。
記者：不管是被迫的還是明智的選擇，總比共產黨一意與人民爲敵要好。
唐柏橋：如果共產黨和人民一直這樣對立下去，結果是可怕的。五年以前，人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是把鄉政府砸掉，三年以前是把縣政府砸掉，現在則開始砸州政府、市政府，明年後年說不定就要砸省政府，最後一定是要砸中國政府的。從現在的情況就可以看出這個趨勢，90年時，一個小工廠的幾十個工人罷工都是新聞，現在幾千人罷工、遊行都不算啥。
記者：現在上萬人的才能引起點注意。
唐柏橋：老百姓對罷工、遊行也沒以前那麽恐懼了，政府鎮壓99次，有一次不成功就完了。
記者：他們欠人民的血債實在是太多了。你看來對中國的未來還是挺樂觀的？
唐柏橋：我們生長的這個時代，是中國幾千年難得一遇的一個機會，歷史給予我們的責任、機會，我們真的可以把中國徹底改變，讓中國從過去舊的形態中走出來，真正進入一個開明民主的時代，從體制上、機制上對當權者有一種制約，真正把權力還給人民。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用非暴力的方式有可能實行這一目標，如果用暴力的方式的話，那可能還要走回頭路。
記者：我覺得非暴力的方式的力量是巨大的、持久的。
唐柏橋：其實，非暴力這種方式在中國已經有土壤了，暴力的機器已經處於半癱瘓狀態了。如果再來一次“八九民運”的，我相信當局不敢再來一次六四屠殺了，他一鎮壓自己就垮了。當年鎮壓學生的時候，軍隊都有不同的意見，現在更是這樣。到時候如果有軍隊反戈的話，政府就完了。
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結社，建立起各種類型的民間非政府組織，當運動起來的時候，好有一股健康力量去引導，讓人民朝正確的方向走，而不是朝暴力的方向走。我們這些民主人士、異議人士應儘快把一些有政治理念的人凝聚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力量，讓中國老百姓看到希望，消除共產黨倒了之後怎麽辦的疑問。我知道有很多人很不喜歡共產黨，但又覺得共產黨倒了也不行，中國到時候會亂。這就是所謂的“駕駛員原理”：中國好比一袈飛機，共產黨是唯一的駕駛員，雖然它是很差的駕駛員，但把駕駛員打死了，整個飛機就完了。如果我們讓中國老百姓看到還有更好的駕駛員，那老百姓都願意讓好的駕駛員來開飛機。我們的任務就是搭一平臺，鼓勵各種人參政、議政，給每個人機會參與政治，在政治舞臺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中國在未來的幾年裏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歷史的趨勢。
最後，我想借此機會澄清兩個被誤導了的概念。我記得當時曾聽一位異議人士說“我們這寫人權活動家要從事人權活動，首先要維護自己的人權”，當時我還覺得挺有道理的。最近幾年我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過，發現很多異議人士受這個觀念的誤導，把人權活動簡單地理解成了自己個人的權利追求，所以很多原來八九的民運人士現在都去經商保護自己的經濟權去了。我認爲一個從事人權活動的人，他想到的是維護天下所有人的人權，而不是首先想到維護自己的權益。象印度的聖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他們原來都是社會上的精英，甘地是留學英國的法學博士，馬丁路得金博士畢業後成爲牧師，社會地位都挺高的，如果他們想到是首先維護自己的人權，那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後來的事情。他們比一般人先覺醒，然後想要讓那些還沒有享受人權的人享受他們一樣的待遇，讓天下所有的人都享受平等的人權，所以就到處去傳播自己的理念，他們把自己奉獻給了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而不僅僅是維護自己的權益。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正是因爲爲了維護他人的權益而放棄了自己的許多權益，因而才被受世人的尊敬。當然，作爲普通民衆，維護自身的權益無可厚非，但作爲一個人權活動家來說，維權絕不僅僅是維護自己的人權，這是一個誤區。
還有個概念上的錯誤就是對民主的理解。有人說民主就是利益的均衡，因爲利益分配不均才要民主，所以有人主張就應該理直氣壯的說我們就是爲了利益才追求民主。其實這大錯特錯，民主理念的最初提出就是基於對社會公正和權利均等的需求，是爲了尋求社會的公正和公平，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公平，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公正，保護弱勢群體，保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的概念。因此，一個真正有民主理想的人，應該首先考慮到全社會的公正公平，而不是自身的利益需求；應該是致力於實現機會均等的社會，而不是自身最大利益的獲取。後者只有在民主機制建立起來後才能適用。
基於以上兩點，從事民主人權活動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的人。否則，我們的運動就不會有生命力，我們的事業就不會有前途。
記者：談的真好，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唐柏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