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前言

這是有關毛澤東早年鬧革命的真實故事，故事情節描述了毛賄賂敵人的事實，所以歸類為敵我矛盾。現在的賄賂都發生在黨的同志之間，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天大的罪都不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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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接到安源市委有關湘贛邊界工農武裝情況的報告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確定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地區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發起暴動，進攻長沙，並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機構。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楊開慧回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的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這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最後離別！

　　九月初，毛澤東穿著農民服裝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到會的有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佈置，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銅鼓和安源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佈置了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三路中，以中路為主力軍。那就是駐在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準備會合駐在修水的警衛團，一起向瀏陽進攻，「因為這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會議決定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會後趕到銅鼓，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對安源工作也作了佈置：以安源工人和礦警隊為主力，暴動後進攻萍鄉和醴陵，對長沙取包圍之勢，但決不能放棄萍鄉、安源，「使敵人斷絕我們的退路」[1]。

　　九月六日，毛澤東在安源得知留在長沙的湖南省委常委決定的暴動日期：九日開始破壞鐵路，十一日各縣暴動，十五日長沙暴動。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在銅鼓的第三團下達起義計劃和部署，通知他們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名稱統一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並要他們立刻將這個決定和行動計劃向在修水的師部和第一團轉達。

　　這時，國民黨內兩派間的寧漢對立沒有結束。唐生智的主力當時還在東征前線，湖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但他們仍在加緊鎮壓活動。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致電駐防萍鄉的師長胡文鬥，注意防範，並調集其他軍隊準備呼應。九月六日，長沙衛戍司令部截獲長沙市共產黨組織給各支部關於中秋節舉行武裝起義的密令，隨即宣佈：從九月八日起，「特別戒嚴五日，每日晚十時，即斷絕交通，並於中秋日加緊戒嚴，軍警停止放假，日夜滿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動。」[2]

　　毛澤東在安源作好安排後，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採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民團巡邏查房隊抓住，在押送民團總部的途中，機智地脫險。這段經歷，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國記者斯諾談過：那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

　　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裡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3]

故事結束了，毛澤東成功的賄賂了與國民黨勾結的民團團丁，可惜的是民團負責的隊長講原則，收了錢而沒有放毛。毛澤東偷生的慾望這麼強，顯然是不符合共產黨的標準的，共產黨樹立起的劉胡蘭，正好給了毛澤東當頭一棒。共產黨的貪官，你怎麼貪，怎麼行賄受賄都不用怕，有毛主席擔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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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２１頁。

　　[2] 漢口《民國日報》，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３日。

　　[3]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５２、５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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