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看了大紀元《九評共產黨》，又勾起了我痛苦的回憶。共產黨在掌權的這幾十年中，發動了一系列的殘暴運動，無數的家庭被無情的摧毀和殘殺。我的家庭也是其中的一個，從「反右」到「文革」十年間，我一共失去了三個親人。現在我也想把我的經歷告訴大家。

57年「反右」時，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廣西賓陽縣宣傳部工作，就因為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被打成「右派」，缺德的黑心黨立即逼我丈夫的三妹和她丈夫離婚，劃清界限，否則就開除她的黨籍、公職。當時我丈夫的三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最小的孩子才七個月。為了孩子將來不被歧視，我丈夫的三妹只好含淚和心愛的丈夫離婚。三妹在感情上、政治上、經濟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整天愁眉不展，懮心忡忡。她那微薄的工資根本無法養活三個幼小的孩子。為了減輕她的壓力，我和我丈夫把她最小的女兒領回來撫養。後來黑心黨把我丈夫的三妹夫押送到勞改場去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 「勞動改造」的結果是被折磨致死。一個原本美滿幸福的家庭就這樣給黑心黨摧毀了。

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軍的一個團級幹部，他愛好文學，經常寫詩歌、散文之類的東西。「文革」一開始就因此被扣上「反黨」、「反革命」的帽子，被無情批鬥，於67年含怨去世，丟下兩個年幼的孤兒和年輕的妻子。

我的丈夫，1954年從部隊復員後，在一所縣中學教語文並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對工作認真負責，嚴於律己，樂於助人，關心愛護學生，每次高考，他所任教的班級基本上都名列榜首。他因此而受到學生、家長、及學校領導的稱讚。任教十幾年，基本上年年被評為優秀教師。

可是文革一開始，他就被該校的造反組織「瀝血兵」扣上「三十四條罪狀」，作為歷史反革命批鬥，因為我丈夫參加共軍前曾經在廣西日報當過編輯和記者。「瀝血兵」非常凶狠、殘暴，專門踢打肋部、小腹部等要害部位，我丈夫身上經常被打成紫蘭色，傷痕纍纍，舊傷未好又添新傷，打傷後又被他們押去做苦工。在縣革委會和學校革委會成立後，這種殘忍的毒打比過去還升級，我丈夫每天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1968年8月15日，縣革委會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我丈夫的這所中學來辦所謂的「中小學教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要負責人是縣革委會副主任齊某某。當時我是一名小學教師，也被迫參加這個學習班。因為學習班人太多，這所中學住不下，就分散到縣城的各小學住，每個小學是一個點，每個點都有人負責，每個教師都不能隨便離開住地，違者嚴懲。第二天所有教師都被叫到該中學來聽齊某某的所謂動員大會，在大會上齊某某要求各個點的負責人要狠抓階級鬥爭，把混在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揪出來，鬥垮斗臭。陰火點燃了，第二天各個點就揪出他們認定的所謂「階級敵人」，我丈夫早已是所謂的「階級敵人」，我也被認定為「階級敵人」。我們這些所謂的 「階級敵人」基本上都被掛上「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牛鬼蛇神」的黑牌，無情批鬥，而且有的被剃成十字頭，有的被命令跪在地上，有的被用繩子反手綁在後背，有的被拳打腳踢，有的被用棍子打。逢集市的時候（當時是三天一集市），白天就拴著這些「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上街游鬥，強迫我們一邊敲著口盅、臉盆，一邊喊著：「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喊得不夠大聲，就被跟在後面的批鬥者拳打腳踢；晚上回到住地還要在學習班上繼續批鬥。如果負責人認為你「頑固不化」就輪班通宵批鬥，不讓你休息。學習班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長被「瀝血兵」用繩子綁緊，拉到該學校的池塘邊，用步槍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死狀恐怖，然後被扔到池塘裡。

我丈夫慘死的那天晚上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原來我們一家六口（四個孩子和我們夫妻倆）都住在我丈夫學校的宿舍裡，六七年我和孩子們就被趕出學校宿舍回娘家住，家庭早已被黑心黨拆散，而且在學習班上，我和我丈夫不在一個點。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去給我丈夫送早餐時，發現他不在宿舍裡，我感到不妙，就出去找，在校內碰到一個「瀝血兵」的頭目，我就問他我丈夫哪兒去了。他說昨天晚上你丈夫被革命群眾打死在池塘裡了。當時我驚呆了，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被打死了？！我悲憤萬千，立即去找齊某某，我質問他：「齊副主任，昨晚是誰打死我丈夫的？你打算怎樣處理？」他惡狠狠地說，你丈夫干了很多壞事，被革命群眾打死了有什麼好處理的，說完轉身就走。我的淚水只有往肚裡咽，悲憤只能在心中埋，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只好請假回去處理後事。我先回家把這不幸的事小聲告訴我媽，以免幼小的孩子們聽到，哭著要爸爸。當我媽聽到這噩耗時，驚呆了，她淚流滿面地說：「冤啊，誰這樣害他啊，這個世道還讓人活嗎？你四歲時就沒有爸爸，生活雖然很苦，但那時我年輕，我有力氣，可以去做苦工養活你和你弟，我精神上沒有受到什麼壓力。但你的情況與我不同，你有四個孩子，大的才10歲，小的才3歲，人家把你當作反革命家屬看待，將來孩子們怎麼辦？從目前來講，他不在了，家庭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你怎麼能把這些孩子養大？而且這場運動還沒有結束，不知道你還要再受多少罪才能過關啊？」媽媽非常為我和孩子們擔心，本來她身體很好，但這場運動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她沒想到這場運動這麼殘酷，把她唯一的女婿奪走了。這巨大的打擊使她幾天之內就像變了一個人，身體消瘦了許多，人也衰老了許多。

埋葬我丈夫後的當天，他的學校就勒令我在兩天內把我丈夫的東西從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我丈夫的生命剛被奪走，我們的住房又被剝奪了。共產黨的心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狠有多狠，人性全無。

埋葬我丈夫後的第二天早上，兩個最小的孩子天真的對我說：「媽媽，我們送飯去給爸爸吃吧？」聽到這話我的心都碎了。因為丈夫生前很疼愛他們，一到吃飯他們就想到爸爸，尤其在丈夫沒有被隔離前，最小的孩子想睡覺時就叫爸爸抱，然後摸著爸爸的耳朵才睡。我含著淚對他們說：「爸爸永遠不會吃我們的飯了」。他們問為什麼，我說他不在了。他們的臉馬上沉了下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的臉再也沒有笑容，孩子們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當我年邁的公公、婆婆得知我丈夫的死訊時，哭得死去活來。公公淚流滿面地說，過去我靠一條扁擔挑在肩上養著一家14口人，那麼艱難，我沒有流過淚。在戰亂的年代，我的兒子投奔共產黨的軍隊鬧革命，沒有死在國民黨的槍下，現在竟慘死在一直為之奮鬥的共產黨手裡，讓我老年喪子，白髮送黑髮，冤啊。

丈夫死後的第三天，他們馬上派人到我家叫我回到學習班去，繼續對我進行迫害。他們用繩子綁我、打我、叫我跪，有時一跪就是三、四個小時。我丈夫沒死前，我不被掛牌，但他死後就給我掛上一個寫有「歷史反革命份子某某的臭老婆某某某」的黑牌批鬥。 晚上我請求他們讓我回家住宿，以便照顧老人和孩子。有一個傢伙說，你回去就掛牌回去。我說，請你看在我年老的母親面上，不要叫我掛牌回家，如果她看見這塊牌對她打擊太大了， 她會受不了的，她要是再出什麼問題就沒人幫我看管這幾個孩子了。他凶狠的說「不行」。無奈，我只好天天掛著這張牌回家，快到門口時我就把牌拿下，把字翻過來，放到門背去，以免母親看到受不了。

在將近三個月的學習班裡他們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我，說我膽子大，我丈夫死了，竟敢去問齊副主任如何處理，想為反革命份子翻案。誣蔑我參加反共救國軍，是救國軍的聯絡員。他們一共定了八條提綱要我交待。因時間久了還有六條我記不起來了，他們就圍繞著這幾個問題來批鬥我，沒少哪天不挨跪挨打，我要是意志不夠堅強的話，根本無法承受這樣的侮辱和迫害，早已離開人世，但為了孩子們我堅強的活下來了。

十月底血腥的「學習班」終於結束了，在這個學習班上被迫害致死的教師在我所在的這個點有兩個，在我丈夫學校的這個點有四個（即一個書記，一個副校長，我丈夫，還有一位女老師），其它點死多少人我不得而知。「學習班」結束後，他們不讓我回學校上課，而是把我趕到農村生產隊去勞動改造，要我一邊接受勞動監督，一邊繼續寫交代，交代得好以後還可以當老師，交代不好就永遠別想當老師了。當時我的工資每月34元，他們只發給我21元，只夠買六個人的口糧，一點多餘的錢也沒有，這可怎麼生活啊？

六九年八月，我原先的單位派人來把我叫去，問我交代書寫好了沒有。我說沒時間寫。他們說回去那麼長時間了還寫不出來，看來你不想當老師了，回去繼續寫。從學校回來後，我也沒寫。到了九月一日我還是沒寫，因為我沒幹壞事，沒啥好寫。最後他們沒辦法，只好恢復我的工作，叫我回校上課，並補發了扣去的工資。

雖然我的工作恢復了，但我和孩子們處處受歧視。提級、漲工資經常被卡。孩子們經常被人罵為反革命份子的狗崽子，被人欺負。一天晚上，我媽媽去上公共廁所，兩個最小的孩子和她一起去，他們在外面等時，最小的孩子竟被鄰居的兩個14、15歲的少年用木板鞋打到頭上去，鮮血直流，當時被派出所一位姓石的警察看到了，這位好心的警察立即把受傷的孩子送去醫院救治。我知道這消息後馬上趕到醫院，看到我最小的兒子座在椅子上，身上穿的兩件衣服都被血滲透了，我的心多疼啊，我趕快把兒子抱在懷裡，護士一邊拿著藥和繃帶給兒子包紮，一邊說，誰把這孩子打成這樣，真是太狠心了。

1976年，魔性大發的文革終於結束了。我所在的縣只有30萬人口，據八四年「處遺」小組透露，在文革期間就死了兩千二百多人。有一個鄉鎮，光一天就死了一百六十多人，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文革雖然過去將近30年了，但中國人民的苦難並沒有結束，因為給中國人民帶來苦難的根本原因──邪惡的共產黨，並沒有消除，它還在披著美麗的外衣欺騙、控制、奴役和殘害中國人民。我衷心感謝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讓我明白了共產黨的邪惡流氓本質。想當年，共產黨給我丈夫「平反」時，我還對其感激涕零，認為中國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犯錯誤的只是那些殺人、幹壞事的當事人，根本不知道我的苦難就是萬惡的共產黨帶來的。共產黨愚弄了幾乎所有中國人，多麼流氓、邪惡呀！今後我再也不會上這個邪黨的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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