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兄:
……曉波、余杰、張祖樺放了，但是聞風而逃的亦武不知流落到什麽地方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夠及時瞭解有關安全與否的資訊，是否能夠回到家裏。他和其他兄弟們至少應該過一個平安的年吧。一定還有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北京挂號或者各地公安部門挂號的自由言論者，潛逃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隨時可能被捕，時刻需要藏好手稿、筆迹、通信，警惕一切異常動靜，睡覺也要睜著一隻眼，白天黑夜都不安全，還得有另外的信箱，另外的地方放些現鈔，隨時準備離家出走……這就是他們的生存常態。不過是爲了自由地說話而已。我當年獄中歸來準備上路找鄭義的時候，經過了幾個月這樣的日子，不是人過的。驚弓之鳥，提心吊膽。我知道他們監視、監聽、跟蹤我，試圖通過我找到他們通緝一年、四處搜索但勞而無獲的老大。後來過了很久，大聲說話，我都不習慣；到了香港，在書店裏聽見人議論共產黨，我還是要下意識地回頭張望。最初的甩尾巴、轉火車、換方向、換交通工具，找到老大，又一同過了兩年的地下生活之後，至今，偶爾，我還會夢見一個做過多次的夢：在一個寬闊的地下通道裏逃跑，背後是追來的安全人員，然而跑來跑去，前面到了一條死路。出口是封死的。
一個人若是長此生活，神經、心理都會受損的。這跟價值觀念、思想精神無關，這是病理、醫學意義上的損傷。如同一個人72小時不睡覺，情感會變的脆弱，人會變得容易激動一樣。我當年在天安門有過如此經驗。
說的遠一點，人的這個物質的軀體，過分折磨，就無法容納靈魂了，無法承載精神了，甚至無法駕馭思想了。高爾泰先生在他的《尋找家園》中從來沒有論述這一點，但是當他從夾邊溝勞改農場出來，爲了完成畫毛像的任務，住了招待所，吃足了定量，有了足夠休息之後，他發現自己浮腫消失之後，先是變得很胖，然後又瘦下來，幾個月之後恢復了正常體重。這時他漸漸發現自己看見對面過來人，知道躲避了，對周圍事物的知覺感受回復了，有了情欲了，對與自己無關的事物，比如天上的飛鳥等感興趣了……，他於是知道自己活回一個人了。這時候，他又開始重新思想了，他開始回復自我意識了，他開始反省自己一直以來所處的生存環境了，他開始反省人的異化了。我讀這書，看到這一小段平靜的描述，尤其看到那幾個字：“看見對面來人知道回避了“，感覺驚心動魄，思之，滿腔悲情。
靈魂，思想，精神，自尊自愛，尊人愛人，甚至包括情欲，這些人的特徵是可以離開人的軀體的,只要把人當成動物對待，把他們的基本生存需要剝奪到極限以下，而且長期剝奪，人就變成動物了。埃利•維索的《夜》，描寫集中營的囚徒，父子倆，爲了一塊麵包，爭奪揪打一番，死在蘇軍追攆下逃跑的納粹列車上。那是幾天幾夜的逃跑，皮包骨頭的活骷髏們，在大雪紛飛的路上跑了整夜，落隊者殺，躺下喘息者殺，半途休息時，睡著者死。一路不停地死人，上了火車，睡去不醒的又有半數之多。就是在那節車廂裏，發生了兒子毆打父親，爭奪一片麵包雙雙死去的事。譴責誰呢？我覺得可以譴責那個兒子，但是更要譴責那個造成這種狀況，把人變成動物的集中營。譴責納粹。譴責勞改農場，動物莊園。最根本的是譴責極權體制本身。我記得曾經有讀者還是網人嘲笑過高先生在勞改營爲了一塊肉，跟別的勞改犯不和。我當時覺得此人沒有權利發出這樣的嘲笑。因爲他自己是在鐵絲網的外面。現在認爲此人不瞭解勞改營的殘酷。極權勞改這種非人制度，正在於把人，通過非人的手段，異化成動物。是人，除非死，沒有能力抗拒這樣的異化。神經都不能工作了，還能有正常得知覺嗎？軀體得是一個至少接近人類的正常軀體，驗血之後那幾十種指標哪怕全部異常，至少也得能判斷出來是人類的指標，這個軀體才可能容納一個靈魂。我在電視上見過非洲的饑民，那些眼睛黑白分明的孩童，大大的頭骨上，目光呆滯，面部肌肉木納，沒有一絲活力和笑容，沒有一點稚氣和靈性。他們在難民營裏。連喝水都沒有力氣了，連食欲都喪失了。廣告反復告訴電視觀衆說：一毛錢（美金），就能保證他們活一天。沒有那一毛錢的食物，他們明天就死去。這樣極限底下的生活水準，如何可以讓他産生人所應當擁有的一切精神品質，哪怕是正常兒童的眼睛？吳弘達先生總是說：在勞改農場裏，我要是不壞不惡不搶不打，我早就死了。我過去只是理性上知道這不是謙詞。現在我明確瞭解他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在那裏面，你要象一個人一樣活著？那先死了再說。因此，人的尊嚴早就被埋到那沙海裏，荒漠上不知名的墳墓裏，死人坑裏了。
我不是說亦武們落到這種地步了。我是想說，他的生存狀況距離一個正常人應當有的生存狀況還是不夠。不能保證基本的安全需要。許多中國想要擁有尊嚴的自由知識份子都是這樣。今天網上看見王光澤的文章：“那一夜，中國知識界無人入睡”。王怡們，大小老鼠們，其實每時每刻面對著等待門被敲響的局面。誰要求公開發言，誰就得準備挨抓。亦武的狀況比他們更甚：他折騰得太凶，八九六四學潮時期他閑著；開槍了，人家都跑了，他到跳出來了，滿世界抗議。出獄這些年，他專門把這個體制製造的種種看不見的、要湮滅的悲劇剜出來曝光。而他自己還身在逆境：家二度散了。生活沒有資金來源。四川的警察似乎還特別有職業榮譽感，從來也不放鬆他還有其他四川兄弟。廖亦武還整天採訪記錄生活底線的人那些慘痛的經歷。苦厄在他那裏不是文字和想象，不是過去和回憶，是他每天飯碗裏的米和杯子裏的水。他身處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不是一個世界。我有時候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告訴他應該怎麽活著。他還能在你的督促下關心外邊人的寫作和健康，已經是他那赤裸在嚴冬季節的心，能有旁騖的最大程度了。這次，他剛寫完“嫂子你保重”幾個字，自己就不得不逃了。這就是他的生存處境。誰來關心他是否“保重”呢？誰來給他裝一下行囊，檢查一下衣服帶的夠不夠，鞋帶系得緊不緊？鬍子該刮不該刮？我本來這次過節想起來要給他買一個質量好些的雙肩背的包（我的一個親戚特別喜歡這種包），讓他出門吹蕭賣藝時或者逃亡時用。可是包沒買呢，人又流落出逃了！我和鄭義在國內逃亡的時候，爲究竟選擇哪條路線，總是爭執不下。因爲事關緊要，誰都不讓步，一讓步，就將人就進去了。可是這個廖亦武，把先後兩個太太都弄丟了，連個吵架的人也沒有了。
這次抓人，雖然是胡溫一屆政府人爲的做法，究其根本，是這個一黨化政治體制的性質使然。所以，雖然料定曉波余杰一此去會很快返回，但是我對這種體制下任何一屆政府不抱幻想，對他們的黑箱作業具體內情不屑於猜測，對其中人事之爭之鬥了無興趣。當事者迷。對這個這個體制性質，有時候我感覺竟然是外國人看得更清楚。他們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政局做出的判斷也更接近本質，對具體事態的發展的判斷也更準確。八九年的時候，我周圍知識界圈子裏，沒有多少人認爲中共會開槍鎮壓學生運動。遊行的人越多，外電報道越多，聲勢越大，人們越樂觀。等到各界，連官方新聞界、民主黨派、中共某些機關還有共青團某些機構什麽的都上了街，等到遊行人群裏出現了解放軍官兵、警察等，北京百萬人一天天出現在街頭，人們更是難以想象，共產黨軍隊如何可以當著全世界的面，對這人山人海下手？可是那些外國記者從頭到尾對共產黨的暴力鎮壓保持警惕。他們警惕的神經從來沒有被萬人空巷的空前抗議浪潮所麻痹，他們的憂慮總是隨著民衆抗議的每一個具體高潮而加深。我看過CNN記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的著作，《中國現場》（China Live）。這書中有三章是他親臨八九學運的記述。他和他的美聯社等新聞同伴、漢學專家們，總是缺乏瞭解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的消息來源，總是想方設法聯絡中國有關人士瞭解情況，但是即便如此，他們對時局的估計最後證明比知識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準確，而且是方向性地準確。這位元記者在最初的興奮過後，幾乎在每一次學運取得具體進展、民衆情緒爲之一振的時候，都心情更加憂鬱。不是爲中共的垮臺操心，而是爲中共的開槍鎮壓而憂慮：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民衆阻擋住城外軍車的時候，當柴玲號召留在廣場的演講得到大部分學生支援的時候，甚至當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豎立起來的時候，等等。我還知道有一個中國人對中共必然開槍鎮壓學運，從來沒有懷疑。這個人是歷經多年勞改、迫害，對極權體制有銘心刻骨地認識，當時人在四川的高爾泰先生。我是後知後覺者，我總是借助先覺者的眼睛學會看真相，學會不被自己的一廂情願所左右。
評論共產黨半個世紀以來的種種作爲非常必要。法輪功被壓迫者們的評論非常必要，漂亮。而且及時――雖然晚了半個世紀，但是對於這個罪惡昭著的政治派別，任何時候開始評論它，都不晚，就像美國人說，爲了您的健康，您任何時候開始戒煙都不晚一樣。然而，接下來進一步的問題是：僅僅打倒共產黨，中國還是不會有希望。共產黨的樣板戲“紅燈記”裏，窮苦鐵路工人李玉和的十七歲的女兒，李鐵梅的著名詠歎（調）是:“仇恨入心要發芽!”這個党當年就是以煽動、利用無産者對有産者的仇恨，擴大武裝，發動國共戰爭，最後自己扛著搶上臺的。以暴易暴。多少年了，中國沒有走出這個惡性循環的國運。下去一屆殘暴政府，上來一屆政府殘暴。所以，目的很重要，方法一樣重要。造反的農民革命歷來起於反抗壓迫，順理成章。但是沒有一個民主體制，新的權力獨佔集團同樣要控制言論，要宣傳自己的理念（不管什麽理念），控制人們大腦，從而掌牢自己手中的權力，中國必然遭逢新一輪的謊言和暴政。這就是爲什麽我當今看見人們對某個政府領導人、甚或某屆政府抱有好感或抱有敵意都不以爲然，這也是爲什麽我聽見看見民間對共產黨恨之入骨聲討和躍躍欲試的暴力復仇，雖深以爲然，但仍不能解除對國家厄運的認知和憂慮。……
北明
04年12月15日夜
（剛才從友人處確證，亦武仍然逃亡在外, 王怡也未回家。看來這個年，只能爲他們禱告平安了。又及）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