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7日訊】(普京有100個保鏢，有一個想殺他，可普京又找不著他是誰，非常頭痛；小布什有100個經濟學家，每次聽證會都請他們來開會，100人吵吵嚷嚷的。小布什的麻煩比普京的還大。

一次莫斯科大閱兵，當俄羅斯步兵方隊，坦克大炮依次走過，後邊過來一穿黑西裝方隊。參閱各國武官好奇地問：「他們是功勳間諜？」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得意說：「不，他們是經濟學家，我把他們派到美國去，給美國造成混亂要超過911。」)

官僚、資本和學者,號稱「鐵三角」同盟。不是一媽生的三個孩兒，「鐵三角」演出的是一場鬧劇。

老百姓自認為改革奔天堂社會。國有企業改革走過了整整20年。承包制不行就「砸三鐵」，「砸三鐵」不行就「學邯鋼」，「學邯鋼」不提了就搞「拍賣」、搞破產兼併、搞「股份合作」、搞債轉股、搞國退民進，結果怎麼樣？有香港學者郎鹹平一聲吶喊，讓我們關注「國資流失」，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用一通亂棒把人家打跑。

1992年一開始，恰恰是以各級黨政官僚為基本動力。在90年代後，官員對於改革的懷有巨大熱情和衝動。不管這種熱情和期望值背後有什麼目的，超過了社會上任何其他階層，甚至超過了私營企業家。

香港中大教授吳國光：80年代一次改革中，知識份子在改革進程中實行著與國家政治合作，同時在時保持有批判力，92年二次改革後，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那種既批評又合作的關係，處於兩個極端的方向演變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對大多數學者來說，蛻變成為對於國家政治的依附；一小部分知識份子批判聲音漸漸弱化。這種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的影響力，因為政治依附意味著知識份子不再發出獨立的聲音，受排斥的知識份子，則為異類既無權力影響社會，也因處在權威主義的高壓下出局。90年代以來以激進市場化與權威主義化相結合的改革，則大大壓縮了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或者改造成為市場與強權雙重結構的附庸，或者說同時被政治與市場迅速淘汰。要麼加入利益同盟，要麼淪為權貴資本市場外的犧牲。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一體。準確地說，就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一體。所以，重要的是發生在國家與資本之間，學者充其量不過是後兩者共同支使的一個小小聽差。（二次改革 《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吳國光 ）

學者近官只在幫閒，還要看官喜歡不喜歡，大環境逼的學者不得不自我改造成學官或學商。

權貴經濟使國家支配金融資源的能力被各級官員所利用，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的熱潮依靠的就是銀行資金，由此種下了銀行大量壞帳和潛在金融危機的根子。政府的亂投資、浪費和腐敗，已經消耗完了財政可能利用的資金，也消耗掉了老百姓存在銀行的大部分存款，現在主要是靠引進外資在維持著經濟的基本平衡。由於國家財力被官員們掏空了，連必須的社會保障金（養老金等）都不能保障支付，過去幾年中每年社會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窿」都以幾百億的速度連續遞增。於是財政部就想用國企股減持的辦法到股市上「圈錢」，就是用國有企業那些不值錢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錢來填補社會保障金的漏洞，壓搾的股民最後一個銅板。股民不甘長期被套，大量拋售股票，導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這招已經不靈。最近政府為了安撫股民心，正式宣佈放棄「國企股減持」。但是，社會保障金仍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源，於是增加稅收就成了替代選擇，開始查富人的稅，剛開頭又就導致資金外逃。

目前的資金外逃數量大體上與外資投入持平，一旦資金外逃超過外資投入，金融瓶頸對穩定發展的制約就會凸現出來。商務部研究院的《離岸金融中心成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報告指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約有4000名腐敗官員或其他人員逃往國外，帶走了約530多億美元的資金，（民間估計900億美元，）2000年以來資本的大量外逃加劇，使得中國大陸成為繼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後的世界第四大資本外逃國。日益猖獗的資本外逃將會危及中國大陸金融的安全，甚至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源。

王振中：「與1993年那次過熱不同的是，這一次經濟過熱相當程度上是以損害弱勢群體利益為代價的。尤其在2001年以來推動的城市化過程中，大量土地的開發是建立在直接佔有農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遷基礎上的。過去幾年裡面，地方政府低價從老百姓那兒拿來土地，再高價賣掉，以此獲利9300億人民幣之多。」他強調，這種非常直接的利益衝突引發了去年因拆遷導致的連續兩起自焚事件，為建國以來罕見。

「先扒房子後修路，扒完房子不補償。」近兩年來，辦媒體和蓋房成了投資熱點，儘管投資辦報辦刊是「燒錢」屬高風險行當，還是有人躍躍欲試。另一個投資熱點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區拆老房，蓋新房，用典型的官商勾結手段，非法圈地，拆除民房，就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做出這種的惡行，黑社會都被動員進來強迫拆房和搬遷。

大摩的史蒂芬.羅奇9月13日警告：「目前2/3國家和地區正面臨房地產泡沫危機，而即將到來的貨幣政策調整，將為全球房地產和世界經濟帶來更巨大的風險。在所有房地產泡沫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第一。」其中，「上海和北京因占中國銷售量的14%，且房價漲幅最大而將首當其衝」。報告顯示，由於中國緊收銀根，加上美國再度升息，使中國房地產市場看似接近爆炸邊緣。

現在對中國許多問題的認識與解決，根本不需要更多更深的專業知識，僅須常識與良知即可。而許多經濟學家恰恰所缺乏的正是這一點。法學家總說中國腐敗缺乏法制，其實跟本提不到那麼高，官員只要尊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行。中國人處世哲學，歷來是演戲為重，演喜劇、演鬧劇都是給人家看的。最老道的原則是沉默，一言不發。做大官如此，做大學問亦如此，那才顯得道行深呢，不理你，不帶你玩，來封殺對手。魏加寧發現，一些政府官員常常會說「多種語言」，面對群眾說官話，面對領導說好話，面對朋友說真話，面對媒體說假話。令他更失望的是，專家學者也與十幾年前大不一樣。「如今專家學者的隊伍也已經大大分化，仍然從國家利益出發、替中央政府著想的人越來越少，而為部門、為地方、為行業、為企業說話的專家學者越來越多。尤其是有的專家離股市比較近，就反對提高利率，也有的專家離房地產業比較近，就說沒有泡沫。總之，誰出錢就為誰說話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

使人看不懂的是，不惜借重國際資本來維撐政權。所以，二次改革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吸引外國資本（不一定是國際文明）的改革。共黨和資本之間，歷史上從來也未曾有過這樣赤裸相擁的熱烈場面。中國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也不先要看人家要你嗎？喝狼奶變狼孩兒，變了種又有何妨？中國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度,更是一個無信仰,把錢當信仰還有信仰嗎？現如今可趕上這麼一個好日子，人的慾望得到極大釋放和滿足消費至上,意識形態和道德、法律約束很有限。社會情緒在化做行動之前，一般是看不見、摸不到的。
　　
* 資本與學人

學者要麼沉默，要麼「犧牲」？

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董事會之間的衝突，從來都沒有像2004年上半年這樣劍拔弩張。魏傑、程厚博、劉文波、杜厚文、牛新化、俞伯偉、郭曉川、王斌……接連發生在樂山電力、伊利股份、新疆屯河等3家上市公司的「獨董風波」，這些名人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死菜了，新疆屯河的獨董魏傑、杜厚文、牛新化「炮轟」公司在已經有超過3億元逾期貸款的情況下，還擬以現金方式收購德隆旗下資產的「左手買右手」行為，繼而憤然請辭。

6月，被譽為「中國第一獨董」的俞伯偉更是在伊利股份被「強行罷免」。剛進入7月，華冠科技的獨董高雅清就公司的三項議案提出了反對意見，直指問題隱患。看來，2004年注定了獨立董事與公司董事會之間的矛盾已浮出水面。獨董們和上市公司董事會叫板是害怕上市公司出現問題而連累自己，造成自己名譽的損失。「鄭百文事件」後其獨董陸家豪因失職而被證監會處以「巨額」罰款。對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獨董們的辭職和反對，著實有點姍姍來遲……不做「花瓶」就要被迫辭職的選擇，最終，轟轟烈烈的「樂電事件」，以程厚博和劉文波二獨董的辭職而告終，而與程、劉二人在聘請中介機構審計、公開審計結果立場一致的五位董事也在之前慘遭罷免。鐘朋榮：我既做過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也做過非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既當了內地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也當了香港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在這個過程中我最為明顯的感受就是：沒有充分的信息，既當不了「包青天」，也當不好「諸葛亮」。（《中外管理》8月）學者近商幫忙關鍵還得看主子的臉色。

權貴經濟下「做局」「圈錢」成風，最近一兩年來上市公司中的一連串醜聞，從中科，銀廣廈，一直到近日曝光的華晨。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九月十三日正式卸任。任期三年7個月。史美倫曾直言不諱痛陳中國證券市場「四大病」：上市公司缺乏贏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其二：市場參與主體的誠信責任意識淡薄；其三：市場的操縱行為比較普遍；其四：投資者的素質有待提高。在加強監管的聲浪中，一批勢力龐大的違規上市公司黯然退場，數家裹藏資金黑洞多年的券商相繼出局。中國國內八十多家上市公司和十多家中介機構受到公開譴責、行政處罰，甚至立案偵查。三年七個月，史美倫的任職時間偶然與另一條曲線重合：中國股市由高點跌落，直擊一千二百五十九點。中小投資者看到的則是自己賬戶一天天「縮水」。

看來8-9月爆發因郎鹹平引發的國資改革的大討論絕非是偶然。11萬億國有資產去向，直接關係到共和國每一個公民利益，關係到共和國的國體，關係到執政黨的性質。

侯若石：從嫌貧愛富出發提出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絕不是制度創新。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怪現象：某些主張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經濟學家不斷發表維護富人利益和歧視窮人的觀點。

國家對待農村和大多數小城市的政策，實際上採取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由於農業無利潤可言，已近破產，主要的政策和僅有的金融資源都用來發展幾個「櫥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幾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靠這些「櫥窗城市」吸引外資，而對其它地區則棄之不顧。所以有的學者稱這種經濟發展策略是「樣板戲戰略」。二十五年的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改革是為了百姓的未來幸福，還是用未來換取眼前的假繁榮？就是在絕大多數行業都沒有投資和發展的機會，更談不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了。

80年代改革是試圖衝擊黨治框架的市場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則是在黨治框架內馴化了的改革。當然，這並不是說，改革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進程，最終不會衝擊黨治。

* 權貴資本

大凡重大的人和事，在歷史上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作為悲劇，第二次作為鬧劇。所謂鬧劇，無非是說這裡充滿了滑稽和荒謬。第二次改革全部是解構：解構體制，解構道德，解構文化，解構環境，解構一切，除了不挑戰政治體制。說到底，即使是這樣一個不被挑戰的政治體制，也同樣處在解構之中。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國，就是一個專制資本的中國。必須強調的是，儘管資本可以侵蝕專制，而專制也一定扭曲資本，但是，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指揮下，通過經濟增長獲得政權合法性這一根本目標，它們形成了共同維護專制的大盤交易。我們看到，那些僅僅批評資本的人，可以幫助專制在國際上改善名聲；那些主張放任資本的人，則可以幫助專制增加厚實的物質基礎。知識份子左右逢源之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超越呢？（二次改革 《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吳國光 ）

北大教授丁元竹領銜的98名學者提供了一個《聚焦轉型期中國與社會安全》的專題報告。報告說：「腐敗可能成為危機的『導火索』」。（見《中國青年報》9月2日） 98名學者建議：中國積極應對2006-2010年前後風險期。中國2010年前後是「危機多發期」 ，最有可能出現危機的領域依次是「社會」、「金融」、「經濟」、「就業」 。腐敗問題可能成為危機的「導火索」。丁：根據對各類專家的調查，總體上看，社會危機(如城鄉貧困問題、失業問題、農民工問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問題、教育危機等)、經濟危機(尤其是金融危機)、環境危機是最受關注的三類問題。因為這些領域有可能發生較大風險，根據專家們的回答，最有可能出現的領域依次是「社會」、「金融」、「經濟」、「就業」。腐敗問題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形成最後的導火索。（2004年09月02日 中國青年報 記者 王磊）

樊綱、張五常之流叫囂什麼「腐敗次優選擇」，厲以寧的「農村金礦論」與基尼係數二元論、湯敏「教育產業化」、茅於軾「義務教育貸款說」、溫鐵軍「農民土地保障論」、劉偉「堵車文明論」。這些精英理論概念，並沒有超出晚清精英的「清議」水平，多數還是誤國有害的。學術腐敗，教育腐敗，醫療腐敗，已經超過了中國歷代腐敗。一個腐敗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場鬧劇。

公安部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額逾700億元。其中，暴利走私、涉案金額250億元的賴昌星畏罪潛逃加拿大；涉嫌經濟犯罪、涉案金額70億的仰融出走美國；涉嫌巨額索賄受賄、涉案金額0．56億的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逃到美國。統計，自1998年以來，中國公安機關先後從30多個國家、地區將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緝捕回國，其中包括貪污挪用公款4．8億美元、潛逃國外2年半的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詐騙資金5億元、潛逃國外8年的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錢宏，貪污、挪用公款13億港元的廣東省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總經理黃清洲，貪污國家巨額資金的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等等。據統計，全國檢察機關境外追逃工作會議上傳出消息：2004年1－7月，全國廳級以上幹部109人因涉嫌貪污賄賂落馬。職務犯罪案件還有三大特點：「高官」增多,窩案串案突出,與社會醜惡現象並存。

* 50年最為嚴峻的就業形勢

就業是民生之本。「大學生就業難」正日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280萬高校畢業生如何就業？大學生的就業率幅度下降，也意味著很多中下收入家庭傾全部儲蓄供養的大學生畢業後不可能幫助家庭經濟復原，大學畢業生受過高等教育，就業預期相對比較高，如果他們無法正常就業，實際上表明中國社會正常的社會陞遷通道被部分堵塞，這是社會不穩定的長期後果。少數人的極端甚至恐怖行為就和現代社會的本身一樣脆弱。

在中國自殺已經成第五大死因，佔全部死亡人數的3.6%。在15歲至34歲的人群中，自殺是首位死因。我國每年有25萬－28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天約有750人。此外，每年還有200萬人自殺未遂，這意味著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殺結束生命。

這回可是不期而至，危機總是在每每人們最麻木的時侯爆發——通脹，股市，房地產，還有許多的社會性問題，單提出那一個都要命，就業、兩極分化、三農、水資源，環境。
一個捨棄了大眾弱者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制約的社會，一個太平盛世，偉大的人民已經不復期望，只有聽聽空話，甚至於懼怕未來。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連高官富豪都已經逃亡或在予期逃亡，小老百姓最是無耐，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跑又跑不了。

偉大的變革的時代的學者是最光彩的，也是最醜陋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