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近一段時間,官方再次收緊言論,且來勢兇猛:中宣部根據胡錦濤的內部講話精神,在9月29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接著下發印有胡錦濤批示的紅頭文件,主要內容是加強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控制,決不手軟地打擊“自由化思潮”,並列出嚴禁擅自報道的二十九類事件。接著,黨控媒體大批“新自由主義”和 “公共知識份子”,並發出針對自由知識界的封殺令,點名封殺多位知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
中宣部,這個意識形態衙門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職業的言論殺手,除了八十年代朱厚澤先生擔任中宣部長的短暫時期內,提出過旨在解放思想和鼓勵言論自由的“三寬”政策之外,中宣部年年都要開會強調意識形態導向,也年年都要下發紅頭文件及其封殺令,對此,大陸人已經見怪不怪了。然而,胡錦濤在紅頭文件上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
爲了維持政治穩定和言論一律,黨魁號召全黨學習古巴和朝鮮,這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權史上,可謂史無前例。暴君毛澤東自視共産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怎麽可能向被他扶上極權寶座的金家政權;泱泱大國的極權者老毛,又怎麽可能把卡斯楚治下的蕞爾小國古巴放在眼裏。毛死後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上,即便在六四慘案後最嚴酷的時期,也沒有任何一個高官會想到學習朝鮮和古巴,更不要說向全黨提倡了。所以,胡的這段批示,大概讓國人和國際輿論感到吃驚,頓生匪夷所思之歎。無怪乎,境外媒體驚呼:“中國知識界又面對寒冷的冬天”。
然而,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和黨心民意而論,這樣的批示,真會讓國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諸侯,大概也很難理解。南美的獨裁者卡斯楚離中國太遠,實質上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無甚影響,中共高官施捨古巴,無非想證明自己是所剩無幾的共産國中的老大。金正日這張牌,除了基於外交上的地緣政治需要,特別是與美國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經濟施捨來打打之外,金家極權在大陸民間和中共黨內的評價中,皆是最失敗的國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蠻橫加流氓的本性而論,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讓小金俯首稱臣。對中國內政來說,兩極權小國仍然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學生,奉行那套殘暴的極權統治術,中共還用學嗎?直接回到毛時代就行了。
今日金家政權,昔日毛家專政。
對此,經歷過二十七年毛時代的國人,大都有深切的慘痛親歷。那是限量供給和饑不果腹的極端經濟貧困,是運動不斷和殘酷鬥爭的極端政治恐怖,是個人崇拜狂熱和絕對思想專制——獨裁到靈魂的全面暴政時代——連夢都不敢做錯。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毛時代的中國,有了市場,初嘗溫飽,甚至有了“半吊子自由”,爲什麽還要學習窮途末路的極爲孤立的兩個極權小國?
更現實的問題是,以當下中國的複雜狀況而論,即便只著眼於政治穩定,也根本學不了古巴和朝鮮。
1,從社會的角度講,大陸的經濟利益分化和價值觀念多元之勢已經不可逆轉,就連“三個代表”和“親民路線”的意識形態灌輸都失去了吸引力,更不要說金正日的那套“主體思想”了。
2,從官方的角度講,中共現政權已經變成毫無信念的極端機會主義者,大耍雙面統治術,既要公開作“親民秀”和“開明秀”,又要進行言論管制和秘密鎮壓。
3,從各級官員的角度講,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官員的毫無信念忠誠和上下級關係的徹底功利化,把公權力用於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成爲做官的主要驅動力。而執行封殺令,乃不得人心而又獲利甚少的“髒活”,沒有多少官員肯主動爲之。加之統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官方的內部文件和封殺令,正如其他自上而下的指令一樣,無法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
4,從官民之間的關係的角度講,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局面已經形成,獨立於官方的民間價值標準的形成,使“幹髒活”的官員們,個個要遭到民間的唾棄,也就等於把自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而被官方打壓者卻變成民間英雄。基於此,這樣的文件、批示和禁令,只能以偷偷摸摸方式作內部傳達,絕不敢在媒體上大肆宣揚。打壓異見時,也只能採取類似“地下黨”的秘密方式,而不敢發動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大批判,
所以,向朝鮮和古巴看齊,剛剛走出饑不果腹時代的民間,不會答應;已經看到過極權大帝國瞬間坍塌的小康精英們,不以爲然;中共各級別的暴富權貴們,也至多陽奉陰違。
中共黨魁的批示,類似昏話不在少數。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獨裁依舊而民衆再無愚忠,想壟斷一切而社會已然分化。極權時代,老毛敢大言不慚地公開宣揚“十五年趕超英國”的昏話,也敢於公開滅絕政治異見,在實際效果上更攪得全國地覆天翻、民不聊生、冤獄遍地;而在後極權時代,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雖然也講過不少昏話,但早已沒有了公開宣揚的底氣,而只能在內部縮手縮腳地喊兩嗓子,表面上卻要大講“與時俱進”、“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
所以,胡溫上臺以來,釋放出的政治信號是多面的、複雜的,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一方面,廢除收容遣送和人權入憲,無疑是局部制度的改進;對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等個案的溫和處理,皆是沒有先例的。另一方面,敏感時期對異見者的監控之嚴厲超過以往,對知識界的封殺和對媒體的控制也日趨嚴厲。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和人權外交,一面要反復強調警惕西方霸權的“亡我之心不死”,一面見了西方政要,也不得不賣個“人情”,或承諾批准聯合國人權公約,或“人權對話”,或釋放知名的“政治人質”。
再看黨魁胡錦濤,一面在西方國家的議會廳裏公開承認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一面在中共黨內的會議上大講“反和平演變”,甚至在紅頭文件上批示“學習朝鮮和古巴”。
是的,這樣的雙面,肯定是“僞善”,但在這種不得不“僞善”的背後,卻是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壓力,是多元的利益分化和觀念分化逼得現政權不得不作“開明秀”,是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逼得胡溫不得不“親民”。
所以,現在的中共黨魁說昏話,雖有“聖諭”之名,再無一言九鼎之實,人們甚至已經提不起反感或憤怒的興致,有的只是蔑視和嘲諷。再回首時,如果這類昏話還會被提起,大概只能淪爲“新民謠”的素材,在飯局上作爲佐餐調料,一笑了之。
特別是關於意識形態的昏話,黨魁幹叫,人們不動,甚至反彈。一陣風刮過,異見之草非但沒有除根,反而又長高的一點,雖然長的慢些,但也在一點點接近自由的天空。
2004年12月4日寫於北京家中
2004年12月12日14時(美國東部時間)從北京家中EMAIL發出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