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近日報載，繼四川、陝西、河南、雲南等地發生大規模暴力流血的民間衝突事件以後，廣東揭陽市 因為民眾抗議公路收費站長期的無票據收費勒索，又發生了抗議民眾焚燒收費站、消防車的暴力衝突事件。廣東，歷來是中國大陸社會的前沿和後院。

──前沿，是因為蒞臨港澳海外，廣東歷來擔當的是改革領頭羊、試驗田、開風氣之先的重任。

──後院，則除了因為廣東政治級別特殊、一向由中央直接派大員坐鎮之外，或許又加上重視世俗生活的溫厚民風之賜，自中共建政以來，廣東，歷來是政治上最穩定、最不容易亂的地區之一。即便文革動亂年頭，廣東的春秋兩屆交易會仍舊照常舉行，其武鬥規模也遠不能跟外省相比。穩住廣東，歷來關系到全國格局。這就是為什麼當年林彪集團想另立中央與毛澤東抗衡，首先就有“南逃廣州”計劃的原因。

如果按中國舊說：“天下未亂蜀先亂”（這一次，四川蜀國果真是先亂了）；那麼，廣東，則是需要“天下未穩粵先穩”。因此，廣東作為中國社會政治的前沿和後院，如今竟然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騷亂事件，這就是一個值得引起非常關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嚴重事件了。一葉知秋，這就更值得重提筆者不久前言及的話題──無政治改革，則無社會穩定。

表面看來，最近引起民間衝突的幾個事件，似乎與政治無關，都是關系一般老百姓日常民生的問題。但是，用孫中山先生的定義：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情。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民生問題，與政治體制、政治思維、政治管理，完全息息相關。只要進入具體分析，你就會發現，此中每一個事件的背後症結，都與陳舊僵硬的“黨國體制”有關。

比方，四川漢源的瀑布壩水電站強行上馬引發的社會衝突，既涉及到國家建設工程的審批程序問題──對環保、安全、效益的綜合評估及其透明度，對當地民情民意的咨詢和溝通，等等；更涉及到土地賠償、移民遷徙等等利益衝突問題──包括當地貪官壓低價碼、從中牟利而老百姓上訴無門的問題，民眾的怒火既是對工程而來，也是對貪官及其體制而來。

又如，從各地報道看，陝西、河南、雲南等地發生的民事衝突，表面上，大則像是回漢的民族衝突，小則像是交通事故引起的衝突，但民眾鬱積的怒氣，卻都是衝著“當官的”來，也就是衝著已經制度化的貪官污吏──共產黨權貴既得利益集團來；同時也是衝著那個不願傾聽民眾申訴、動輒就出動防暴警察鎮壓的專制體制上來。

客觀地說，胡錦濤、溫家寶最後代表中央對四川漢源事件下達的四點解決方案，著眼於疏通而不是鎮壓，重於“治官”而不是“擾民”，同時放棄強行上馬的行政措施，是順應了民心民意，同時也是體現了用溝通、對話、疏導的方法解決社會衝突的新思路的。這與羅幹等人原先秉承的“鎮壓”、“高壓”等等的“六四”既得利益集團的舊思路，劃開了界限。

但是，更根本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解決──比方，國家工程及其政策的透明度問題，直接涉及當地民眾利益的咨詢權、知情權、訴訟權等等與法制有關的問題，包括媒體報道、社會監督與黨政監督的公開與協調的問題等等，這些，直接涉及到的問題就是政治改革。

這次廣東揭陽的收費站事件，表面上只是一個個案，據報道，近日該收費站又在高度警戒下恢復收費，當地官員一再強調收費完全合理、合法，雲雲。但是，民眾多年反映的無據收費、提高收費及延長收費期等等問題，並沒有在“當地官員”的一紙聲明下得以化解──這背後，是否涉及官商勾結的問題？或者，“當地官員”及其家屬，是否本身就是“揭陽收費站”無據收費、延長收費的直接受益者？這些，沒有透明的媒體輿論監督，不讓廣大相關的民眾知情，老百姓是不會善自甘休的，社會衝突的火苗也是不會就此熄滅的。

今天的中國社會，由於二三十年間的改革開放單方面地向經濟方面傾斜，在權錢交易、官商一體的“一黨制”之下，“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政策，變成了“先讓有權的人富起來”，造成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與不公、社會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這就埋下了今天中國社會處處都是地雷陣、處處都是火藥桶的禍根子。

從四川、陝西、河南、雲南一直到最近廣東的民事衝突事件表明，完全可以這麼說，黨政不分、權力來源不清、政策制訂的法理不明、缺乏輿論監督的自由空間等等，這些政治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已經成為今天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已經到了不實行政治改革則社會動盪不安、沒有民主政治就沒有國泰民安難的關鍵時刻了！一葉知秋，也可以一葉知春。廣東，作為過去二十五年間經濟改革的先行者，今天，也應該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領頭羊。看來，當今許多黨內有識之士提出的“政治改革特區”的穩妥試驗方案，應該進入中南海的“廣東視野”，進入中共政治局議事日程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