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從德國的對華政策來看，上屆的總理科爾的表現更像一個大公司的經理，而不像一位國家元首，而他的接班人施羅德可就更勝他一籌了。當我讀了《明鏡》週刊（Der Spiegel）（2004年第51期）上周的文章：“商人們的總理”之後，腦際湧現的一句德文是：“他也會賣掉自己的祖母”。（Er wird auch seine Grossmutter verkaufen）。筆者向該雜誌寫了如下的讀者投書：

把德國經濟復甦的希望寄託在一個專制政權的國家，簡直是弱智。其實中國本身正陷於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十月和十一月期間，全國爆發的大規模群眾抗議行動，政府只能出動軍警來鎮壓與控制。由於腐敗貪汙和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中國的社會內部嚴重分裂。幾億中國人都還生活在生存的基線下，而一小部分的暴發戶和新貴卻牢牢掌控了國家的資源。

出於經濟原因，中共推行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已經二十多年了。沒有“準生證”的婦女，不論是否已經到了懷孕晚期，依然被強迫墮胎。強迫結紮是經常性的手段。愛滋病在國內散佈，病人得不到救助。中國在逮捕記者和網路作家方面，世界居冠。每年處死五千名犯人，也是排名全球第一。這樣的國家能成為德國經濟的救星嗎？

施羅德總理跟德國的大公司老闆手牽手到中國。以為他只要不以人權的話題來惹惱北京，就能為德國的企業界多撈一把。錯了！德國的企業人士應該先把自己腦袋裡那堵柏林牆推倒，甩開依賴國家“補貼”的心態，自己獨立競爭，這才是長遠的出路。 “不要問國家能替你做什麼，要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德國商人應當好好思考並按照這句甘迺迪總統的名言去做，這樣他們的總理才能真正扮演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小丑的角色。

本來一國之首為了本國的利益，採取一定的戰略和策略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政治倫理底線還是應該遵守。特別是一個曾經背負了納粹歷史包袱的國家，比他人就更加具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德國近年來努力地要列身於聯合國安理會，那麼也該相應地具有大國的氣度。施羅德總理和法國希拉克總統口口聲聲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似乎是站在法理（不經聯合國授權，不能採取軍事行動）和道德（大打小，強欺弱）的立場，但是兩位元首帶領龐大的工商企業代表團跑到中國去，既不對大學生髮表鼓勵他們獨立思考，追求自由民主的演說，也決口不談任何人權之類的“逆耳”之言，而是迫不急待地要簽合同，拿訂單，真是忝為一國之首，降格為討價還價的商賈之類了。

更有甚者，德法在歐盟中都主張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明知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親見被迫流亡的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流離失所，天安門屠殺還是中共政權話語中的“動亂”，這種情況下竟然還要解除禁運，為屠夫遞上屠刀，也是在太無政治倫理可言了。

好在副總理綠黨的費雪還不忘本，沒有放棄對中國惡劣人權狀況的指責。多年前吳弘達、魏京生等人權衛士到德國來訪時，曾跟當時還是在野黨的綠黨黨魁費雪會面交談。費雪非常注意聆聽他們作為異議分子的個人經驗，和他們對西方政府直面中國踐踏人權所應採取的策略所提出的建議。為此費雪每年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都就人權問題對北京提出嚴厲的批評，為此紅綠兩個執政黨還有些摩擦。他是少數爬上高位而不變其道德原則的政治家。

相形之下，西方的新聞媒體扮演了較好的監督角色。每次施羅德喜滋滋一年一度帥眾前往北京，記者們都就人權問題向他質問。以前他還有點遮遮掩掩，現在根本就厚著臉皮說，“經濟的發展能催化民主”這類經不起推敲的套話。德國有影響力的媒體都對他的這種曖昧角色或是正面批評或是旁敲諷刺。只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深諳厚黑學的政治家並不在乎這些。

其實聰明如施羅德者，並非不知道德國經濟要有起色，並不在於多賣掉一些德國的機器和高科技產品，而在於從法律上改變過於保護雇員權益的規章條文，破除長期走福利社會，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制度，重建德國人原有的勤勞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職業道德。 要這樣做，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拿出不怕落選，不怕退位，做好放棄權力的準備，這樣的魄力和道德勇氣，可能就非施羅德之流政客所具有的品質了。因此，世人就不得不一再重複觀看這類兩國元首同流合污，握手言歡的令人□心的滑稽劇了。

作者為《觀察》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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