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在一個全面退潮的時代，精神個體的伸展是艱難的。為了表達自己對時代社會的有效參與，這些精神就不得不回避個性，而把自己獻祭出去，用文人的話，是以珠玉之身撲向時代。王小波將每個人置身其中的時代品性當作人生倫理問題，他像魯迅那樣哀憫“沉默的大多數”，對那些知書明理的“沉默者”，他寬恕地理解為他們要守住自身的清白；但他同時說，他得打破沉默，因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許他顧及自身的清白。王小波如此說，是因為他害怕別人說他做秀，裸奔，搞行為藝術，他希望人們能夠理解他諷世的重和大，能夠理解他談及的話題。幸運的是，王小波因此從文人進入知識份子的行列，因為他的“不沉默”而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極有個性、成就也極可愛的知識份子。這正是大詩人艾略特自文學角度論及的傳統與個人才能的悖論。即現代人必須摒棄個性，必須參與公共精神，才能啟動傳統，並回到傳統。王小波摒棄了現代社會所謂的細密分工的專業假像，放棄了一個當代文人作家的“本職”或犬儒，回歸了托爾斯泰、左拉、卡夫卡、紀德、艾略特、魯迅那樣的作家傳統，即由他們開創的現代化進程中作家和知識份子不可分離的偉大傳統。不幸的是，王小波遭遇的時代淪落太過強大，他一人“啼血”之力難以喚回“東風”，淪落的時代只是記住了他本人，甚少關注他論及的諸多命題。直到今天，有關國學、傳統文化、民族主義等等他參與討論的問題，用魯迅的話說，被他“撕破”過的東西仍變本加厲地在我們社會裏聒噪不已。

我們的時代就這樣令精神覺得不義而可恥。張奚若當年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一類的說辭，他說的是一種特殊人群，一種意識形態導致的僭越、自負或狂妄，這評語同樣適用於今天參與時代品性表達的眾多的精英們。今天的民族現代轉型，已經淡化了它那早期積貧積弱的殖民色彩，淡化了中心邊緣依附又應激的民族危機意識，淡化了對立而峻急的國際背景，甚至淡化了八十年代那方位明確的理想精神，而有了可觀的市場平臺、網路空間、內外環境。于此，不僅權錢交易的資源資本化有著“殺雞取卵”般“立竿見影”的經濟績效，而且置身其中的個人每有表達，都有著不菲的名利創獲。這使得轉型年代成為一個空前自足的人生舞臺，這是一個能將絕小的螺絲殼做成絕大道場的社會。公共空間、民族的現代品格、現代國家意識和文明意識、現代公民觀念，等等，不僅棄置勿論，反而一再萎縮。當代中國人少有努力成就這種公共精神，反而因爭奇鬥豔地表達自己，為這個時代製造了眾多的賢達、名流、明星、偶像。

只要我們對身邊的生活稍有記憶，我們就能明白，不僅個人在其中迷失，就是民族的歷史進程也是左沖右突，無能進入“持續不斷變遷”的現代社會。我們失去了方向，我們沒有昨天，沒有未來，我們沒有德性，沒有人格。一切都是因循的，苟且的，小康的。一切都是即時的，表演的，名利的。因為我們的專家學者、我們的文化人沒有內容，他們就伺機待時，跟一切顯得正確偉大光榮的東東站在一起，站在自由主義佇列裏，站在窮人一邊，或者表演自己就是這種種偉光正，如中國的觀眾所看到的，他們每有舉動，無不暗示著，他們是有權勢的，是有錢的，有知識的，有思想的，有良知的，有公共關懷的。但他們並沒有自己，也沒有參與民族公共精神的建立。轉型本來是希望每個中國人都有生存發展的社會空間，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利和機會，如今的轉型卻成了一部分人表演並享受表演的空間。這一部分人據說代表了轉型年代豐富的人性、人心、思考與追求，他們和被遮蔽的更大規模的中國人異口同聲地稱道他們這些“秀”才豐富了當下中國生活。他們確實是一幫“秀”才、戲子。瞞和騙的中國大戲似乎永遠不會結束，變幻的只是戲中各領風騷三五天的角色。每一戲幕落下，觀眾仍要獨立應對生存的全部重量。而那些無能入場看戲的人，那些無知無覺者，則終日終生做裝點中國大地的野草。

這個奇特的當代中國轉型，不知有無幸運在未來世代的眼裏佔有一席位置，但在一個精神立法的文明史上，它註定是以恥辱的底色進入精神的記憶的。有如孔子對這種社會的精英人群的定性，邦無道，穀，恥也。危邦不居，亂邦不入。甚至我們從阿赫瑪托娃、愛因斯坦、茨威格等人的記憶裏都能看到這種對亂世、對危機社會的迅速反應：命名、憎惡、反抗和回避。但對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父母之邦而言，孔子還有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人生態度，那正是王小波們的態度。本書作者高氏兄弟也近于這種人生態度。但高氏兄弟的路是獨特的。

高氏兄弟同樣在回避自己的個性，的確，在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裏，沒有比高氏兄弟更自覺回避個性的了。他們擁有的是一種意向，他們落實的是廣大的人群，他們並不張揚自己，並不像眾多的專家學者、藝術家們那樣訴說自己有什麼，但他們在努力表達並喚回我們每個人心中本有的良知良能、我們曾經熟悉親切的德性、正義和愛。高氏兄弟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明示自己對庸眾精神的挑戰，這種庸眾，並不是精英對民眾的蔑視，而是精神對墮落精英的稱謂。因此，高氏兄弟的行為藝術具有更強烈的反諷性。與當下精英文化的遊戲、犬儒卻披著精神的外衣不同，高氏兄弟對精神的深度表達卻是以行為藝術的方式體現的。我們在高氏兄弟的行為藝術裏，看到的卻是最嚴肅甚至在最辛酸的中國生活。轉型社會最稀缺的東西：德性、主義、同情心、社會公德，等等，正是轉型社會的精英文化和媒體大聲宣揚、口惠而實不至的內容，所謂淪喪、社會冷漠、人情紙薄等等成了社會常態。我們看到，在“擁抱”、“十字架”、“與無家可歸者進餐”等行為藝術裏，有關愛、交流溝通的生活內容有了落實，由於高氏兄弟借助于眾多的佚名人群的參與，他們的行為藝術讓每一個佚名者找回了愛的感覺，在與陌生人擁抱的行為裏，每一參與者找到了自己屬於人類的社會認同。

如同王小波在我們時代“不世出”一樣，高氏兄弟同樣是落寞的，少為人所知的。好在這種人自有精神溫暖，並在精神的指引下，完成一個個庸眾視而不見的生活境界。最近的例子，即是高氏兄弟用一天時間在北京行走、拍照、跟陌生人交談，這一成果，結集為一本圖文並茂的書，《在北京一天走多遠》。

當我認真讀完這本書時，我不得不承認，這種行為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重大的人生態度、人生經驗。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控訴，是報告，是調查。但所有報告文學家、社會學家、城市專家、時政媒體所做的工作，那種勸百諷一一類的意見、建議、政策注解，都不如高氏兄弟這行為藝術來得強烈，來得沉重。

據說北京已經發達得後後現代，其道路、建築、橋樑、公園、綠地等基礎設施已經跟發達國家最好的城市看齊。如高氏兄弟所說，“北京，仿佛無邊無際的城市，到處是人流車輛、到處是商廈店鋪、到處是立交橋、到處是工地。就像一個中了魔法而瘋長的巨人，它那鋼筋混凝土以及電纜管道構成的骨骼筋絡每日每夜都在膨脹蔓延。在這個龐大得令人迷惘的城市裏，每時每刻，數不清的人帶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計畫和欲望像螞蟻一樣匆匆忙忙地從一個地方奔向另一個地方。”我們也知道，北京有不少缺陷，專家學者早已列舉控訴過它的罪錯，拆遷太黑、建築太俗、規劃太亂、人員太雜、出租司機太苦、員警太壞，等等。我去過別人的首都，在華盛頓、羅馬也都有過整整一天步行的經驗。我一直沒有搞清楚這些首都的區別。我甚至跟其他人一樣，儘管承認北京有不少毛病，但覺得北京終究是“首善之區”，門面還是做得像那麼回事的。我像別人一樣，認為要瞭解中國，不能生活在北京，必須下去，下到內地鄉里去。但高氏兄弟的一天生活，卻讓我明白過來，到外省去感受中國當然重要，但只要有心，在北京就能認知中國社會的品性和前景，轉型社會的危機和災難幾乎都可以在北京找到苗頭。北京確實跟別人的首都是不一樣的，對比我在羅馬步行一天留下的遊記，高氏兄弟的一天行走是真正的揭露。

那是尋常的一天。他們從通州坐車到大北窯，坐車到蘋果園，再到西直門，坐城鐵，這麼一天走過了北京城。他們為建築工地拍照，關注民工的工資，坐車者們的表情，大清早情緒不好的婦女，無數的售樓廣告，地攤報紙的資訊，這些平時浮光掠影的城市印象，在他們的眼裏突然有了新的意義。跟打工者一起吃早餐，看到賣假髮票的票販子，地鐵口的賣唱藝人，毆打老人的員警，到廣場上漫步的異己感，等等。每一畫面都能對應著我們社會最為重大的問題，假髮票與貪污腐敗，民工與欠薪現象，員警與國家政權的職能形象，地攤報紙與愛國主義，台海危機與現代國家意識，非典與城市管理，等等。我們可以理解，這些重大的社會命題，都與這個城市的日常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些愛拿愛國主義、中國繁榮說事兒的精英應該借用高氏兄弟的眼光，那些說北京堵車象徵繁榮的精英應該看看北京的日常生活，那些愛討論讀經、傳統文化、憲政法治的精英應該到街上體驗一天。

每一個感受北京文化氛圍的人都能理解，那些大大小小的文人學者的聚會帶來人們的激動，知識、學問、真理、思想、良知、正義等等，都在其中不吝地批發、表達，解答乃至改變中國的方略、規劃、甚至人才隊伍都顯得有如超市里貨架上的商品，可供中國任意挑選；更重要的，這些與會的知識精英們把人生意義、社會價值等等都許諾出來了，他們把知識、名利、生命境界一類的東東許諾或說留給了自己，卻什麼也沒有給民眾留下。對於民眾，要麼是棄置不顧，要麼是要求他們“分享艱難”，或過一種“沒事偷著樂”的平民幸福生活，最不濟，要他們忍耐，以待明天將來。這跟意識形態一樣的承諾，最清楚不過地證實中國民眾五年十年甚至一生的生活沒有意義，用精英們的話，民眾活該“漚爛”在歷史裏，而他們高踞上面，享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各類資源。民眾因此成為轉型社會最不為人理解的物類世界。這些一無所有、土得掉渣、毫無價值的行貨，是如此失去了自信和野民般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一生不過是追逐由上而下批發或零購來的權力、知識、思想或言行模式。如同文明世界眼裏提示過的，中國有錢的人使用起工人來，只能讓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企業家們撟舌不已；異質同構，中國有權的或有知識的人運動起民眾來，也只會讓資本主義國家的權貴和學者們望塵莫及。但這種種人生真相或轉型社會的本質卻多少為人忽略。精英與民眾的兩極分化，其隔膜是今天中國的重要事實。高氏兄弟的工作，就在於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把這種生活的真相揭示出來了。在一極世界自我規定自我許諾，對人生社會意義自導自演的時候，在一極世界低眉順眼地謀生如蟻、乞求苟活如牛馬的時候，高氏兄弟賦予了這兩極世界統一的價值。是他們和他們的眼睛，使我們從虛擬承諾想像的世界轉移到大街上來，他們不受知識和都市文化污染過的目光，帶給我們“目擊道存”的人生和社會撞擊；是他們把這一幢高樓、這一輛轎車和這一個沉睡街頭的浪人組成了被遮蔽了天和地的北京；多虧了他們，我們恍然，那個晨起心情不暢的婦女、那一被員警追攆的老人、那些賣發票的小販，那對和善的老人，所有這些拜物教精英眼裏毫無顧惜的生命世界，才是當下北京最日常最有意味的畫面或風景。

高氏兄弟退居了幕後，他們把真實、生活經驗交給了讀者。每一位讀者都可以讀出自己的感覺，但每一個讀者都能給今天的北京以評價，以意義。只要他不停留于個體的名利才學，他把整體當做人性經驗的內容，那麼，無論如何，苟安與審判，活著或進取，愛與憎恨，逃離或擁抱，習慣與不平，等等，都多少在參與轉型社會公共精神重建。

我在編發李慎之名文《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的手記中強調，專制不僅是一種制度，是一種文化傳統，而且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每一個樂意從語言、從體制、從憲政等角度著眼變革的精英都得理解這種民生日用裏的文明轉向。這種轉向來自于精英階層的自由民主意識及其自由民主的范式生存，就是說，來自精英階層的精神自主，來自公共精神的參與建設；沒有這種轉向，中國永遠在專制生活的汪洋大海裏。如同北京，雖為首善之區，但這個城市不可能全是精英，全是高樓大廈、名車美女，全是後後現代或新新人類，永遠乾淨整潔，嚴打只能解決某個地段一天或者一周的治安，但北京卻充斥著我們藝術家眼裏的老人、盲流、上班族、員警，這是永遠掃蕩不了的現實。我們看到的不是秩序，不是公共產品，不是社會認同，而是等級，是兩極分化，是暴發、墮落、私欲、冷漠、性命。

因此，我們可以說，高氏兄弟表達的，不是藝術家的良知，而是人的精神。我們在專家學者或媒體上很難發現這種精神，這種精神之光照耀了北京的一天，照耀了民生日用。植根於日常生活，這是轉型時代精神自救的前提。如同他們感慨的行走一天有限一樣，他們使我們理解，中國人的現代轉型之路還非常遙遠。

2004年10月19日北京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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