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我爸十幾歲的時候長的很秀氣，因此四十年代共產黨在他們村裏徵兵抓壯丁時就自然讓他漏網了。我們為此常嘲笑他沒有男子氣概。他們村徵兵入伍程式很有意思：黨組織把所有16歲以上的年輕人都召集到村公所，讓他們都坐在火炕上，火炕就是：北方特有的燒火做飯的磚爐子，其煙囪要穿過用磚頭和泥巴砌成的“大床”，燒柴或燒煤冒出的火苗和煙就順著穿過“大炕”的煙囪出到屋外，火爐燒得越旺，“大床”就越熱。年輕人剛坐在炕上時，都很坦然，一會兒，就熱得脫衣服了，最後“大床”真燙得人坐不住了，可憐的年輕人陸續從“大火床”上跳下來了。按當時的規定：凡跳下來的就表明是自願當兵上前線的。這樣黨組織便成功完成了徵兵任務。他的那些“壯丁”夥伴大多都成了有去無回的炮灰……

自那以後，我爸就有點認清了黨的原始面目，自然他也沒有成為那黨組織的一員，因為他說他從沒有表現出“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熱情。

我童年時期入不了“紅小兵”，中學期間入不了“共青團”，上大學、進入社會入不了“共產黨”，是因為我人緣不好， 老是不會說別人愛聽的話。因此少先隊長、團委書記都不愛搭理我，也不找我做政治思想工作。

大學快畢業時，我同舍的同窗，她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問我想不想入黨，這樣畢業分配有望分配到北京。我說：“我可否不對著黨旗宣誓入黨？”她老姐嘲笑我說：“你幹嗎那麼當真？宣誓宣誓能把你怎麼了？入黨才能使你前途無量！”我覺得舉手對一塊血紅的布，說自己心裏覺得很噁心的話實在太寒磣自己，便沒有被她發展成黨員。當然，我畢業被分配到了春風不過的玉門關。我的同窗如願以償被分配到了首都北京。

我被分配到遙遠的大西北，對我們全家精神打擊很大，因為在80年代初期，我國的戶籍管理很嚴格，調換工作以及變換工作地點是特別特別困難的。如果家族裏沒有點官位或有大量鈔票打通關節，那人可能就永遠呆在那裏了。

我爸和我都沒有從共產黨那裏撈到好處。 所以，黨員說我“傻帽”，基督徒說我是“神喜悅的”，法輪功說我是“超凡脫俗”，佛教徒講我是“有慧根”。

注：在文革期間加入“紅小兵”、加入“共青團”是每個學生都很嚮往的榮譽，也是很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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