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思維方式本身並不存在好與壞、先進與落後的問題，只是現在我們身處現代化、西方化的潮流之中，只能以普適的價值、全球公認的標準——能否促進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能否促進物質財富的積累、能否促進民主自由社會的形成來評判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正如西方人喜歡批評社會並不意味著他們否定民主制度一樣，我們講思維的問題、《易經》的問題，也不是在否定傳統、醜化我們的民族，而是在深化對傳統的認識。通過瞭解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以及長處和短處，將有助於中華民族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儘快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而早日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爲什麽中國人要麽是革命派，全盤否定過去，要麽是保守派，不允許反思傳統，講任何缺點呢？

中國人的主流思維是模糊、體驗、直覺型的，是象徵主義、相對主義、一元主義的思考模式，它適合於文學哲學的創作，但不適合科學的發展。

我們是簡潔少言的思維方式。漢語文約義豐，充滿了模糊性、隨意性、不確定性、暗示性，同時也引人遐想，趣味無窮。中國的哲學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彙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繫。比如，《道德經》中的語句皆似名言雋語，雖深刻但不系統；《論語》也是以寥寥數語闡述其哲學觀點，雖簡約但不規範。儘管《莊子》《韓非子》諸書中不乏清晰、思辯的內容，但其思維主流仍然是中國式的；儘管《墨子》《荀子》之中充滿了邏輯、勘天的思維，但它們畢竟不屬於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人的思考主要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維、象徵主義推理而非邏輯推理的方式。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中國人的“真理”是無法“道”出來的，只能是“玄”。莊子說“得意而忘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孔子說“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禪宗訓誡：“不立文字”。可見，對於中國人來說，道理盡在不言中！這絲毫不奇怪，與古希臘人生存環境惡劣、重在探索自然，並從戰勝大自然中體會出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形體之美不同，中國人的自然環境相對優越，最困繞我們先人的不是自然的狂暴，而是人生社會的變幻莫測。而人生社會的許多道理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不可能用邏輯來理解。

可是，科學的道理卻要求“可道”，可以用文字符號精確地表達。

我們的老祖宗還擅長于比喻、暗示、象徵的表述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間接地表達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別是隱喻內心。中國的俗話成語中到處充斥著這類比喻、簡單的類推，而且往往是異物之間的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難移”，“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易漲易落山溪水，易反易複小人心”，“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等等。在這其中，山水、馬牛、鳥兔與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但中國人仍然喜歡這樣的簡單的象徵主義推理。

中國人的思想中也充滿了暗示——一種不便講明的象徵。莊子以“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曹植以“洛神”、駱賓王以詠蟬之“無人信高潔”、張九齡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難”暗示官場的兇險，孟浩然以“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暗示自己對官場的豔羨。

《易經》之陰陽八卦以及後來的五行思想是中國式象徵主義推理的典型代表——以陰陽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類推萬事萬物。古希臘、印度也有類似的思想，如“火”構成說、“四大”說，但它們只是文化的支流，不像陰陽五行的象徵主義是中國人思考方式的主流。西方現代文學流派也有象徵主義，主張以外物隱喻內心、間接表達，其代表人物艾略特、葉芝、龐德等都喜歡漢詩。他們似乎也意識到中國人的思維就是象徵主義的。

中國人的主流思維模式是以直覺、體驗、類比、象徵取代了理性、邏輯，因而表現出感性強、理性弱的特點，這或許是農耕民族的經驗主義的表現吧。中國的封建專制政治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造成了生靈塗炭、餓殍遍野、王朝迴圈，但我們的古人仍然只熱衷於對官場經驗的描述，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只滿足於詩詞歌賦、美食男女、求神拜佛、方術練養、官場鑽營之類，幾千年竟然沒有出現一個對專制制度作過徹底反省的思想家，最多像黃宗羲、顧炎武、洪秀全，主張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爲是非，至於如何以制度設計來保護百姓的利益、制約統治者，就沒有下文了。不像古希臘人就研究分權、制衡、法治，進而出現了民主政治。

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的古人記錄了哈雷彗星四十來次，但沒有人總結它的運行規律，最終讓英國人哈雷獲得了此項發現權；我們早就有類似於血液迴圈的看法，但沒有上升爲理論，最終是英國人哈維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們有中醫、針灸，但停留在經驗或五行的範圍內，雖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話語體系，但陰陽五行之象徵主義推理與三段式推理等科學理性仍然大異其趣。難怪愛因斯坦說：西方的科學是以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爲基礎的，而中國卻不是走這樣的路。的確，有別于西方智慧的邏輯型、思辨型、實證型，中國的智慧是記錄型、描述型、經驗型的，我們有許多彗星、新星、太陽黑子的記錄，我們有無數的實用技術發明，有人甚至列出了古代中國幾千個、幾萬個世界第一，但我們的成果永遠處於能工巧匠式的捕捉現象、經驗的初級發展水平，無論多少年都永遠沒有進步。難怪雨果說“中國是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者、世俗主義者。恩格斯就說，中華民族是最講現實的民族。作爲以農耕爲主的群體，我們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個地方，表現爲辛苦性、家族性、實用性等等特點，缺少遊牧民族、海洋民族的浪漫性、超越性——如豐富的神話和宗教、超越現實和具象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國人似乎對現實之外的東西不感興趣，只熱衷於大紅大綠、大吃大喝、大紅燈籠、抱個大鯉魚、子孫滿堂、光宗耀祖、酒肉祭奠之類的世俗的東西，我們的主流思想中也缺乏形而上的邏輯思考。莊子、韓非子等思想家也僅僅以寓言故事來論證其哲學命題，而不是縝密的推理。一個民族長期如此，必然帶來理論的膚淺、不成體系，而理論的荒蕪又導致技術的停滯、落後。李約瑟說，現代的蒸汽機等於中國的水排加風箱，可是中國人能製造水排，能製造風箱，就是不會把兩者聯繫起來製造蒸汽機。中國古代的瓷器製造技術很發達，但我們不會製造玻璃，因爲控制窯內溫度和氧化還原時間的方法不能上升爲理論，移植到別的地方。我們雖然有“四大發明”，但現代火藥卻是諾貝爾的專利，指南針幫助西方人發現了新大陸，在中國卻只能用於測風水。因此，中國人在近代落後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相對主義、一元主義的。相對主義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相關、互爲依存的，沒有絕對的獨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導折衷主義、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辯證思維、“齊萬物”之相對論，中國佛家特別是華嚴宗主張依存論、緣起論，等等，他們都否定絕對的實體觀念，表現出關聯主義、互爲聯繫的思想。中國人還持“場內觀”——盤古、太極、道、人類都是在宇宙之內，盤古創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極”也是內在於宇宙的，它生成兩儀、四象、八卦，以及世界萬物，等等。中國人不是從絕對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待宇宙，古人面對大自然時沒有驚異之情和與天奮鬥的豪情，只有對它的欣賞、崇拜和體驗。與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絕對主義、實體主義觀點和天人相分的“場外觀”——上帝高高在上，締造和推動著宇宙，把規律“塞給”大自然；人類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們肯定實體的獨立的存在，並進而提出原子論、個人自由論和戰勝大自然的觀點。

一元主義是指，古代中國人主張“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身心不二”、“體用一如”。這種一體化的觀念造成了對物件認識的模糊，使得近代科學技術無法在中國發展起來。而西方人與此不同，他們是二元主義乃至多元主義者——靈肉分裂，社會矛盾對立，人與自然相抗。正因爲精神生命與肉體生命的二元對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選擇滿足其一——中世紀壓抑肉體、滿足精神，現代則精神空虛、滿足肉體；正因爲個人與社會衝突，“他人就是地獄”，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去規範人們的行動；正因爲天人分離，所以西方人致力於改造大自然，並由此發展起近代科學技術。

從中國古代的方術熱也可以看出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問題所在。

方術，古時稱爲“術數”、“陰陽術”，源于《易經》，包括星相術、相命術、占夢術、風水術、煉丹術、測字術、巫術、養生術等。它包含了古代中國人對宇宙、自然與人生、社會的關係的認識，堪稱“中國科學”，歷代研究者趨之若鶩。西方也有方術、神秘學，但沒有形成中國式的蔚爲壯觀的景象。中國方術的理論基礎爲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五行相生相剋、陰陽轉化等，其方法爲演繹附會、揣摩臆測、察言觀色、模棱兩可、隨機應變、使用遁辭等。方術的內容沒有經過嚴密的論證、缺乏科學性，都是一些神異、附會、感性、經驗、類比、象徵的東西，而這些正是中國人思維的優勢，也是《易經》思維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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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原載鳳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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