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自從聽到師濤先生因所謂洩密被抓之後，我就一直在密切關注相關後續報道。但，過了好幾天了，我們這些相對社會一般更具資訊優勢的人，全然搞不清是怎麼回事。

北京時間12月10日晚9時，我剛念完了一段《聖經》，準備早休息，郭弟慶海來訪，又提及師濤案子。話間，心情都很沉重，盼著有個較明朗的資訊表明整個事件的大概。我想：師濤一個窮作家、報人能知道什麼秘密呢？他供職或有掛靠關系的報社不是什麼“正規軍”，恐怕不會編內參之類的，他也就無由洩露什麼秘密了。但是，有關消息表明，師濤的“問題”沒出在山西，應該是長沙。這更叫人如墜霧裏。

等慶海弟走後，我陷入了深思。

讓我深思的，還有兩個女人的一句玩笑。十點鐘時，郭太太打來電話，催郭回去，郭匆匆往外走；我太太對我說：“她怕慶海讓人打了悶棍。”話雖半帶玩笑，但讓人多感苦澀。這個地處平原的小城，雖也少不了有些事端，總得還算“太平”。強盜們也很認運氣，比方搶了別人的假耳環，還返回去罵一兩句：“窮B，連個真得都買不起！”

至於慶海，恐怕連那些戴假手飾的婦女都不如，全身最值錢只有那副眼鏡了（──他沒手機）。要是強盜搶了他，那就死認倒楣了。

慶海平常為人耿介，但從不與人結仇，還不至於有人到打悶棍的程度！

他太太想像出打悶棍的事情來，也不是自己嚇唬自己，因為許許多多“敏感人物”的家屬都有這種想像。有一天，下大霧，我已經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了，想晚上去大澡堂子泡個熱水澡。我太太死活不讓去：“大霧天，他們要綁架了你怎麼辦？我和孩子們還過不？？”

“沒有霧就不能綁架了？！”我半開玩笑地說：“乾脆就誰也不防了，心裏踏實！”

我是不愛帶鑰匙、手機的人，尤其不出遠門是絕對不用手機的。每當我下樓，一個人出去時，太太總硬把她的手機塞給我：“有什麼事兒，馬上打電話！”

難道我們的社會是遍地強盜的世界了，要麼何以大家恐懼心理都這麼嚴重呢？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中國人何時占全了呢？－－“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幾乎很少被提起。

知道了兩位女人的心境，自然我會明瞭師濤的弟弟和母親是陷入了何樣的恐懼。

但是，依我的經驗看，涉及“秘密”罪項的指控，十有八九站不住腳。當年我被控時，有一項“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最後該項並未成立。

《起訴意見書》上說的就嚴重了：“1999年，綦彥臣在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泊頭市支行辦公室竊取第11期、第13期、第30期《內參選編》（秘密件），拿回家中存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款…已構成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

這個“悶棍”打得不準，只能算打在影子上。首先，我持有內參是為銀行的一項糧食研究信貸項目做準備（－－我寫的文章，北京總行行長批示，都印成了檔），我的學術權威地位證明瞭我不是什麼“竊取”、“非法持有”；其次，當時我兼著某直轄市政府資訊中心一份內部週刊的經濟預測專家學術職務，這個週刊常年白給我送秘密級的內刊－－標著“領導參閱，請勿外傳”字樣，也就說不是憑職級而是憑學術地位我完全有資格持有秘密級文件，所謂的內參對我算不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了…

真不想翻那些陳穀子、爛秕子，因為一查閱那些舊資料，就讓人心裏發悲：其一所悲者，小民似乎永遠無法享受“免於恐懼的自由”如郭太太和我太太、師濤的母親和弟弟，等等；其二所悲者，有些人總以給人製造恐懼為樂趣，就像他們的祖師爺張湯和來俊臣一樣，把給人定罪當成一種藝術來“玩”。

不過，張湯與來俊臣也很可悲。張因搞偽證與手下小官魯謁居達成攻守同盟，為了不讓魯告發，他為魯“摩足”－－按摩腳部。這個“愛護下級”的行為，被彈劾為隱有大奸。無奈何，張湯自殺了。可見，製造恐懼的人本身未必不恐懼。來俊臣的案子實在不忍提起。這個害人累累的傢伙最後犯了罪，由暴虐的執法者滄落為死刑犯，被斬首。觀看行刑的人，每人手裏拿了把小刀子，準備剮他的屍體，史書雲“人爭剮其屍，須臾屍盡”－－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鋪天蓋地的蝗蟲吃莊稼一樣，甚至比那更快。

“須臾”太傳神了，我能想像得出，當來俊臣看到那麼多“蝗蟲”在地等他－－這個曾給千百人帶來無數恐懼的傢伙該有多麼地恐懼！

古為今鑒，要想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國家裏難夠共同免於恐懼，那首先需要強權者們盡可能少地製造恐懼。否則，永遠走不出恐懼的“迷魂墳地”！

2004年12月11日淩晨1：30寫於泊頭家中

－－轉載自《議報》第1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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