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岳鵬費城報導) 12月11日(星期六)﹐大紀元時報等在費城市中心莊嚴的國家憲法中心舉行了首次大費城「評共產黨」研討會。著名民運人士﹑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先生應邀發言。早在六十年代﹐倪育賢就因為公開主張思想自由被中共隔離審查。七十年代﹐倪育賢上書毛澤東﹐要求民主改革﹐並因抗議七六年天安門慘案被中共判處死刑﹐後因華國峰垮臺得以倖免。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劉賓雁得悉倪的情況後﹐以倪為主人公寫成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文章轟動海內外﹐但劉﹑倪二人卻飽受中共保守派的圍剿。一九八六年﹐在美國友人幫助下﹐倪育賢逃出大陸。他是海外民運人士中早期投入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下是倪育賢先生在研討會上的演講。

「主持人先生﹐各位女士﹑先生﹑朋友們﹐很感謝大紀元組織這樣一個討論會﹐主要的題目就是大紀元時報發表的這個「九評共產黨」。第一﹐我簡單談談對「九評共產黨」一個初步的感覺﹐然後我想對怎麼樣去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意義﹐談談我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剛纔聶森先生的一些評論﹐大紀元時報連續推出『九評共產黨』這個事情﹐毫無疑問﹐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也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一個事件。

「我第一次在街上看到大紀元時報﹐一看﹐『評共產黨邪惡本質』﹐我眼睛一亮﹐哎呀﹐終於有媒體出來講這個事情、這個問題了。我記得十五年前﹐我在世界日報連續發表了一些文章﹐刊登了三天﹐題目是『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第一集、第一篇的文章就說﹐『我們能不反對共產黨嗎﹖』在這篇文章裡就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上的最大障礙﹐是扼殺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大障礙。它這個黨﹐整體作為這個黨﹐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因為當時六四剛結束﹐所以我提出了一定要把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徹底在中國舞台上清除出去。當時提出來﹐反響也很大。這個事情到現在已經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來﹐情況讓我感覺到這個反對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課題﹐只不過提了一下。那麼我們民運的朋友﹐民運的組織﹐儘管一直在做這個方面的工作﹐但是怎麼集中﹐怎麼系統﹐這麼成系列的把中國共產黨這個問題提出來﹐然後﹐來進行這樣一個實事求是的評論﹐這是第一次。在怎麼大範圍內﹐在怎麼多的媒體上進行﹐這是第一次。所以﹐我要感謝大紀元時報﹐感謝他們這樣一個正義的舉動。這是一件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相當大的政治智慧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後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以上﹐七十多年﹐它對中國人民幹了些什麼﹐當然『九評』裡面有很系統的介紹﹐我現在就不再講了﹐大家都看看報紙就清楚了﹐看看中國的歷史就清楚了。我覺得這個黨﹐這個黨的行為﹐這個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害﹐這個黨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這是有目共睹﹑歷歷在目﹑是一件不容於天理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干了怎麼多罪行﹐如果從中國歷史上說﹐殺人最多的就是這個黨。從中國歷史上說﹐出賣國家主權最多的也就是這個黨。對中國文化迫害最厲害﹑最徹底的﹐也就是這個黨。然後中國歷史上﹐造成腐敗最厲的也就是這個黨。給中國民族每一個家庭造成損害的也是這個黨。這個我想是事實俱在﹐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也沒有辦法掩蓋的。它殺的人數甚至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的總合。譬如一個文化大革命﹐一個反右﹐它歷來舉行的怎麼多的政治運動﹐它每次的政治運動都是以殺人為結尾。你想我們每個中國人家裡﹐你去看看你自己的這個家庭﹐你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的家庭﹐一定有相當比例的人﹐在這個政權下被屠殺了。那麼這樣一個政權﹐怎麼直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人還不敢講它﹐我們的媒體還不敢提它呢﹖

「我今天可以老實的講﹐比如『世界日報』﹐這是華人媒體中發行量比較大的媒體﹐我作為一個民運的參加者﹐是非常非常痛心的。就是我們每年六四都要出廣告﹐上面出現了『李鵬』這個字它就要拿掉﹐它不讓你登﹐雖然是我們自己出錢。為這件事情我們反覆的﹐不知道跟他們打了多少次交道﹐他們還是要拿掉。『李鵬』不能提﹐『江澤民』不能提。這讓我們感到非常悲哀﹐這是一個海外自由﹑民主國家裡面﹐作為相對一個獨立的報紙。媒體一個最主要的精神﹐就應該獨立﹐應該實事求是﹐不要依附某一個力量﹐這是一個基本的民主問題。但是﹐就這樣一份報紙﹐也沒有辦法讓我們在六四這樣的大屠殺的問題上﹐發出我們的聲音。紀念它一下都不行。所以這造成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奇特的現象。我認為這個奇特的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這個民族整體上的智障﹐就是智力障礙。

「我們外面看到的那個智障人士﹐走路要飯﹐什麼事情跟他講都不知道﹐站在那裡一天到晚嘻嘻哈哈﹐高興的不得了﹐這是智障人士。

「今天我在這裡﹐可以說是很悲哀的講一句﹐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中華民族﹐在共產黨這個問題上﹐是整體的智障﹗好像整個的沒有是非觀念﹑沒有標準了。好像共產黨不管做多大的罪惡﹐我們都能夠容忍它。但是這個問題呢﹐現在是被大紀元打破了﹗現在開始了公開的討論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這是歷史上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我來舉出中華民族這個智障的問題﹐不要講別人﹐不要講共產黨的附庸團體﹐如『福建同鄉會』啦﹐這些跟他們搞在一起﹑搞遊行的那些。這些都是共產黨的附庸組織﹐我們不談。我們談我們自己﹐談我們民運﹐談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群。

「我們知道﹐最近在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兩件很重要的事。一個是蔣彥永先生上書。我們民運的朋友們很多都知道﹐因為什麼共產黨把蔣彥永先生抓起來﹐這是一件影響比較大的事情。第二件比較大的事情﹐是焦國標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叫「討伐中宣部」。毫無疑問的﹐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敬佩這兩位先生的勇氣和道德力量。

「第一件事﹐蔣彥永提出來要共產黨對六四平反。第二件﹐焦國標先生提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部﹑中宣部對人民思想統治的這樣一個問題。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但是在感謝他們﹑在高度評價他們的時候﹐我不得不悲哀的指出一個問題。比如蔣彥永先生的上書裡面講了﹐希望共產黨平反六四的原因﹐裡面的一條﹐是因為『我們黨歷史上的錯誤都是我們黨自己糾正過來的。』當我看到這些字句時﹐我心裡就『格登』了一下。我認為蔣彥永先生勇氣可嘉﹐但在這個問題上﹐就在這個問題上﹐他顯然是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在共產黨的一個系統﹑一個坐標系內在講話。什麼叫『共產黨的錯誤由共產黨來糾正呢﹖』共產黨究竟在歷史上糾正了其什麼錯誤呢﹖還有一個說法呢﹐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就是要求共產黨﹐在共產黨這個體系之內承認六四是好的。為什麼要共產黨平反﹖我弄不懂。這樣一個殺人的政權我們為什麼要叫它平反呢﹖﹖
平反有一點呢﹐平反無非是希望這個政權繼續下去﹐承認它的合法性。這個政權我們不能承認它的合法性﹗這是我們跟共產黨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最基本的分歧。

「那麼﹐以前很多朋友說我們﹐你們太激進了﹐怎麼能承認共產黨是不合法的呢﹖我說這是一個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最基本的一個人權底線﹐一個普世價值的問題。

「一個政權﹐共產黨政權﹐殺了歷史上怎麼多的人﹐這個我們先不談。我們談一個問題。為什麼共產黨這幾千萬人﹐就要永遠的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命運﹑這個根本問題呢﹖有三點﹐一個是人民的權力﹐它剝奪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第二﹐它侵犯了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將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變成它一黨所有。第三﹐它決定中國人民所有的前途﹐中國向何處去﹐這都由它來決定。這個黨﹐怎麼一小部份人﹐在中國人群當中極少比例這麼一部份人﹐居然要永遠剝奪中國人民的權力﹑前途﹑利益﹑和命運。而有些是可以容忍的﹐比方說﹐這是一個階段。但這不是一個階段﹐它要永遠把它霸佔下去。法西斯政權﹐一個階段。十年﹐二十年﹐了不起了﹐最多三十年﹐垮臺了﹐如希特勒﹐沒有幾年囂張的日子。但中國共產黨霸佔中國政權已經半個世紀以上﹐它還要霸佔下去。所以它這個政權就是要以少數人永遠的霸佔﹑永遠的侵犯多數人的權力。那麼這個政權﹐我們不要講其它的原因﹐我們就講基本的人權﹐這個界限﹐我們怎麼能讓它繼續下去呢﹖它從來沒有經過人民的選擇。所以這樣一個政權﹐從它的根本的合法性上看﹐它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說﹐還要請求它的同意﹐請求它為我們平反呢﹖

「第二﹐我們再講到焦國標先生上書﹐說讓共產黨中宣部解散。當然他沒有辦法﹐他言不由衷。我們非常諒解焦國標先生的處境﹐他必須這樣講﹐否則他的生命都有被剝奪的可能。但是有一個問題﹐即是說﹐決定共產黨的導向的﹐是中宣部嗎﹖那是中宣部能夠決定的嗎﹖很顯然﹐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整體的﹑一個黨的行為﹐是中國共產黨整體的行為。所以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我們這些知識精英﹐在敘述最關鍵的﹑在對中國人民最重要的問題上﹐也不得不在裡面加入了一些謊言和不實的成份。那麼﹐這對中國人民整個的覺悟和覺醒﹐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所以﹐像我剛纔將過的﹐造成中國人民整體智障有個原因﹐我一直在研究它的原因在哪兒。這個原因呢﹐我想不是我們都是精神病﹑我們中國人都弱智﹐不是的﹐而是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殘暴﹐它太殘暴了﹗它殘暴到使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恐懼已經融化在我們的血液當中了。我們每個基因裡都滲透了對它的恐懼。作為民運人士﹐我們自己好像已經不怕它了﹐其實遠遠不是這麼一回事。還是害怕的﹐就是你擔心你的家屬﹑你的朋友﹑你的親戚朋友還要受到牽連。所以我老實說﹐我呢﹐在整個民運界都認為倪育賢是個堅決反共的﹐但是我老實說﹐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我非常害怕我的子女接我的班﹐也來搞民運。因為什麼呢﹖我擔心他們的安全。我不希望他們不能回到他們自己的祖國。我不希望他們遭受我同樣的命運﹐隨時隨地可能有被共產黨剝奪生命這樣的危險。我所做的﹐既然是正義的﹐我當然希望我的子女也接我的班﹐也一樣來搞民運。但是我不敢﹐我自己可以豁出去﹐但我的子女我就不敢豁出去。這說明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到這個地步不是我們自己的罪過﹐而是共產黨的暴政太殘暴了。所以這種恐懼是無遠岪屆。那麼﹐這次大紀元時報這樣一個舉動﹐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為。就是把這個根本的問題﹐中國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問題﹐提出來了。

「以前我們的學者這樣討論﹑那樣討論﹐討論這個﹐討論那個﹐討論腐敗問題﹐討論環保問題﹐討論計劃生育問題﹐很多問題。很多學者講得頭頭是道﹐但是他們永遠不討論一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罪惡問題﹐永遠不討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不是合法的問題﹐永遠不討論這個中國共產黨是非應該被推翻的問題﹐因為這些都是禁區。這個禁區對國內的學者來說﹐當然是個禁區﹐但在海外為什麼也成為一個禁區了呢﹖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現在共產黨對這個民主﹑自由﹑人權的打擊和摧殘﹐它的惡勢力已經膨脹到國外來了﹐遠遠延伸到了它的國界以外。所以現在華人社區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大家都非常害怕靠近民運﹐大家都非常害怕談根本的問題。這個原因就是共產黨的殘暴造成的。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要破除對共產黨的恐懼。那怎麼辦呢﹖就是要不斷的把真像告訴大家﹐我們要把真像告訴大家﹐讓更多的人們覺醒起來﹐然後敢於站起來講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如果大家都明白了真像﹐以前我認為﹐只要大家明白了真像﹐問題就解決了一半。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光明白真像還不行﹐要讓那些明白真像的人敢於出來公開的表達不同意見。只有這兩點做到了﹐我們中國﹑中華民族對共產黨的這種恐懼才能夠慢慢被消除。

「共產黨為什麼能對中國人民造成這麼大的恐懼呢﹖我剛纔講了它的殘暴。它的殘暴在於他們共產黨自己裡面的那些人都害怕﹐害怕接觸到事情的真象。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共產黨在慢慢改變﹐它是有希望的﹐它將來會慢慢改變中共﹐拋棄它的路線﹐所以對胡-溫體制抱有很多的幻想。這點我想必需要提醒大家﹐提醒我們每個關心自己祖國命運的人。共產黨﹐從根本上說﹐它是不能自我更新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內部的機製是這樣的﹐有一個『負淘汰』的機製。就是說﹐只要有點人性的﹐只要有點善良性的﹐只要有點好的特性的人(在共產黨裡面是有很多好人﹐但他永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權力和位置)﹐他一定會被淘汰下去。這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而能夠上去的呢﹐是江澤民這樣的人﹑和現在的胡錦濤。有些人說﹐胡錦濤可能比江澤民強點吧﹖實際上我認為﹐胡錦濤的危險性可能比江澤民更大。為什麼呢﹖他是鄧小平親手從八九民運殺人以後指定的﹐說胡錦濤是將來第二次的接班人。為什麼呢﹖原因是因為胡錦濤在西藏的時候﹐公開下令屠殺西藏人民的抗暴鬥爭﹐所以胡錦濤手上沾上了西藏人民的血。那麼沾了血以後呢﹐鄧小平就認為這個人靠得住了。那麼他為什麼在這麼多接班人當中他從來沒有選其他人﹐也沒有把他兒子抬上來呢﹖他不像蔣介石那樣短見﹐把自己兒子弄上來。鄧小平是一個政治家﹐他知道要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一定要叫一個敢於手上沾血﹑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下得了毒手的人。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人民要求自由的呼聲。敢於向自由捅刀子的人﹐他就要把他扶上來接班。所以共產黨整個的統治機製是一個負淘汰的機製。這個負淘汰的機製就是要選擇最沒有人性的﹑最兇惡的﹑最能對自由化下得了手的﹐能在關鍵時刻下令開槍的人﹐當共產黨的主要掌舵人。

「那麼﹐胡錦濤確實符合這個角色。所以﹐有很多人對胡錦濤啊﹐對溫家寶抱有很多的幻想﹐這是個幻想﹐一個一廂情願的幻想。譬如﹐溫家寶到處說﹐訪貧問苦啊﹐到老百姓家裡去看一看﹐好像是善良的不得了。但是﹐你們大家想一想對法輪功的鎮壓﹐血淋淋的鎮壓﹐也就是他們這些人做的。再想一想﹐我們報紙上每天﹐我們中國的煤礦工人﹐幾乎不斷的在礦井下面死掉﹐被各種各樣的事故弄死掉。這些事故都是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幹的。」

在被問及中國經濟似乎有所好轉﹑民眾生活有所改善時﹐倪育賢回答說﹐「確實有很多人感覺到生活有了改善﹐現在不錯。可能好像日子一天天在好﹐向好的方面好起來等等。但我想提醒的一點就是﹐有這種感覺的人佔我們中國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這是個實際問題。因為實際上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實行新聞封鎖﹐真正低層人民的痛苦﹐它都不允許在媒體上進行反映的。我們在海外的﹐大部份是知識分子﹐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政策﹐實際上我們看來﹐很殭化的一點﹐實際上是籠絡知識分子。所以現在高層的知識分子﹑中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情況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指他們經濟上的收入。不要說他們的政治權力﹐他們的政治權力方面﹐他們稍微有點思想自由﹐馬上受到制裁﹐這是另外一個事情。實際的物質生活水平是有點提高﹐但這是中國共產黨穩固它的政權的狡猾的一面。這種提高的基礎的對應物是什麼呢﹖是更多的﹑貧苦的﹑沒有文化的﹑農村民眾生活情況的惡化﹐他們的基本生活情況都很難維持。而且﹐他們失學﹑失業的比例非常之高。我們大家可以看看『中國農村調查』這本書﹐作者已經講了﹐中國農村的情況﹐已經到了非常危險﹑人民生活已經到了非常痛苦的地步。人們根本沒有辦法按照原來的生活狀況活下去了。他們要交這個肥料稅﹑養豬稅﹑這個那個稅之後﹐他根本沒有辦法維持最低生活情況。而這部份群眾的痛苦﹐這部份人們的痛苦﹐都沒有進入到我們知識分子的視野範圍之內。這是個重大的問題。中國的貧富分化非常加劇。我們感覺到的所謂中國經濟增長﹐這個增長的情況實際上呢﹐就是張維先生提出的那個增長﹐就是少部份的人得到利益而已。」

在評論聽眾關於「亡黨會不會亡國」的觀點時﹐倪育賢認為﹐「亡黨怎麼可能亡國呢﹖共產黨老是把亡黨亡國提在一起﹐它講的國實際上是指它的政府。說共產黨亡了﹐政府也沒了。共產黨亡了﹐我們中華民族會更加興旺起來﹐這是肯定的。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怎麼會從地球上消失呢﹖它是硬把自己和國家搞在一起﹐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的。」

研討會最後﹐倪育賢回應明居正教授的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應該儘早被終結﹐「早一天終結﹐早一天人類少一個威脅。中國共產黨專制集團對人類未來的威脅﹐絕對不亞於恐怖主義對人類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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