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 這次三位自由派作家被公安部門傳喚的事情，使人們對胡錦濤政府是否真正有別于其前任產生懷疑。有分析人士認為，三位作家被傳喚和最近中國政府加強對四個城市和地區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管制有關。與被傳喚的劉曉波和余傑同樣屬於《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在廣州的楊銀波以及現在美國的、因在體制內推動政治改革而聞名的方覺，都對中國政府的這種做法感到擔憂。

記者：根據北京消息靈通人士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在１２月７號到８號的時候，召開了一個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主管政法工作的羅幹在會中就提到了現在的國家安全問題有所鬆懈，而且表示四個城巿尤其要抓緊國家安全方面的工作，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廣州和新疆。據說北京的問題就是太多的自由化，尤其是提到《獨立中文作家筆會》，說這個筆會是一個反革命組織；說上海的問題是有太多的訪華的台灣人夾雜在台商裡面；廣州的問題就是有太多的西方影響；新疆的問題就是分裂主義運動有所增加。結合星期一，三位獨立作家被公安局傳喚，我首先請問一下楊銀波先生，您覺得這是不是表明胡錦濤政府現在有意要收緊思想意識型態領域呢？

楊銀波：他舉了《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是所謂反革命組織，我是堅決的不贊成的。我們筆會在國內有五十多位了，在全球現在算起來有一百二十多位，首先所謂的“獨立”指的是一個精神上的。我們筆會所組的是國際筆會，而國際筆會又叫做世界作家聯盟，這種聯盟主要是一種精神共同體，這種精神含著很大的獨立精神成份，獨立人格，我想不論是對一個普通公民還是做為普通作家都應該具有的，《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在理念之中尤其強調一點，不論政治或者時態局勢發展如何，中文文學都不應當受到干擾。

記者：如果從《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看開去，您覺得這次三位作家被傳訊，是不是反應了政府有意要收緊思想意識型態領域呢？

楊銀波：我個人的態度是，我但願他不是，我最好抱有一絲僥倖在這方面，如果真是是的話，真正影響到的將不是我們這些具體的個體。我認為對當局在國際之間的形象，對於胡溫新政是一個巨大的批評，可以用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來說，我們低估了當局的愚蠢程度。

記者：那麼，方覺先生，您怎麼看待這次三位作家被捕所反應出來的深層意義？

方覺：我是感覺到最近幾個月來，中共領導層內的一部份人比較多的談到了中國國內意識型態領域的所謂自由化的問題。對三位獨立知識份子分別被傳喚，說明了中國目前一部份的領導人對於思想領域自由化的問題的一種態度，中國新的領導層不應該再重新走毛澤東時代控制思想的、挾持知識份子的不恰當作法。

記者：楊銀波先生，胡錦濤上任的時候，人們對他還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為，現在您從這些現象來看，是不是他在這方面確實跟他的前任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楊銀波：從尤其對知識份子的這樣一個態度，有這樣的一些政策，我們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在他上台的時候我們當時寄予的厚望也並不大。我曾經對五十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進行過問卷調查，絶大部份人從來不贊成有什麼胡溫新政。

記者：方覺先生，我們知道胡錦濤政府是提倡「以民為本」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他為什麼一邊提倡所謂的「新三民主義」，而另一方面又對代表很多老百姓利益的這些新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加以箝制呢？您覺得他的用意是什麼？

方覺：胡錦濤先生提出的某些親民的主張，主要針對的是中國非知識份子的一些貧困民眾，而指的不是知識份子，胡先生在思想上，他是比較正統的，有比較多的傳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色彩。所以他的親民還是來源於毛澤東的關心群眾，聯繫群眾的思想，而不是來源於我們所說的民主思想，所以他對知識份子當中的一些所謂自由化傾向還是有一種批評的態式。

記者：楊先生您擔不擔心在今後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對你們思想的箝制呢？

楊銀波：對目前的局勢來看，我一方面也是感到很擔心，害怕這是一場所謂的反右運動，或是一場真正面對知識份子的一種紅色恐怖，或者白色恐佈。

記者：您覺得發生這種白色恐佈的可能性大嗎？

楊銀波：我認為不大，我認為當局也不會愚蠢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自己也會反抗，也會掙扎。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