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鮑彤對趙紫陽的評價

「黨內黨外，瞭解八十年代歷史的人，有真誠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趙紫陽——發自內心的敬重，被壓在心底的敬重。」——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04年5月）這段對已經失去自由十五年的趙紫陽先生的評價，引自鮑彤先生寫於「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陽》（以下簡稱《念紫陽》）。這是鮑先生第一次專門撰文談及他的老上級趙紫陽先生。

眾所周知，鮑彤先生曾經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十三大中央委員，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可謂趙紫陽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屬。也正因為如此，六四血案後，鮑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員，可謂「六四」頭號政治犯。出獄後，鮑彤先生已經變成了著名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儘管遭遇到準軟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發表自己的政見。

我之所以首先談及鮑彤對趙紫陽的評價，一是因為鮑先生的回憶令我信服，他的資歷和人品就是這種信服的保證；二是因為鮑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運動和六四後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為從趙紫陽重用鮑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見出趙紫陽當政時的開明度已經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鑒於某些對趙紫陽和鮑彤之間的關係的指責，我也要駁斥那些諸如「趙紫陽錯用書生」、「鮑彤是書生論政，免不了幼稚激進」等等指責，起而捍衛趙紫陽和鮑彤對八十年代改革的傑出貢獻。事實上，當趙紫陽達到權力高峰而表現出張揚之時，鮑彤作為趙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是降溫作用。比如，據吳國光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記述：在籌備十三大期間，趙紫陽鑒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開化」口號，準備在十三大提出「政治開放」。然而，鮑彤卻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改還僅僅處於「訓政階段」，如果過早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會誤導人們聯想到開放黨禁和報禁，進而開放司法和選舉，而目前的現實不可能允許這些開放。所以，十三大報告不要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而還是只提趙紫陽的另兩句話更為穩妥，即：「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激進的「政治開放」議題，遂被暫時擱置。

對社會轉型作出巨大貢獻

在八十年代那個激動人心的改革時代，趙紫陽對中國社會轉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期間就深得民心，當時流傳甚廣的「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就是明證。他來北京之後，先在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時期，全力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思想解放運動。後來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就為中國的政治改革營造出最寬鬆的氣氛，並於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項措施。用鮑彤的話說：趙紫陽時代的中國，雖然還沒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文化上卻充滿了民主氣氛。

趙紫陽與胡耀邦一樣具有人道主義同情心，他有戈爾巴喬夫式的對共產制度的滅絕人性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其父輩的悲慘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過蘇共的迫害，趙紫陽的父輩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這種浸滿了家族血淚的意識啟蒙雖然殘酷，但是正因為殘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這種殘酷的啟蒙，成為他嚮往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內驅力，使他在改革開放中以悲劇英雄的形象結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義上，我決不認同趙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表現完全是政治投機並且是失敗的投機的評價。我相信他在八九運動中的作為，主要發自內心深處的道義支撐和對歷史潮流的遠見，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從他主政四川到出任總理再到就任總書記，其執政大方向一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在經濟改革方面的貢獻

眾所周知，在經濟改革方面，趙紫陽的主要貢獻是：在價值觀念上終結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力主「放權讓利、企業鬆綁和精簡機構」。在經濟改革的具體操作上，一九七九年的「擴大自主權」、一九八二年「減稅讓利」、一九八四年「利改稅」、一九八六年「企業承包」和一九八八年「股份制試驗」，特別是他親自樹立的「溫州模式」，歷經二十多年經濟改革的考驗，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導模式，為中國改革奠定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方向。然而，與鄧小平為首的跛足改革派相比，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最大貢獻則在政治改革方面。由於中國體制的高度獨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徵，文革後，中共高層有關改革的決策，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思想解放，事實上都是政治決策。具體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當「鄧、胡、趙」三駕馬車運行順利時，鄧小平於一九八六年發表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著重於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標，以改變「權力過於集中」和「權力缺少監督」的局面為手段。也就是從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入手，克服官僚主義，實行精簡機構和改進作風，盡快把經濟搞上去。

大刀闊斧進行政治改革

對於當時的政治改革，趙紫陽自己的敘述與鮑彤的記述基本相同。趙紫陽在六四後曾透露：「關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經探過鄧小平的底，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見《趙紫陽披露中南海內幕》）

有了鄧小平的「尚方寶劍」，在政治上遠比鄧小平目光遠大和心胸開闊的趙紫陽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鮑彤的說法就是：趙紫陽的政改，「著眼點是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良好的關係，從根本上剷除再鬧文化大革命的條件。」然而，在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總體設想時，鄧雖然點了頭，但也道明要堅守的底線：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不搞西方式的三權分立。

可以說，在政治改革方面，趙紫陽的觀念、人格和貢獻，即便在中共內部的開明派中，也無人能夠與之媲美。鄧的政改不准搞西方式民主和三權分立，而是「要保證效率，這是社會主義優勢，不能丟。」反對高層權力相互制衡是鄧的一貫思想。而在這點上，趙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權力制衡，從改變權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憲政，政治決策也才能科學化和合理化。在此問題上，趙紫陽不但與鄧小平等元老有分歧，與胡喬木和鄧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與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風格。比如，趙紫陽在政改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仍然在一九八九年的新年茶話會上做出承諾：在中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這樣的制度：「可以保證讓選民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按照個人的意志投票。國家重大決策和立法，是經過廣泛協商對話，有些則經過全民徵求意見後，由人民代表組成的權力機關決定的。」

據陳一諮回憶，趙紫陽曾兩次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次是談及在一九八四年還極為敏感的價格改革時，另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談及政治改革時，趙紫陽對調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陳一諮說：「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參見陳一諮：《再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趙紫陽精神——兼賀趙紫陽八秩晉五壽誕》）

無怪乎，就連中共元老葉劍英也曾向鄧小平和陳雲讚揚趙紫陽說：「紫陽同志是一個非常講究黨性原則的幹部，他不僅具備我黨高級領導幹部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而且，他的個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來，任勞任怨，是一個奮戰在第一線的好同志。」

使「反自由化」運動半途而廢

胡耀邦在台上時，中共高層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與鄧之間；由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防止個人崇拜、反對「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後，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現在趙和鄧之間。胡耀邦被迫下台，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實質上是既管黨務也管經濟，所面對的局面極為複雜。但是，他還是巧妙地頂住了，非但沒有擴大「反自由化」運動，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問題上，趙紫陽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的理由說服了鄧小平，之後就在懷仁堂的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反自由化」的擴大化。據鮑彤回憶：「左派們已經提出了『撥亂反正』的口號，想乘機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越颳越大，颳掉改革開放。紫陽舉重若輕，五月三十日在懷仁堂找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左中右各種觀點的大約一千名左右負責幹部開會。紫陽作報告，問大家，『把經濟搞亂了，誰負責任？』會後討論，左派們誰都不敢負責任，不敢應答。『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疾而終，經濟改革繼續發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議事日程。」

「反自由化」運動之後的趙紫陽主政時期（從他代理總書記到他下台），政治空氣的寬鬆、思想交鋒的活躍和言論尺度的開放，都達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說多元化社會的開始出現，是一點也不過份的評價。「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黨內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間還很活躍，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在國內外得到更廣泛傳播。這一切沒有趙紫陽對極左派的遏制和對自由派的開明是不可想像的。

趙紫陽對開明知識分子的保護，鮑彤曾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紀委」名義起草了對若干位黨員的處分決定草案，建議開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黨籍，提交常委們批准。社會科學研究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在被開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鮑彤回憶說：「紫陽問列席的中宣部長：經典作家對『科學的科學』持甚麼觀點？中宣部長從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時列席的有兩位老理論家，不約而同，似乎碰巧都沒有聽見，緊閉嘴巴，不幫年輕人解圍。紫陽說，『既然沒有弄清楚，常委怎麼能批？不要鬧出笑話來。你們這些決定，今天不討論了。』（接著，中紀委的一位負責人要我轉告紫陽，中紀委沒有受理、沒有起草這些處分決定，……）這件事之後，在中央辦公廳安排的常委議程上，從此沒有「理論案子」了。」

體制內外的良性互動

趙紫陽時期最著名的體制內智囊機構，就是在鮑彤主持下的「三所一會」。這一機構不僅是經濟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設計者。而且，通過這一高層決策的智囊機構，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對政治改革的參與，達到了相互駁難相互滲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據當年在「三所一會」的人士回憶，十三大結束後不久，趙紫陽就責成其智囊機構研究如何化解社會突發危機的對策，智囊們提交給趙的報告中已經把「建立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定期對話機制」作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從那時起，體制內外的對話、協商與合作已經開始，八九運動中的幾次對話，顯然與此相關。

事實證明，趙紫陽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數具有開明取向，也都深深地捲入了八九運動，並在六四後受到了嚴酷的整肅，大多數人失去了體制內的位置，許多人被關入秦城監獄，其中，鮑彤、高山、吳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員鮑彤，他在出獄後變成了堅定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過不斷的發言，徹底與血腥政權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

言論尺度的開放

在趙的權力達到高峰期十三大前後，趙紫陽在一系列敏感問題上的表態，大都有氣魄有膽識且言詞尖銳。據吳國光記述：一九八七年二月，趙紫陽聽取了溫家寶關於「黨政分開」的專題彙報，趙當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風也罷，二者都壓制了人民積極性，根子在於「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個黨委書記就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而解決這一大問題根本辦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在趙紫陽的支持和保護下，緊隨著「反自由化」運動的半途而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現了更為自由的氣氛。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最為開放，變成討論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的主要陣地，其言論的大膽和尖銳，討論的開放和熱烈，達到中共執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辦的「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及其《經濟學周報》，也成為當時最活躍的民間思想園地，對民間精英具有極強的凝聚力。一九八八年三月，趙紫陽提議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改名為《求實》。即便這一名稱變化巧用了鄧小平對「實事求是」的強調，但在當時的氣氛下，沒有足夠的政治膽識，也斷斷不敢作出更名決策的。

政治改革已經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中西方文化的大辯論也由專業刊物走進了中央電視台等大眾傳媒。趙紫陽還專門會見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張五常，通過趙紫陽的肯定性姿態，兩人的自由經濟思想成為當時政府幕僚、知識界和民營經濟界的熱門話題。

從鮑彤講述的另一個關於電影的公案中，更能見出趙紫陽對思想、文化、藝術的開明態度。鮑彤說：電影《芙蓉鎮》引發出黨內的激烈爭論，於是，一位書記處書記請趙紫陽裁定。「紫陽說，我們『看』電影，不『審查』電影。如果要我們『指示』，我們只好從此不看電影。」鮑彤評價說：「於是又開了風氣：政治局、常委、書記處不管文藝作品的審查。」

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

鮑彤回憶說：一九八七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正式出任總書記。「會後，他健步走到記者群中，接受自由採訪。一位外國記者問他，上任後準備幹甚麼？他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要求政治改革應該成為中共十三大的主題。為此，政改辦召集了黨政軍以及經濟、文化、外交、新聞和各省市的諸多領導人與專家研討政改，先後召開過三十多次內部座談會。在如此多的研討會上，除了吳冷西等個別人的反應冷淡外，絕大多數與會者皆充滿熱情，提出大膽的批評與建言。與會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是黨的權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須從批判權力高度集中和改變「以黨代政」體制入手，進而逐步實現用憲法約束黨權、黨權在憲法及其法律的範圍內行使的憲政。在研討會上有人舉例說：黨權已經達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漲價一分，也去請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賦人權、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方案進行。

有人質疑「黨的權力來源」，比如陳毅之子陳曉魯就曾在討論會上說：中共經過「武裝競選選上了」，但選上之後卻變成千年王國，「濫用了人民給的權力」。陳的發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時任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估計「反對黨」將會出現，主張現在就著手制訂「政黨法」，為將來的多黨制準備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對「政協」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認為憲法中沒有「政協」的地位，因而在中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協」屬於「非法組織」。所以，制定新聞出版法和結社法，也都在討論中得到關注。

有人質疑「黨的經費來源」，認為執政黨和民主黨派的財源由國庫開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張應該用增加黨費與國家補貼相結合來解決黨的財源問題。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以強調黨決不能辦企業和公司為主，他認為黨辦經濟實體的流弊比「黨吃國家」還嚴重。

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給予了極大關注，他認為戈氏改革所導致的社會發展，特別是在思想理論的解放與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對中國的改革頗有啟發。針對鄧力群所說的「多數人的專政就是民主」，趙紫陽反唇相稽說：「專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趙紫陽主政期間，他不僅寬容、保護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趙紫陽所做的十三大報告，不僅確立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項政治改革的措施，這已經是中共執政五十年來，發自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最強音了。其中的精華部分就是開啟多元政治的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秩序。

但是，由於在現實推行上的黨內阻力過大，特別是「黨政分開」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諸侯的強力反對，在六四前就難以有效實施。對此，趙紫陽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黨政分開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於這項改革在根本上衝擊了「既得利益與權力」。所以，有人甚至語帶譏諷地說：「改革改革，最後拿黨來開刀」。加之鄧小平欽定的硬闖物價關嚴重受挫，經濟改革引發的利益再分配和腐敗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不滿的凝聚點，遂使政改陷於停滯狀態。趙紫陽也只能回歸低調，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讓政治體制改革服從於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即反對腐敗、保證廉政和公民權利，為經濟改革的繼續深化創造條件。

趙紫陽還開創了政治局不干預司法的先例。據鮑彤回憶：「作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的我，在記憶中，趙紫陽任內，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沒有辦過一個『案』，沒有討論過一個政治犯的案子，一個也沒有。」

正如當時處於權力中心的鮑彤所言：「中央開了不管判刑的風氣，不因理論整人的風氣，不審查文藝作品的風氣，在全黨所起的示範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與趙紫陽主政時期相比，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其執政環境都優於趙紫陽時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出現了倒退。這就不能不讓人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

八九運動中的悲劇命運

據鮑彤回憶，趙紫陽在八九運動期間的重大決策過程如下：胡耀邦追悼會後，趙紫陽提出三條建議：「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應該勸學生復課；二，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種種要求，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這三條，常委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陽訪朝，李鵬送行，李問趙『還有甚麼事情？』紫陽說，就這三條。人們從當時播放的電視新聞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紫陽上了火車，隔著車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許在說『拜託』吧。」

趙紫陽訪朝回來，學生運動因「4.26社論」而升級，趙紫陽於五月三日發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講話，民間的反應是相當正面的，緊張的局勢開始有所緩和。接著，趙紫陽又在五月四日的亞銀年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據鮑彤回憶：「這一原則性的主張，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鵬）說好，一名不說話的常委，當時也沒有說『不好』；列席常委會的國家主席和人大委員長都贊成；學生贊成；社會各界贊成。在這個基礎上，五月八日常委開會，十日政治局開會，批准了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開展社會各界協商對話的具體建議。人大委員長召集副委員長開會，全體積極支持這一建議。事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本人，也當著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面，告訴總書記趙紫陽：『都同意』。」

能夠印證鮑彤的記述的史料，還有趙紫陽在六四後的自述：他訪朝前提出的三點方針，獲得了鄧小平及大多數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間達成了一致。趙回國後，堅持認為鄧小平支持「4.26社論」是八九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事後，鄧小平的子女也曾打電話給趙紫陽，希望趙在五月四日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講話中，能夠突出「鄧小平關心青年成長」的一面。趙的紀念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也都得到鄧和多數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五月十一日胡啟立去《中國青年報》召開關於新聞改革的座談會，傳達趙紫陽的講話：「開放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了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士人心所向，面對國際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中青報》新聞人的對話，與此前袁木等人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非但沒有緩和當時的對立情緒，反而激起學生和知識界的更大不滿。而胡啟立出面的對話則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的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趙紫陽在自述中還透露，在實行軍管的問題上，最初，鄧小平及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而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後來，中共高層五月十七日在?H小平家裡開會，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態度N。

趙紫陽對執政者的道義壓力

也就是說，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4.26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持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以實際行動踐行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誓言。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與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道義姿態的確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為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種啟示也是一種道義的壓力。

在六四後十五年的軟禁中，趙紫陽仍然相信「現在經改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不過，政治體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後就一直沒有再向前推動過。……六四在中、短期裡不會平反。但是我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個說法，終會還其自己的本來面目。」

這段話，大概可以作為趙紫陽對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為的自我鑒定吧。

二○○四年十月十七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2004年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