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自由民主發源於西方，但並不是某種文明的專利，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理應由所有人共同分享，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美國都不是完美的國家，但它至少是最富理想主義和使命感的自由國家。在美國，基於道義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犧牲的傳統，奠定於《獨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則中，踐行於華盛頓時代的獨立戰爭中，完成於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時代。
在美國的自由傳統中，既有費城制憲時的妥協先例，也有決不向邪惡勢力妥協的傑作，二者共同受制於新教倫理所提供的超驗信仰和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共同鑄就的普世正義。為了自由秩序的長遠活力，自由政府甚至會做出暫時有損經濟效率和穩定秩序的決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林肯政府不惜陷入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南北戰爭，也要做出廢除奴隸制的決策。正如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在評價美國為廢除奴隸制而進行的南北戰爭時所言：那是一場“南方的利益”與“北方的信念”之間的戰爭，是《獨立宣言》中的人人平等的價值訴求與歧視性的特權利益之間的戰爭。廢奴主義者的偉大正義感是勿庸置疑的，實現普遍自由的道義理由，不僅高於種族利益即南方的白人奴隸主的利益，甚至高於國家統一的利益。因為，廢奴主義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並存著自由制度和奴隸制度，即便具有形式上的統一，實質上仍然是分裂的，正如愛默生所言：“我看不出一個野蠻社會和一個文明社會怎樣組成一個國家。”（參見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 範亞峰譯，馮克利較；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P174－181）福山也認為，正是這種人類一家的共同命運感，才使“一個人可以為一個他並不屬於的階級打抱不平。例如，美國內戰前激進的白人廢奴主義對奴隸製表現出的憤怒，全世界人民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憤怒，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在這些情況下，憤怒的產生都是因為感到憤怒的人相信他們是人類，即因為為種族主義犧牲的人其價值沒有得到認可。”（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黃勝強 許銘原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P196）
換言之，林肯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葛底斯堡演說》，為人類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貴思想遺產，更在於他敢於對抗整個南方白人奴隸主的意志，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來廢除奴隸制。林肯道出了廢除奴隸制的自由主義箴言：“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們將要麼高尚地挽救，要麼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後一絲最美好的希望。”為此，林肯甚至絕決地宣稱：“如果上帝的意志要（這場戰爭）繼續下去，一直到奴隸們250年無償苦力堆砌起來的財富全部毀滅，一直到鞭撻流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劍血來償還，那麼3000年前人們所說的‘主的判決是真實的、正確的’這句名言，現在仍然可以沿用。”（林肯於1865年3月連任總統的就職演說）這就是來自新教信仰的美國式理想主義精神——普世道義。
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走出“孤立主義”，而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領袖之後，美國在外交戰略上的最高國家利益就是保衛和擴大自由。二戰結束後，美國基於保衛和推廣自由民主的國家戰略，其外交政策的主軸，反面是遏制共產極權，正面是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北韓戰爭、保衛台灣、越南戰爭、與前蘇聯的軍備競賽及“和平演變”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國為實現這一全球戰略和捍衛國家利益的具體行為。在這一點上，二戰後美國的歷屆政府的對外戰略沒有根本的區別，甘迺迪和尼克森沒有區別，克林頓和小布希也沒有實質區別。區別只在於實現這一戰略的具體策略而已。
20世紀50年代初，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提出了著名美國外交戰略的總方針：“寄和平演變的希望於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當時的西方世界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踐踏人類文明的野蠻制度對待的。根據杜勒斯的這種戰略，西方對第一、第二代獨裁者治下的共產國家，採取全面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防範和遏制。60年代，甘迺迪總統對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古巴佈置導彈的強硬反擊，美國在太空領域的急起直追以對抗蘇聯的優勢，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西方防範和遏制共產極權國家的的標誌性事件。當極權國家的第一、第二代獨裁強人相繼死亡之後，西方對東方的圍堵、防範、遏制的效果也隨之明顯凸現。於是，西方對東方的外交戰略便開始由對抗的圍堵為主轉向接觸和遏制相配合的和平演變，對第三、第四代獨裁者統治的共產國家採取政治上的對話和經濟上的合作，促使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演變，以便達到最終“把共產主義扔進歷史的垃圾堆”的戰略目的。（美國前總統雷根語）。
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歷史，再次使我相信：無論是宗教意義上的“人的救贖的可能性”，還是世俗進化論意義上的社會向善的可能性，皆需要通過人的努力逐步把“可能”變為“現實”，也就是世界秩序越來越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所以，歷史進步的方向首先是道德的，其次才是理智的政治的技術的。因為，不同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維繫，無一不來自不同的道德訴求；理智及其科技進步的後果，也無一不與特定的道德目標密切相關。只有自由主義的普世原則才會對政治提出反機會主義的道德要求，而其他類型的政治所遵循的道德，無一不是機會主義的道德，也就是“成王敗寇”、“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反道德”的道德。
儘管，自二戰以來，知識和技術有著迅猛的發展，但是如果人類失去了正確的道德方向，知識和技術就將被權力化。知識被用於意識形態的包裝、灌輸、鼓動和欺騙，技術被用於強權控制的精密化和無界化，類似希特勒的極端種族歧視及其種族大屠殺，類似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極端階級歧視及其階級大清洗，就將不可避免。托克維爾說：“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而沒有公民的18世紀法國，追求鐵血式平等的法國，才會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後的專制復辟（《舊制度與大革命》P36）
誰也不會忘記：二戰前夕的德國，曾經是工業發達、知識普及和文化出眾的國家，也是路德、康得、歌德和貝多芬的故鄉，希特勒的上臺也是來自民主選舉。在希特勒執政期間，更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效率（失業率下降，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增長迅速），建造了世界第一條高速公路。冷戰時期的前蘇聯，其尖端的航太技術和核武庫並不比美國遜色，甚至在某些方面領先於美國。即便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窮二白且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中國，經歷過鎮反、三五反、反胡風、反右、文革等人權大災難的中國，也能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更能有“兩彈一星”的高科技成就，成為核俱樂部和航太俱樂部的極少數成員國之一。蘇聯與中國作為風靡半個世界的共產制度的代表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讓許多西方左派成為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信徒。然而，也是在這些國家中，發達的科技、工業和文化，現代政黨制度和民主選舉，統統服務於實施邪惡統治和瘋狂屠殺的暴政，法西斯極權對人類發動整體性戰爭，共產極權國家對自己的人民進行一場總體戰爭。極權者的傑作就是堆滿白骨的奧茨維辛和古拉格。特別是共產極權的統治長達半個多世紀，以再造共產新人的試驗為號召，在世界範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統治，在歐洲的前蘇聯和東歐諸國，在亞洲的北韓、越南、柬埔寨、緬甸，在美洲的古巴……不僅是針對平民的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而且是全面的經濟破壞和道德廢墟。這絕非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本身的錯誤，而是迷失了道德方向且喪失道德感的悲劇。正如哈維爾所言：“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們狂妄自大的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導致殘酷後果。”（見《政治與良心》）所以，技術和政治的進步是否能夠改善人類的生存品質，關鍵在於人類在道德上的抉擇是否與之同步。只有道德及其真理才能為政治提供為善的正當性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我相信，在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的技術主義的國際觀和相對主義的文化觀，是一種為了“和平共處”和“國家利益”而容忍道德上的殘忍和政治上的野蠻的新蒙昧主義，它不是缺乏知識的理智蒙昧，而是缺乏良心和勇氣的道德蒙昧。正是這種新蒙昧主義的容忍，撕裂了作為人類共同家園的地球村，造成人類生存的悖論：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尊重與保障，另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羞辱和剝奪（比如，薩達姆之下的伊拉克有多處萬人坑，據估算曾經活埋了30萬異見人士；金正日之下的北韓勞改營內，關押著至少20萬異見者；中共治下的監獄裡，仍然關押著上千的良心犯，中共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之嚴厲，僅次於北韓、緬甸等獨裁國家），二者之間如何和平共處？一極是作為聯合國憲章基礎原則的保障和尊重人權，另一極是不問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國的主權與文化傳統的國際規則，獨裁國家正是在主權規則的庇護下，對內踐踏人權與實施國家恐怖主義，二者之間如何互不干涉？正如西方早期歷史上的白人享自由和黑人受奴役之間如何和平共處？現在，這種自由人和奴隸共處的歷史已經受到普遍的唾棄，被稱為“野蠻、原始、可恥的制度”，不僅是自由國家的自我譴責，更有獨裁國假裝出義憤填膺的姿態。
這種撕裂造成的悖論，其殘酷和野蠻遠甚於南北之間的巨大經濟差異。因為，現代意義上的貧困，絕非單純的資源匱乏和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貧困導致的權利貧困和尊嚴貧困，即人類不同的群體在尊嚴擁有上的巨大不平等和在權利分配上的嚴重不公。
如果按照相對主義思路而選擇現實主義外交，就等於認同人類被強權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公正現狀，人類中的一部分自由人容忍人類中的另一部分人陷於尊嚴喪盡的受奴役境地；也就等於否定了人人應該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正當性，任由某些獨裁國家以主權為藉口來踐踏人權。如此現實主義的最終結果，就是摧毀人們對自由的嚮往和對自由制度的信任。
二戰後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東西對峙的冷戰中渡過的，也是西方國家重回自由主義和非西方國家爭相走向自由的歷史，引領這一歷史方向的無疑是自由美國。新世紀伊始，恐怖主義向自由美國再次發出嚴峻的挑戰，世界也正在美國的領導下奮起應戰。9•11恐怖襲擊再次告訴人類，在人類走向自由的漫長過程中，自由的敵人遠遠沒有改邪歸正，但自由終將戰勝奴役的未來並不會因此而變得暗淡，全球化的恐怖主義不過是自由力量必須克服的障礙之一，正如人類對自由的堅守和追求曾經克服過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
自由民主發源於西方，但並不是某種文明的專利，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理應由所有人共同分享。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沒有人不願意過上免於恐懼的自由生活，而那些“拒絕把自由給予他人的人，自己也不配享有自由。”（林肯語）
2004年10月18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2004年1 1月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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