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十五年來，政府不斷製造罪惡與不公，從反面喚醒了民眾的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政治參與熱情高漲，有如烈火乾柴，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最近一段時間，在江蘇、陝西、深圳、安徽、長春、南京、重慶、四川、廣東、雲南等地，接連爆發大規模群體反抗事件。這些事件幾乎涉及到跛足獨裁強權主導之下改革造成的主要社會不公問題：國企改革中的職工權益受損，血汗工廠對農民工的過分剝削，退休職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以開發為名侵佔農民土地，大型水電站建設中移民得不到公平的安置，上訪制度無效所導致群體示威，官權霸道引發百姓憤怒 …… 等問題。特別是重慶萬州和四川漢源的兩起大規模官民衝突，對於全力維持穩定和高歌繁榮的北京政權來說，的確是嚴峻挑戰。
萬州事件和漢源事件
十月十八日，重慶市萬州區爆發幾萬民眾包圍區政府的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從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七日，在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再次爆發大規模官民衝突：農民因不滿當局徵地補償和移民安置，多次上訪四川省政府和省委，乃至上訪北京，但都沒有得到滿意結果。於是，農民被迫走上街頭，用靜坐示威來阻止大渡河瀑布溝電站大壩截流。當局出動軍警鎮壓，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十萬農民和學生舉行遊行示威，衝擊縣政府、搗毀設施，政府機關被迫停止運作，全縣店鋪關門，市場關閉。為防範事態擴大，四川省當局緊急調動萬名武警包圍漢源，當地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據BBC中文網報導，軍警開槍鎮壓，七名農民被打死，兩名武警死亡，四十多人受傷。
漢源事件驚動了中共高層，中央工作組也於十一月日到達漢源，將事件定性為「大規模聚集事件」。綜合胡、溫的指示要點和中央工作組組長汪洋在漢源縣村級以上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官方的應對策略仍然由軟硬兩手構成：
一方面，胡溫指示要以群眾利益為重和維護移民權益，要廣泛聽取移民們的各種意見，一定把問題解決好，在移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沒解決前，瀑布溝水電站不復工。汪洋也表示，群眾阻止截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群眾通過各種渠道反映意見是正常的，希望移民有甚麼話盡量說出來並向政府反映，對這些群眾一律不得追查。中央工作組是來幫助四川省委工作組解決問題和維護漢源的社會穩定的，問題不解決好，他不會離開。十一月十四日，漢源縣縣委書記譚正宇已被免職，多名副縣級官員也被停職。
另一方面，保證國家重點水電工程建設，支援西部大開發，維護安定團結、恢復正常秩序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為此，官方調集大量武警對漢源實施戒嚴。盡管，當局說調武警只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而不是對付老百姓的。但是，當局也強調「漢源縣發生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移民聚集鬧事」，一定要嚴懲趁機打、砸、搶、燒的犯罪份子。
官權未變民間權利意識高漲
當下中國，一方面，仍然是官權太大太強而民權太小太弱的獨裁秩序，為了保住一黨政權及其極少數權貴的私利，政權不惜放縱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致使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而仍然無法善待民間的利益訴求和政治異見，也就談不上為社會提供表達訴求和釋放不滿的合法渠道，而只能依靠體制性的暴力、謊言和收買來維持穩定。唯一合法的信訪制度，從設立之初就是作秀多於實質，如今已經完全淪為擺設，上訪者投訴無門，「截訪」變成各級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以至於，聚積在北京上訪村的底層民眾，只能嘗試街頭政治、申請萬人遊行。換言之，六四後十五年來，政權不斷製造的罪惡和不公，就是對民間的最好動員，已經從反面喚醒了民眾的權利意識，也就等於為民間政治動員做了多年的準備。對官權的不信任及其怨恨的持續積蓄，覺醒了的民間的政治參與熱情日益高漲，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
另一方面，官權未變而民意大變，六四大屠殺不僅顛覆了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而且以鮮血的代價喚醒了民間的人權意識。大陸民眾仍然沒有基本人權、特別是沒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言論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不可能得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不公正的秩序已經積累了太多的民怨，社會的公正飢渴和參與飢渴也日益強烈，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同時，改革帶來了越來越大的灰色言論空間，開明媒體、互聯網和境外媒體的合力，為民間維權提供了獲取資訊和表達訴求的平台。當民眾的不滿無以通過合法渠道得到釋放之時，當民間的公正飢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之時，當民眾的公正要求無以通過合法渠道來實現之時，壓制越剛性，飢渴就越嚴重，可能爆發的參與態勢就越激烈，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被強制壓抑了十五年的公正飢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由此可見，覺醒的民間進行體制外的自發式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御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強權下的宏觀穩定並不等於微觀穩定，正如權貴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高增長和少數人的暴富並不等於整體繁榮一樣。民眾對強權製造的不公正的無奈忍受和恐怖秩序的建立，不是穩定而是積累動亂；不讓表達導致怨恨積累。當民間的權利意識覺醒之後，個人性和群體性的民間維權運動，每天都在全國各地不斷出現。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穩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激進的民間維權行動的多發地，投訴無門的上訪者也在申請示威遊行，特別是多起極端的自焚事件，昭示出強權下的表面穩定的內在脆弱。只不過，這些此起彼伏的自發動員仍然局限於分散的狀態，但誰也不敢預測：它們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匯聚起來，釀成全國性動員大爆發。
喊出爭人權保衛家園的口號
具體到「漢源事件」，雖然該事件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其處理方式也相對溫和，然而，胡溫的批示及其處理方式並非對症下藥，不是從改變敵視民意的制度入手，而仍然囿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策，陳舊不堪的軟硬兩手，根本無法平息日益高漲的民間怨恨。三年前，當東北的遼陽、大慶等地出現大規模工潮時，江朱體制就是這樣處理的：安撫大多數示威工人而逮捕極少數工運領袖並判刑。但這種軟硬兩手並沒有緩解底層抗議頻發的勢頭，反而近年來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因為，官民衝突的頻繁發生，不僅源於底層群體權益的嚴重受損，以及由此長期積累起來的民眾對官權的怨恨，也源於六四以來民間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比如，漢源農民喊出了「拒絕搬遷，爭取人權，保衛家園」的口號，說明人權覺醒已經達到偏遠地區的農村。而民間的權利意識一旦覺醒，首先，他們對社會不公和權益受損就不再麻木不仁，而是變得越來越敏感，對不公正帶來的苦難的承受力也隨之降低；其次，他們對壓迫剝奪也不再逆來順受，而是越來越通過自發抗議來討還公道。所以，在毛時代，民眾能夠忍受大飢荒和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禍，農民也能忍受制度歧視和鉅額工農業剪刀差，而在物質生活遠遠好於毛時代的現在，無論獨裁制度如何鎮壓和收買，非但無法讓他們馴順和沉默，反而使他們要求公平對待的慾望變得更為強烈，再也無法忍受奪地、拆房、欠薪、低補償和拖欠各類社會保障費。有時，即便在沒有既得利益牽扯的情況下，他們仍然無法忍受官權的霸道，表現出群體性的見義勇為。
如果說，「漢源事件」的爆發還有直接經濟利益的原因，那麼，「萬州事件」的突起則源於超越既得利益的公正飢渴。衝突初起時，當事人只是兩對夫妻四個人，與其他百姓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自稱官員的施暴者，之所以引發萬州區政府前的幾萬人示威，既源於普通百姓對弱勢者的同情心，路見不平的正義感，更源於百姓對恃強凌弱的官員和萬洲區政府的強烈怨恨。所以，起因看似偶然，而實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和公正奇缺之必然：正是長期的官權霸道造成了被壓抑的民怨之突然爆發，一次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的群體抗議運動。
這種基於對權貴的怨憤和對弱者的道義同情而產生的群體反抗，不能不讓人想到二○○三年的「孫志剛案」和「寶馬案」所引發的民間憤怒：社會輿論為死於收容所的孫志剛討還公道，網路民意為死於貴婦豪華車輪下的農婦鳴不平，絕非基於切身利益的直接受損，而是基於權利意識的覺醒和仗義執言的正義感。換言之，頻發的民間群體維權事件──無論是互聯網上的輿論維權還是走上街頭的群體維權──源於後極權時代的民間覺醒所激發的公正飢渴。
──《開放》月刊2004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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