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寫作此文之前，我特意找來六個與我常打交道的小朋友——黃文禧、黃文釗、邵廣輝、鄭龍輝、潘遠輝、何倩韻，他們當中最小者僅8歲，最大者僅13歲。我問他們：「如果現在讓你們去打工，你們能做什麼？」分別回答：「軋紙」、「包裹菜苗」、「撿垃圾」、「打掃清潔」、「洗碗」、「除草」……。我再問：「知不知道中國禁止童工？」反問：「什麼是童工？」我再問：「有沒有見過在廣東打工未滿16歲的打工仔、打工妹？」回答：「見過。」鄭龍輝甚至舉出同班同學曾經到木材廠每月可得500元工錢的例子。「為什麼他會去？」鄭龍輝回答：「賺錢！」而後，我邀請他們六個人到我房間來。憑著打印下來的一疊童工資料和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我給他們隨即上了一堂嚴肅的童工案例之課——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接觸童工問題的第一堂課。

解決童工問題，需要勞動者受教育時間、受教育質量的增加和提高，需要工會組織、民間組織的鬥爭和保護，需要新聞力量、輿論力量的監督和倡導，需要勞動法律的限制。1991年4月15日，國務院發佈《禁止使用童工規定》；2002年12月1日，國務院再次發佈新的《止使用童工規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隨之頒布新規定；《工傷保險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亦隨之增加童工傷殘待遇條款。然而童工問題有著深厚的背景，企業頂風作案、監管部門執法不力是其部分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個人收入差距加大，城鄉地區收入差距加大。據統計：中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僅佔社會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則佔有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由於家庭貧困，許多孩子不上學只得早早擔負起生活的重擔。加之在生產過程之中，對勞動者體力要求愈發降低，而兒童的勞動力價格又大大低於成年勞動力，這給童工現象提供了可能性。

下面，我想談談四個具體的童工問題。

一、童工與少年犯、閒散未成年人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會2003年1月公佈：中國共有1000多萬閒散未成年人。此群體雖達到法定入學年齡，但均不在學，也無職業。閒散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數已佔少年犯的61.2%，且多次犯罪比例高，有三次以上犯罪經歷的閒散未成年人達到45.3%.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目前全世界約有2.5億年齡在5歲到17歲的兒童正在工作，其中1.8億人是幼童或正從事對其身心健康有害的勞務，其中包括危險工作、性剝削、販毒以及債役。受唆使或威逼而犯罪的童工，是少年犯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部分；他們雖有職業，卻比閒散未成年人更危險。大多數的童工，其直接關注的不是法律，而是工資。他們一般從事建築、服裝加工、玩具生產、餐飲服務，也工作於個體工商戶、家庭作坊、勞動力密集型用人單位，尤其是處於城鄉接合部的私營小企業等，很容易發現童工；當然，部分童工是家庭保姆、雛妓或在網吧裡面幫老闆賺遊戲貨幣的孩子；從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工種行業的童工則是最悲慘的童工。

二、特殊的童工：雛妓

表面上中國妓女被稱為「暗娼」、「暗妓」，但實際上不斷膨脹的消費與娛樂，已經促使妓女職業公開化，妓女行為社會化。大部分妓女成為職業妓女，「打工妹」身份的妓女成為主流，且妓女低齡化，14歲以下的妓女占一定比例，乃是典型的雛妓。試舉三例：四川省達州市的文波（12歲）、呂曉（12歲）、李倩（13歲），湖南省衡陽市的吳燕（14歲），湖南省邵陽市的源源（14歲）。這五個孩子，諸位可以批評說她們糊塗、麻木、失足、幼稚、固執。然而，從部分童工自己的體認看來：若有工錢、待遇，就無妨。部分童工本身甚至也會討厭記者：「你這是在砸我們的飯碗嘛，你不也是在為錢賣命？除非我們真遇到什麼問題，否則甭來打攪我們！」這種童工心態應被留意。

2001年的達州一案，犯罪嫌疑人多達20餘人，他們當中有個體老闆、警察、醫生、工人、農民……。組織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嫖宿少女罪、包庇罪、徇私枉法罪、拐賣兒童罪、介紹賣淫罪，以上20餘人分別涉嫌之。2001年2月27日，四川省達州市中學初中一年級學生文波、呂曉、李倩因穿耳環孔，被要求寫出由家長簽字的檢討書，三人害怕遭到家長責罵，相約坐火車外出打工。四川省渠縣天龍招待所偶然遇到此三人並將其容留下來，隨即聯絡各色人等，以四天時間將其摧殘，天龍招待所中間人從中收取「開處費」、「衛生費」等。案發之後，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被渠縣警方以普通的治安案件結案。直至2001年6月12日，達州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會集渠縣現場辦公，此案才決定追查到底，並於2001年6月26日召開公捕大會。史稱「天龍案」。

據《中國博客網》記者2004年10月13日披露：吳燕出身貧寒，其母患有嚴重的腦膜炎，且有一個小兒子。14歲的吳燕已經先後在衡陽多家髮廊打過工（其中包括在衡陽很有名的紅燈區），是一個週遭人群公認的「老資格的髮廊妹」。2004年9月，吳燕的工資是600塊錢。若是一般的髮廊妹光靠洗頭，一個月很難超過300塊錢。與吳燕類似，2004年7月1日，媒披露源源之事，以苛刻的《一個甘願賣身的「雛妓」》為題。年僅14歲的邵陽女孩源源，曾在湖南省雙峰縣三塘鋪「青蘋果美容美發中心」做按摩。兩個月後，被其母岳玉華接回貧窮的家中。若要「再不出走到按摩院」，源源向她的母親當即開出四個條件：（1）不會再到學校裡去讀書；（2）要求家裡幫她找一份月薪800元以上的工作；（3）每天晚上要有夜宵吃；（4）想玩的時候就去玩，不准家裡任何人干涉。

請諸位注意：假如源源的第二個條件一旦達成，便是「再次當童工」。下面是記者與源源的對話——記者：現在回家後過得怎麼樣？還是比外面舒服吧？

源源：哪有？家裡一點不好玩。

記者：上次你回家後為什麼還要跑到那裡去呢？

源源：那裡好玩多了，還可以賺錢。

記者：那你兩個月賺了多少錢呢？

源源：……

記者：聽說你給你媽媽提出了四個不再出走的條件，你覺得這條件提得對嗎？

源源：怎麼不對啦？我在那裡一個月不只賺800塊錢，而且晚上還有夜宵吃。

記者：如果大家沒有滿足你的條件，你還會跑？

源源：問這麼多幹什麼？煩不煩？

三、童工如何被發現？

無數輟學後的孩子，父母親戚唯有盼他們掌握一門謀生的手藝或技術，借他人身份證或辦假身份證進入工廠，或者千方百計托關係、走後門求老闆僱用，即使當當學徒工也好。廠方不知情的，也不管他們；即便知情的，利益驅動之下，若勞動監察部門來排查，廠方令童工東躲西藏便罷。大多數時候，都是童工在工資、工傷上出了問題，才主動聯繫記者，再由記者轉告監察部門。監察部門的行動並非沒有酬勞，根據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對單位使用童工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將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標準予以處罰；有些地方的罰款標準甚至達到每月處罰10000元、15000元。即便如此，罷工、遊行示威及其它有礙於社會穩定的事情，地方性質的勞動監察部門對其仍比童工問題更為重視。

記者若是明察暗訪，便是與資本家明爭暗鬥。例如：2004年7月27日，《河北青年報》接到舉報——河北省晉州市東卓宿鄉前儒林村的長豐紙箱廠非法僱用童工。記者高瓊、輝才、肖宏偉前去晉州採訪。下午2時30分，記者在採訪完工廠僱用童工的情況後，準備上車回報社。記者剛剛上車，工廠的老闆發覺記者隨身攜帶的包為攝影包，隨即喊了十幾個人將採訪車團團圍住，將該記者拽下車來。隨後將車上另外兩名記者也拉下來，一名30多歲的男子手裡拿著一條約半米長的皮帶指著記者說：「把相機留下，要不然別想走！」混亂當中，一名記者被一名工人掐著脖子推到了工廠的辦公室。另一名記者發現情況危險，立即將錄音設備悄悄放進採訪車內，後也被工廠人員拉進工廠。在工廠辦公室內，記者的採訪包被強行奪走，數碼相機的機芯也被取走。其後，機芯內所有內容均被刪除。

四、解決童工問題的其它具體困難

第一，中國勞動監察部門的人員遠遠不足，而民間勞工維權組織又很難得以建立；監察童工問題，一般由勞動監察部門和公安局、貿易發展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教育局、總工會、團委、婦聯等部門聯合行動。我舉兩個例子：比如，福建省泉州市勞動監察大隊只有10幾個人，全市勞動監察系統也只有58個人，而全市所有工商註冊的企業達10萬家。按照他們一般的辦事速度，如果要對全市登記在冊的這些企業用工狀況都檢查一次，則大概需要33年的時間。再比如，在台灣有許多類似於「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www.goh.org.tw）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的目的是推動反雛妓和兒童性侵害防治運動，保護少女免於性侵害，然而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民間組織很難找到一家。

第二，對於使用童工的行為，目前主要通過「雙罰」來達到規範的目的：不僅對用人單位要進行處罰，而且對該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也進行相應的處罰。根據《使用童工罰款標準》的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允許少年、兒童做童工，經批評教育仍不改正的，罰款300元～600元。然而，不少童工來自外省，因而對其監護人的處罰在高額車費的情況之下，變得不現實。

第三，對「童工」身份的調查取證工作相當繁雜，未成年人本身就不像成年人那樣有相關的合法證件。再者，這樣的調查取證工作不但得不到僱用方配合，往往還得不到童工本身的配合和理解。不少童工遙遙千里打工謀生，生存問題是個關鍵，若是被查出是童工，工資可以得，工傷可以被補償，然而要被遣送原籍，便多少有些不情願。

第四，童工自身的維權力量比較弱，處理信息能力比較差，出路和希望比較渺茫和盲目，這是高成本、低質量的中國教育失敗的後果之一。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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