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繼純真﹑激情而理想主義的山西記者師濤被捕之後﹐昨天又有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余杰和張祖樺等三人在北京家中被公安帶走﹐聽說國內還有更多的異議人士被調查﹑盯梢和傳訊。據分析﹐這幾次抓人屬於“新政”治下的一個更大的整體行動﹐其作用是殺雞儆猴。一股白色恐怖的寒流﹐在中國大地蔓延。

今天劉曉波等人已經被放回家﹐但這一事件在海內外所引起的巨大震驚﹐至今仍記憶猶新。當時朋友們用電話和電子郵件傳播這一消息時﹐都不約而同地﹐發出這一類驚呼﹕“胡錦濤發瘋了﹗”“胡錦濤神經錯亂﹐喪失理性了﹗”

把大肆抓人的胡錦濤視為“瘋子”“白痴”和“神經錯亂者”﹐這是具有正常理性的人們所做出的正常反應。人們認為﹐時代已經發展到重視人權的二十一世紀﹐中共領導人居然還使用這種大規模的暴力﹐來對付行使公民言論權利的異議人士﹐不但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不可理喻的。

然而另一方面﹐這表現了我們認識問題的簡單化傾向。當年西方學界享有盛名的思想家賽亞‧伯林在談到納粹的種族滅絕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人們說納粹分子是瘋子﹐是神經錯亂者。依我看﹐這樣的說法太隨便了﹐太輕率了﹐也太不足道了。”

如果我們了解一下這位思想家的家族史﹐就可知道﹐1941年﹐伯林一家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內的六個人被納粹殺死。然而﹐對於給猶太人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納粹﹐伯林卻認為﹐不能把他們視為瘋子或者神經錯亂者﹐而要把他們視為“有思考力的人”﹐甚至是有某種“信念”的人﹐去進行分析﹑理解﹑說服和抗爭。

按照伯林的看法﹐納粹的“思考”是一種“敘述清晰的學說”。伯林說﹕“納粹分子被人用口頭及書面文字向他們鼓吹﹐引誘他們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們無異于有害的動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歐的文化)的基礎。存在着劣等人﹐這是一個純然虛假的命題﹐在經驗上可以證明是虛假的﹐純粹是胡說。但是﹐因為有人告訴你存在着這樣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說教者﹐那麼你就會相信這個命題。更進一步﹐你就形成這麼一種思想判斷(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很合理的)﹕必須滅絕猶太人。”

主張理性的伯林因此告誡我們﹕“迫害並不是來自神經錯亂﹐而產生于把駭人聽聞的謬誤深信為真理﹐進而導致罄竹難書的惡果。如果人們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熱所造成的災害﹐必須力圖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僅僅是心理的根源﹔必須力圖向那些狂熱者說明他們是錯誤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投入反對他們的戰爭的行列中去﹐……。”

與伯林相似﹐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面對納粹時﹐也拒絕像其他人那樣將納粹描述為“怪物”和“惡魔”﹐而是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平庸無奇的惡。”她運用極權制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分析艾希曼那樣一個機器般順從的庸人﹐為什麼會捲入深淵般的罪惡。

正如蘇格拉底教導的﹕“理性的方法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述兩位猶太思想家都力圖洞察他人和認知世界﹐從而尋找對抗邪惡的有效疫苗。

那麼﹐在我們面對胡錦濤的倒行逆施時﹐也應該嘗試用理性去分析它﹐力圖認識清楚﹕支配胡錦濤們行為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實際上﹐已經有很多人看到﹐胡錦濤繼承的是毛澤東﹑鄧小平那一套政治高壓政策。這位團干出身﹑缺乏其他思想資源的人﹐有過在西藏鐵腕鎮壓的經驗﹐見過鄧小平怎樣不顧輿論大開殺戒﹐因此把毛鄧那一套鐵血手段視為“穩定”的必需。

面對這種“平庸無奇的惡”﹐異議陣營中像胡平那樣的思想家﹐就應該像伯林那樣﹐把對手當作有理性的人去分析﹐“力圖向那些狂熱者說明他們是錯誤的”。應該說理透徹告訴中共當局﹐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高壓政策在表面上維持了暫時的穩定﹐從長期的結果看﹐卻使中共陷入更大的矛盾和危機。這樣的分析和說服﹐即使不能改變胡錦濤的“鐵血理性”﹐也可能使中國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看清楚胡錦濤開歷史倒車的巨大危害性﹐從而在黨內抵制這種高壓政策。

同時﹐海內外的民間人士應該更堅決地投入到人權抗爭中去﹐為一切因思想和言論而遭監禁的人呼籲。如果我們不做這種努力﹐中國的改革進程就會被這種可怕的“鐵血理性”所打斷﹐中國將會再次陷入野蠻狀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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