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今年高考作文題名曰“心靈的選擇”，實則對考生而言是沒得選擇。考題設計了一個登山者遇見暴風雪的生死關頭，他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救了一名凍僵的陌生人，“最後兩人攙扶著走出雪地”。考官問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你們）應該怎麼選擇？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
盡管考官處心積慮設計了皆大歡喜的結局，並自作聰明的解釋說“經過一番努力，陌生人可以活動了，而登山者也因此暖和了自己的身心”，潛意識要考生得出“救人就是救己”的結論。但很多人指出了這中間的邏輯荒唐和不合常識。這件事在本質上就是捨己救人，在暴風雪中自身不保而去救助凍僵的垂死者，十之八九是要同歸於盡的。考官向為500萬畢業生豎了一個道德高標，在考題的文字中明白無誤的暗示了一種高風亮節的利他選擇，而將個體利益的價值向度完全排開，然後要考生在一場決定著自己未來前途的考試中對此表態。
放在平常也就罷了，放在高考場上，我只能將此題理解為赤裸裸的要挾。你若不在文字上表示甘願犧牲生命，就要在考場上犧牲寒窗十年等來的高等教育機會。這已不僅是在鼓勵和暗示孩子犧牲自我而已了，這實在是一場明晃晃的道德綁架，一場以500萬學子的錦繡前程和一千萬父母十數年含辛茹苦的期待為質押物的道德綁架。在作文中表示捨己救人是不需要勇氣的，在這種道德綁架面前敢於表達不同的意見、敢於在彈性最大、分值最高的作文題中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而說真話，才是真正需要道德勇氣的。
而這樣的道德勇氣，卻在年復一年道貌岸然實質上卑劣無恥的作文考題中被不斷扼殺。究其動因，並不單單是一個“文以載道”的傳統使然。據報導，有人高考前在一家BBS發貼，大膽認定今年的作文主題必然是見義勇為、捨己救人。理由是去年以來“以德治國”論的高揚和公民基本道德建設綱領的頒布，他推測今年的作文仍然會在這一方向，又不能原地踏步，必然會對去年的“誠信”題目作進一步深化。拾金不昧已經不過癮了，非得捨己救人不可。
事後記者調查，發貼者為一應屆畢業生。
一個應屆畢業生不過十八九歲而已，但於考試一道沉浸已久，對語文教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傳教士體位”竟有如此入微的先見之明。近年來國內對於應試教育的討論很多，卻少有觸及到教育與極權主義背景的關係。教育為什麼要去迎合意識形態，這種迎合是否構成意識形態統治方式必然的組成部分？上個世紀40年代國民黨在校園推行“黨化教育”，遭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支持下的左翼力量的反對。然而共和國的合法性既然完全建立在“一個主義”的共產黨意識形態之上，教育必然要承擔的一個責任就是為政權源源不斷的輸送在價值觀上“政治正確”的臣民。意識形態的絕對正確性既然不能通過辯論和觀念市場上的競爭得到驗證，那就必須通過反覆的“教育”來獲得保障。換言之即必須維持價值觀教育上的“托拉斯”地位，積極培育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土壤。因此這一黨化教育的傳統就被執政後的共產黨變本加厲的延續下來。尤其在89年之後，鄧小平痛定思痛認為最大的失誤在教育，言下之意即是黨化教育的失敗。
黨化教育怎麼才能不失敗？如果說社會現實對於一元主義價值觀的衝擊是當局無法控制的，那麼當局有可能控制的就是教育。只有當黨化教育的強度壓過了社會現實的鮮活度和思想啟蒙的強度，才能維持住台面上的平衡。從這個角度說，極權主義統治在今天最大的困境並不在腐敗，而在教育上。
盡管科舉制下“八股取士”的考題亦多三綱五常的道德內涵，卻沒有道德綁架的意味。經義之外還要考策論。策論者即政論也。歷代真知灼見的應試策論並不少見。並且綱常中的道德操守也並非全是虛偽，盡管在抽象的理論上皇帝體制是“政教合一”的，但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敢於將自己打扮為絕對的道德權威。道德權威在中國古代，從來存在於士大夫和民間，而絕不落在皇家。對儒家倫理的強調不僅具有維繫君臣綱常的作用，同時也造就了對於在位者強大的道德壓力。所謂“德治”首先構成了對皇室的約束，而非對士大夫階層的約束。這是儒教與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差別。中國的傳統士大夫直到專制主義鼎盛的明清兩朝，依然葆有敢說真話、敢逆龍鱗的傳統。其背後的力量正是在科舉之中得到張揚的儒家綱常。
光緒元年，四川東鄉一村因農民聚眾抗糧，被誣為造反，全村男女老幼400余人被屠殺。當年成都鄉試中，來自東鄉的十幾個童生皆不顧考題和科舉前程，而在考卷上狀告川督、為民請命。學政張之洞感念其氣概而不作追究。這種考生、座師兩方面的道德勇氣，在今日極權主義治下已不復得見。因為真正的罪惡並不是提倡道德，而是將道德依附在意識形態的卵翼之下進行捆綁銷售。
事實上，今日的極權者亦行進在一場合法性危機的暴風雨中，不知自立立人，卻欲通過歌舞升平的謊言和意識形態神話以求獨活。近年來，黨化教育不僅沒有得到如同80年代中後期一度的弱化，反而順理成章的愈演愈烈。教育，已經成為統治者維持意識形態統治基礎的主戰場，成為意識形態的登山者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垂直極限。這種以扼殺思想多元和個體自由品質為特徵的黨化教育對於尚不具有足夠免疫能力的未成年人世界，依然是一種少兒不宜的顛覆性力量。這種力量尤其在中小學語文與政治兩門課程中（以及歷史課）深入骨髓，使一代又一代未成年人沉浸在虛假的公共道德與政治覺悟的面紗下，蒙蔽在單一的價值背景和對意識形態似是而非的遵從之中，對於真正健康誠信的道德生活和遙遠的觀念世界日漸失去了判斷力和起碼的興趣。
政治課從小學一直延續到研究生教育，是專業的黨化課程。近年來大學裡的政治課不斷加強，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因為大一大二的課程中英語、計算機等公共課原本較多，加上名目繁多的政治課，有時候整個大一的課程表竟難得看見幾門專業課程。加上課程較多，為減少學生考試壓力，一般大學每學期指定少數重要的幾門課為考試科目，其餘的則隨堂考查。而所有政治課程根據宣傳部門的要求，是必須列為考試科目的，這是明知學生不上心而用死記硬背的辦法。筆者所教的法律專業課程就曾多次被政治課擠佔，而降為考查科目。
今年初，為減少考研的壓力，教育部削減了考研的科目。竟然寧肯將專業知識課刪去，而保留了政治課。
語言是最基本的知識，語文教育構成了受教育者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它的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學會做一個人，進而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人和一個精神層面上的人。但這一切的價值都在排序上給做一個意識形態下控制下的政治人讓開了路。它將一種病毒放入了每一個受教育者基本的操作系統中，幼年植下的毒素，即便在成年之後你表示對這一體制的反對，最可悲的莫過於你首先就是這一體制的傑出產品。你的語言方式、甚至你的抑揚頓挫都已經難以完全去掉那些深入骨髓的傷害。
托克維爾曾經觀察到美國語言的日常化與其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因為政客要取悅於民眾，就必然傾向於使用民眾的語言。只有在專制政體下，才會單獨發展出一整套與民眾和真實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話語系統來。香港學者吳國光指出，在中文語境中，由於意識形態對於語文教育高屋建瓴的獨裁作用，出現了“公共語言與日常語言分裂”的“語言二元化”現象。不但是官員，我們在電視裡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一旦有機會在鏡頭前公開發言，他就不自覺的採用了另一種“語言”，一種與他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及其邏輯毫不相同的“假語言”來回答採訪。
這種在民眾中根深蒂固的假語言之濫觴，就來自中學語文尤其是其中意識形態化的作文教育。來自於每年高考作文題參與了合謀的意識形態對於中文語言的長期閹割。
一個成年人使用這種拿腔拿調的假語言，一則出自於語言習慣，一則也出自於對生存語境的體會而採取的將個人願望隱藏在公共願望之下進行模擬表達的一種自我保護。而一個天真的未成年人並沒有這種自我保護的意識，他若不自覺的在公共場合使用這種“作文體”說話，就越發的令人可悲。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日常的和健康的、屬於個人的真正的語言。我曾與一位藏族朋友討論宗教生活或文化對新一代西藏兒童的影響。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位歌星談到她去西藏演出時，去看望她捐款助學的一位藏族女孩。這位女孩很開心，但並不知道她是歌星，臨走的時候，小女孩抱著她的頭哭了，然後遞給她一張紙，上面彎彎曲曲寫了一句話。到此時為止，這都是一個屬於個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的事件，盡管這一事件同樣包含著道德的含量。但小女孩紙條上的那句話，卻讓這件私人間的事件被迫進入公共領域，讓意識形態教育的力量得以破門而入。這張紙條上寫著：“感謝共產黨，感謝全國人民。”
我絲毫不懷疑小女孩寫這句話來表達感激之情的真誠，然而問題是一旦她想要表達，多年的意識形態教育的惡果就開始浮出水面，除了這句她從小耳聞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語言規格的話之外，她所受的教育裡並沒有為私人間情感的表達留下足夠的話語空間。她的語言能力及其邏輯，是一種將一切個體慾望都化為公共慾望，將一切私人空間都拖入公共空間的意識形態語言。正是這種語言構成了政治專制的語言基礎和操作平台。而推廣和塑造這種虛假的語言，就成為了幾十年語文教育的一個終極的甚至赤裸裸的目的。中國人在絕大多數公開場合下，就像每一位考生在高考場上作文一樣，必須借助於這樣一套話語，來尋求表達的可能，但這種表達，這種可憐的表達，我只能稱之為“對表達的一種模擬”，而不是表達本身。
那位西藏朋友還補充說，小女孩這句話話裡有話，尤其是後面半句，除了一般意義上黨化教育的影響外，還有另一種意識形態幾十年來刻骨銘心的教育成果，即對藏族進行的漢人拯救了藏人的大民族主義的灌輸。她分析說，對藏族人而言，不但是共產黨救了全中國，而且是漢人救了藏人。在很多藏族人心中，都會把一個漢人下意識的當作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化身。
我無法評判她的看法，但我的問題是，在意識形態的黨化教育下，這個藏族小女孩和其他地方的漢族小女孩已經沒有了絲毫的區別，那麼宗教精神和文化對他們的未來和西藏的未來還會具有價值和影響嗎？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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