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貞:我要做個勇敢一點的人

——在墨爾本《九評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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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0日訊】我是共產黨的直接受害人。我叫齊家貞,寫了一本書叫《自由神的眼淚》。這本書是獻給專制集團統治下的犧牲品——我的父親和母親——兩個平凡的偉人;獻給我的同犯們;獻給我的弟弟們——興國、安邦、治平、大同——四個還活著的祭品。我看了《九評共產黨》,覺得我心裏想講的話講都出來了。

長期以來我都想找一點詞來形容一下共產黨。我用了我們通常的詞兒:「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還有我們四川人的一些俚語——「一屁股坐在煙囪上,五臟六腑都熏黑了」……想了很多的詞兒,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份量,沒有把我想講的話講出來。看了《九評共產黨》之後,我才明白了爲什麽幾句話講不出來:因爲它們的罪行太大了,它們統治中國的時間太長了,它們的狡猾和殘酷太慘絕人寰了,幾句話是沒有辦法概括的,沒有辦法說的清楚,所以我感謝《九評共產黨》,也感謝《九評共產黨》給了我勇氣站在這裏講出我想講的話。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是一個狗熊,不是英雄。

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我是‘改造好’的典型。我們女犯中隊有好些英雄,就連一些小刑事犯,她們也比我勇敢;在男犯中隊,我的父親就是英雄,他認爲他的一生,貧賤不可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三關,前兩關他以前就已經闖過了,第三關威武不可屈他要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渡過。這一關他渡過了,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面,他是反改造、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


《自由神的眼淚》作者齊家貞女士在研討會上發言。(大紀元攝)
《自由神的眼淚》作者齊家貞女士在研討會上發言。(大紀元攝)

我們父親和女兒在省二堅都很出名,我是改造的好出名,他是改造的不好,不認罪而出名。

自從來到了澳洲,我們都說,這是一塊自由美麗的土地,我們可以真正的做一個人了。實際上不是的。起碼我齊家貞並沒有。直到昨天,直到今天早上,我還在猶豫,我是來還是不來。直到今天早上,我還在想,我是要發言還是不發言,因爲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誠實的告訴大家,我並不是個英雄,我是個狗熊,爲什麽?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中國人民從此跪下來了,我齊家貞8歲就在跪下來的情況下長大了。

我一貫膽小怕事,只敢在家裏面和我媽媽爭嘴,和我媽媽抗拒,在外面,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孩子。我一直說,「我是毛澤東的好孩子,是共產黨的好學生」。我積極的爭取加入少年兒童隊,我想入隊,想入團,也想入黨,可是他們說我走的是白專道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不夠資格入隊、入團、入黨。高中畢業之後,我想出國念書,他們就說我叛國投敵,把我抓起來判了13年刑,把我的父親也抓起來,判了16年刑,因爲他們說我的反動思想是我父親灌輸的結果,他是教唆犯,儘管他對我的所作所爲一無所知。最後他們給我提前釋放了,因爲我改造的很好,我真的洗了腦。

我出來後兩年內講的話全部是人民日報社論和紅旗雜誌社論的語言。他們說我講的話比省委書記還進步。我的弟弟們非常非常的失望,他們哭起來了,他們說沒想到等了10年,等出來的姐姐居然跟他們作對。我那時真的是很聽話的順服工具,坐牢出來后我洗腦洗的很乾淨,可是一旦我從新親自接觸了社會,看到社會的黑暗與不公,我的思想又慢慢的變了回來。

我給這個家庭造成的災難是無法彌補的。我的4個弟弟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他們的一生也葬送了。這就是爲什麽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我還是怕我今天的講話會影響我在國內的弟弟的命運。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不敢打電話告訴他們天安門的真象,因爲我害怕這個電話給竊聽。從我87年8月底出國來到澳大利亞,我總覺得有眼睛在盯著我,我找不出來那眼睛在哪里,但是我感覺到它在盯著我和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在洛杉磯,他比我早出來3年。我們的家信3年內丟了將近50封,包括挂號信,包括寄的英文書,包括裏面的照片。6張照片它給你取掉一張,它把信封撕開了,給你補回去,並且它讓你知道這個信封是撕開的:‘我們撕開的,我們給你補回去。’所以我害怕,非常的害怕。

90年天安門屠殺一周年,我悄悄的請了假,跑到市政廰去聽吾爾開希做報告,晚上我回到家裏,住在一起分租房子的那個學生說,嗨,你出現在9號電視台的新聞裏面!把我嚇得要死。但是後來我稍微放心了一下,因爲那個人是新加坡來的學生,不是我們大陸來的。我覺得還好,還好;第二天去工廠裏上班,一個工人說,嗨,我看見你在9台的新聞電視上,我又嚇了一跳,後來一想他是個澳洲工人,我又放心了。還好還好,不是中國人。

91年我的父親從美國給我來信,他說他想到美國國會去作證:中國出口勞改産品!我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說,「你瘋啦!你要跑到美國國會去作證,你難道還覺得把幾個在中國的弟弟還整得不夠慘哪!」所以我父親只好放棄,因爲我們害怕。

92年美國勞改基金會的會長到墨爾本來做報告,他一開始講話就沉痛的問每一個人,在所有來賓當中,你們本人或你們的親戚有沒有被勞改過?我坐在那裏動都不敢動。我想,我不要叫人家知道我過去有這段歷史,我也害怕共產黨派來的spy把我發現了。我沒有舉手,可是我12歲的女兒把手舉了起來,所以我只好也把手舉了起來。我生活在恐懼之中。

以後,我得了兩次中風,我的記憶力越來越差。我覺得我一定要把《自由神的眼淚》寫出來,這個心願在我心裏放了40年。我一定要完成,完成了之後再去面對死神。我把它寫出來了。2000年這本書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我看在座的絕大多數人是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的,因爲我藏在洞裏面:我一隻手把書寫了出來,另一隻手想,最好最好不要讓人知道我寫了這本反共產黨的書。我還是感到恐懼。

這麽多年來,我一直在恐懼,因爲我幾個弟弟給我葬送了。從家庭的角度來說,他們都是聰明可愛的孩子,都是有理想抱負的,但是他們的夢都被扼殺在搖籃裏面。是我的手把它們扼殺的。假如我現在再繼續做一些反共產黨的事,他們就更慘了,這是我的恐懼。所以當有人打電話來問我來不來參加會的時候,我找了一個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藉口說,我不來。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來。我的父親逝世了,98年他就逝世了,他沒有講他想講的話,沒有做他想做的事,還沒有來得及做他想做得事他就走了,他今天要是有機會來到這個會場上,他就會痛駡共產黨,共產黨全是一批流氓土匪頭子!

《九評共產黨》給了我膽子,因爲這九評深入了中國人的人心,讓人們認識了共產黨的本質後,人們覺悟起來了,人們認識到他們不能再這樣當共產黨的奴隸,跪著生活了。像我這樣跪著生活了大半輩子後來到自由的土地上還在跪著做人,要是全國人民都認識了這一點,全世界的華人都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救了,我們就有希望了。所以從今天開始,我要做一個勇敢一點的人,我只希望共產黨手下留情,不要再整我幾個弟弟了,他們的一生已經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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