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星期六下午二節課學習《五人墓碑記》。《五人墓碑記》是高二上學期的一篇文言文，講的是明代末期蘇州市民因同情有良知、講真話的周順昌被東廠逮捕而反抗特務統治，毆打地方官員的故事。故事發生在1625年，19年後明王朝覆滅。而在英國，1640年開始進入近代史，並於1989年完成光榮革命，為西方社會確立了一種良好的政治體制變更模式。
　　　　
說實話，這種比較讓人的心情特別苦澀沮喪。然而，事實真相並不因我們的苦澀心情和故意的視而不見而可以被抹煞。每當我作這種比較，也就是同一時期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時，學生往往發出一片嘆息聲：或者是心有不平、頗不服氣的嘆息，或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嘆息。就拿這篇文章的作者張溥（1602─1641）和文中的重要人物周順昌（1584─1626）來說，他們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物，最有良知的讀書人，所做的事只能是捍衛自己最起碼的言說事實真相的權利。由於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施虐狂，整個明王朝的皇帝都有一種乖戾兇暴、酷虐陰毒的傾向，有的是弱智，有的是癮君子，有的是淫棍，有的是白日夢患者，……因此讀書人的生存環境更為嚴酷，思想空間更為逼仄。或者是精神世界不由自主地病態化，如徐文長、李卓吾的精神分裂；或者是自我標榜、頹廢的享樂主義大行其道，如明末清初的張岱；或者是下半身寫作盛行，如《金瓶梅》等淫褻小說在士大夫中流行，萎靡墮落、下流無恥成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上上下下的一幫人為這種文明唱起了淒涼的挽歌，而清代的乾嘉樸學則是為之清場、算帳，完成送葬的使命。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西方思想者在真、善、美的領域縱橫馳騁，為文明社會的到來進行著多方面的思考，提供智力上的強有力的支援。西方16、17世紀的思想家、科學家真可以說是燦若群星、科學成果交相輝映：托馬期﹒莫爾（1478─1535）的烏托邦思想，康帕內拉（1568─1639）的《太陽城》，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的《新大西島》，格老秀斯（1583─1645）的《戰爭與和平法》，斯賓諾莎（1632─1677）的《倫理學》，霍布斯（1588─1679）的《論公民》和《利維坦》，約翰﹒洛克（1632─1704）的《政府論》和《教育漫談》。不可否認，上述這些思想家有的經受了監禁、流放直至虐殺，但與明王朝的讀書人動輒被扒下褲子後狠狠地打屁股（有的就被打死）相比較，不能不讓人痛感明朝讀書人在精神和肉體上的受到的雙重摧殘以及衰敗民族之所以衰敗的原因。有明一代，除王陽明的良知說，李贄的童心說，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徐光啟的《幾何原本》、《農政全書》，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可與西方文明成果差堪比肩外，就算是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比，也少了太多人性的發現，理性的力量。至於其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不著邊際的懷才不遇的喟嘆，病病蔫蔫的風花雪月的吟唱，唧唧歪歪的惡俗情趣的標榜。
　　　　
這種現象的比較不能讓學生滿足，他們要探究原因的原因，追問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差異。
　　　　
我回答：嚴酷的專制集權是我們落後的原因。　　
　　
學生又問：為什麼東方產生嚴酷的專制集權？　　
　　
我回答：這主要是由地理因素決定的。地理環境使我們的智慧只是停留在類人孩的階段，不能沿著理性的邏輯繼續進化下去。孟德斯鳩、馬克思、阿克頓勛爵以及當代著名學者任不寐指出：東方肆虐的黃河、長江使得民眾不得不以集群的方式，興修水利工程，從而抵禦洪水的侵襲。就像螞蟻必須以群體的數量取勝，從而求得基因的延續和種群的綿綿不絕那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東方民族殘存著過多的動物本能。　　
　　
顯而易見，這個回答過於殘酷。多年來，我們不是說中華民族聰明能幹、勤勞勇敢嗎？不是說我們有著五千年文明史嗎？怎麼比來比去，倒成了一群烏合之眾？成了先天不足，後天乏力的可悲一族？難道那些飽讀詩書，滿腹才學的大臣都拜倒在魏忠賢的腳下？難道明王朝只有像劉瑾、嚴嵩、魏忠賢這些元惡大憝？難道像文中提出的五人沒有什麼力量？難道我們註定是個沒有什麼指望的下劣的民族？　　
　　
我回答：這是一個讓人無可奈何的事實。中國的歷史就是由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這樣兩個時代構成的。“人吃人”在中國曆史記載中可不是象徵，而是真實的事實。我們的智慧級別的確不夠高，不能制止血腥、暴力、恐怖、凶殘。今天不是有很多人在新浪網的BBS和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裡主張把海峽對岸的2300萬同胞用原子彈一鍋熬麼？不是有人叫囂“打到東京去”，“血洗美利堅”麼？嗜血的衝動是那樣讓文明蒙羞。而十年文革的群體性瘋狂和洋洋自得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自炫，還在見證兇暴通知智慧的中國式遊戲的悲哀。盡管有顧準、林昭、張志新、王申西、遇羅克、黎九蓮仍在思考，不致於使十年文革成為一片空白，然而張志新被割破喉嚨的命運，黎九蓮被男朋友告密出賣、最後被槍決還未畢命就被剜去腎臟以給一位軍長的兒子換腎，這種種慘不忍聞的事實使真善美根本沒有一席之地。萬馬齊喑被美化為安定團結，諂媚投靠被美化為忠心耿耿，犬儒狡黠被美化為聰明智慧，卑劣下流被美化為足智多謀，為虎作倀被美化為忠誠可靠。我們在形而下的此在層面尚且沒有權利去說鹿就是鹿馬就是馬，更不要說在形而上的層面去探求宇宙的奧秘，人世的秩序，心靈的歸宿。我們創造的財富被剝奪，我們的心智被蒙蔽，我們的視線被遮擋，我們棲身在黑暗的洞穴，我們被馴化為溫順孱弱的畜類。太多的禁忌似乎讓我們回到人類的蒙昧時期，避諱缺筆這類專制時代特有的東西今天又死灰復燃。中文互聯網上被遮罩的詞彙如民主、自由、宗教竟然以萬計數。難道我們成了不配享有尊嚴、自由、靈性的賤類嗎？
　　　　
下課後，班上一位學習刻苦且成績不錯的女生對她的同學說：“我是一定要出國的！”　　
　　
再上課時，我針對這位同學的觀點說：“如果你只是得出要出國這個結論，那我認為我是失敗的。如果民族的優秀分子在現實的苦難面前只是選擇走開，而不是選擇改變這種狀況，那我們何時才能走出這黑暗的洞穴呢？”其他同學聽到這裡，都哄然一笑。我沒有再說下去，就繼續上課，可是將近下課我請這位同學回答問題時，卻見她泫然欲淚。課後我和她談話，她已經是淚眼婆娑，說同學的哄笑和我的批評讓她太難堪。
　　　　
我找來另外二名女生安慰她，其中的一個說：“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只要這種追求不損害他人就是正當的，我也準備出國。”
　　　
我忙點頭稱是，說：“從一定意義上說，你想出國求學表明你是有理想的。只不過我是在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你們，我只是想提醒你出國留學不是終極幸福。”爾後我為我的唐突的言辭向她道歉，並說我是沒有能力出國，如果像你們這樣，我可能也會說你這樣的話。
　　　　
另一位同學遞給她紙巾，好容易她才止住哭，說：“我感到了我的卑微。”我說：“是的，在林昭、張志新、黎九蓮面前 ，我們都是卑微的。我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在上帝面前，我們都是卑微的，有罪的。”
　　　　
女生的眼淚止住了，出國的權利是正當的。袁木的女兒有出國的權利，在克林頓到北大演講時以看似刁鑽實則愚蠢的問題為難克林頓的那位女生也有出國的權利，我能說什麼呢？　　
　　
一波又一波的出國潮，卷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英才雋傑（靠父蔭出國的留學垃圾不在此列），回流的海歸們真的有那麼多嗎？
　　
難道我們的敏感而脆弱的孩子們，只有在異國的土地上才能擁有舒展的靈性、思考的樂趣和人性的尊嚴嗎？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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