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
蔣品超﹕
浩波﹐在經歷一些波折時﹐望你保重。就我的感覺﹐中國當下可能出現的大詩人﹐他應該是堅持“寫實性”﹐也是我從進入網絡就一直強調的“一針見血”的寫法。我希望你能堅持。我感覺你說你在做著“浪漫主義”寫法是一種逃避(我斷言﹕浪漫主義在當今中國不會再出現大詩人﹗﹗)﹐因為你潛意識裡認為自己已經在寫實性上出現了瓶頸。
如果是這樣你需要超越﹐現在的超越已經不是寫法的問題而是思考與題材的問題。你和我現在都面臨這兩個問題。你比我優越一點就是你對題材就近一些﹐希望你能把握。
沈浩波﹕
大不大詩人的問題，不要放在面上考慮，那是心裏的事情。過多的放到面上，並企圖通過題材之大來強以實現，就會通往偏執、虛妄和極端自戀。
做一個詩人，若是一味求大，則失去了詩人最基本的日常性，一個詩人，首先應當是一個日常的詩人，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去把“大”的題材契合於日常的詩的內心。 僅此而已，與主義無關。
目標和具體思考行為是兩回事。在每一次思考行為中尋找思考內容的真實性與深刻性﹐努力接近詩歌與詩人的實質﹐這是一個希望自己是真詩人的應該做的。這與“企圖通過題材之大來強以實現，就會通往偏執、虛妄和極端自戀” 是沒有關係的。也許你跟我所走的路線不同﹐所以看到情形不同。我是從浪漫主義切入詩歌的﹐當所謂的“浪漫主義” ﹐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有些人所說的“現代主義” ﹐無法滿足我書寫自己所想書寫的慾望時﹐我看到了“現實主義” 寫作的巨大潛力﹐我感到了這裡才是揭開現代詩歌蘊藏的必由之路。其實這一道路在中國上個世紀曾已經被人衝撞過﹐並且裂開過一道縫隙﹐但立馬被現實某種環境給堵死了﹐那就是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在我看來葉氏此詩是比北島詩歌更具價值與意義的現代詩歌作品。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它會開闢中國詩歌史上輝煌的一頁。可惜這本該建立輝煌的歷史卻被歷史的不該給閹割了。
如果人們細緻研究唐詩﹐人們會發現並理解我的斷言﹕ “由浪漫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是一種詩歌走向成熟的具體體現” ﹗–伊沙不是總在奢談唐詩嗎﹐但他不會有眼光看到這點﹗他的所謂<唐>就是他看不清“唐” 的具體反映﹐當下詩壇的現實情形已經徹底的摧毀了他的<唐>所闡述的想法(藝術與現實﹐心靈與現實在高壓的氛圍中總是抵觸的﹐這是人性法則﹐實質上就是自然法則)﹔北島在哀嘆﹐他的美國學生都讀著那些寫實的在他看來是詩的窮途末路的東西﹐不理睬他這個“現代主義大師” ﹐北島還迷戀在昔日人們對他這個“現代主義大師” 的崇拜裡﹐他更不會看到這點﹗李少君的< “草根性” 與新詩的轉型>他看到了中國當今詩歌寫實性的一面﹐也就是我極力在中國網絡詩壇強調而引來萬花盛開的這一面﹐但他摸錯了問題的方向﹐他把它理解為將外來語言本土化的問題上﹐這是錯的。語言自五四起已經經歷了多少代﹐如果還認為語言是詩歌的問題這是荒謬的﹐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甚至有譁眾取寵的搞笑嫌疑。有人會說我講話武斷﹐希望我具體去闡述﹐我實在覺得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既廢時間精力又毫無意義。除非一個人不具備流暢現代漢語的能力﹐他會不具備寫作經典新詩成為新詩大師的基本條件。如果一個人具備了流暢現代漢語的能力﹐他就具備寫作經典新詩成為新詩大師的基本條件﹐而他不能寫作經典新詩成為新詩大師﹐這與語言本身及其技巧無關﹐因為語言及其技巧就蘊涵在他流暢的漢語能力裡。那麼我們在談大師﹐談大師作品﹐我們首先應該避開的一種錯誤認識﹐在李少君先生文中深刻體現的錯誤認識﹐就是“大師寫出了全人類以及貫穿其歷史的情景” 的想法。大師不是寫出了全人類以及貫穿其歷史的情景﹐而是寫出了某一區域的人類某段歷史的人類的情景﹐而以此體現出人類在相同或相似背景下的令人景仰的精神。如果認識了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理解“北島是大師”的問題﹐就不會去指責我們的新詩沒有大師。我曾在<北京評論>等幾個地方強調過“內容決定形式” ﹐很不幸我的這樣感悟在幾十年前台灣的啞玄早已經提出﹐這是我在今年美國賽蒙士學院國際華語詩歌研討會聽有專家談及的。如果說北島所處的歷史再一次重演﹐那麼就是說在此背景下真正詩歌的內容(這裡指精神) 將會再一次選擇北島形式﹗這不是那些經院的詩歌教授們自己無知在那裡批判北島詩歌“口號” ﹐不是詩﹐所詆毀得了的﹗難道一個教授的別出心裁經院式的文人相輕能取締一段歷史所產生或者期待的詩歌精神嗎﹗大師是一個時代的大師﹗不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大師﹗理解了這些就理解手法技巧等等的糾纏。與徐志摩一樣﹐北島是他們各自時代的浪漫主義大師。只不過徐志摩是輕盈飄逸的浪漫主義﹐而北島是沉重雄渾的浪漫主義﹐他們的寫法大多具有相同的象征與隱喻的特質。
應該承認李少君先生所說環境打斷藝術創作的認識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我認為與其說是環境打斷了創作﹐不如說是環境硬生生塞給我們新的需要我們重新去創作的創作內容。抗日戰爭切斷了以郭沫若﹐徐志摩創作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創作內容﹐解放建制切斷了以朱自清﹐聞一多﹐特別是艾青創作為代表的抗日解放的創作內容。八九事件切斷了以北島﹐葉文福為代表的“新時期” 社會思潮的創作內容。中國社會經歷的歷史與西方國家有太大的不同﹐我們不能因為一些拙劣的翻譯家自己都沒有弄明白他們所翻譯的作品產生的背景與中國社會有多大的不同而只是出于一些目的為了介紹這些作品而介紹了這些作品﹐就跟隨著去貶低自己的大師﹐抬高其他作品的地位﹐這是典型的在文化上的崇洋媚外﹗我經歷的一些足夠告訴我﹐語言的隔膜足夠讓另一語種的人們將一個文盲當成其所在語種的人們之中的大師。大師只有一定歷史一定人群的大師﹐而沒有屬于全人類甚至全人類歷史的大師﹗一切這樣的認識都是自身理解的缺憾。所以另一歷史條件下的人們不接受一定歷史所產生的大師甚至詆毀﹐這是不接受者的錯誤或者對大師一詞的誤解。
而歷史自八九之後出現斷裂後﹐歷史將再一次為被迫斷裂的歷史進行銜接。那麼這一次銜接就象唐朝所經歷詩歌由新生到興旺到鼎盛的過程一樣﹐是新詩由李白式浪漫主義的郭沫若徐志摩北島階段(從未來整個宏觀的新詩歷史的眼光來看﹐由五四到某四將會認定為中國新詩史的浪漫主義階段﹐是中國新詩浪漫主義發展的高峰甚至是鼎盛時期﹐歷史的發展已經預示了新詩的浪漫主義將再難有其輝煌的榮景。我在前面已經談過這是歷史環境給予的詩歌內容所決定的。–當然﹐這是出于我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樂觀估計﹐也就是說我對中國社會抱著由衷的信心與期望﹐認為在以後的日子將不會再出現從前時代的恐怖專致﹐如果歷史重演﹐也就是內容重複﹐那麼詩歌的形式也會重複) 過渡到杜甫式現實主義的階段(在這裡我很想用上我的名字蔣品超作為此一階段的符號﹐但我希望這個位置能留給誰。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這個位置還是屬于我的) 。
“由浪漫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是詩歌走向成熟的具體體現” 是我斷定未來中國新詩的發展趨勢﹐是出自我對人性之于詩歌來自內心的渴望﹐以及由唐詩的攷察所作的假說﹐但我堅信這個符合人性與社會規律的假說將會被歷史所證明。我的假說深刻揭示的一點就是歷史的內容決定了新詩在其階段的形式。而不是李少君先生所說新詩缺乏大師之作是由于西方語言或者觀念需要在中國本土化的問題。
下面我再把我引以為推論依據的來自人性的深入剖析很久以前的一文再列在這裡﹐僅供參考﹕
《現實型的文學可能會是中國今後較長一段時間的趨勢》
「沙丁魚渴望罐頭向大海打開。」
茉莉在她《留在皇家文學院的空椅子——紀念瑞典作家維拉·阿斯佩斯特羅姆》一文中說“這是最近去世的瑞典作家維拉·阿斯佩斯特羅姆( Werner Aspenstr鰉) 最膾炙人口的一行詩。這行詩不但印刷在書本上，印刷在T 恤上，更寫在無數像沙丁魚一樣掙扎著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心裏。”顯然茉莉對這樣接近于當年朦朧詩風格的詩句有著一定程度的喜愛。我曾在《螢火蟲》網茉莉貼出的此文後有過自認爲比較精闢的回復，當然我不是說類似的詩句不好，而是說另一層想法。我想這可能對理解目前爲什麽中國大陸文壇漸漸遠離當初的“先鋒派”文風讓有些人産生失落，譬如我在一處就看到大陸研究人發出感歎，文《現代、後現代在中國有前途嗎？》中說‘發現那些八十年代的“先鋒”作家最近都很沈默，馬餘、殘雪等人最近都沒有作品或沒有有影響的作品，莫言倒是出了幾本書，但他已經回歸了，沒有了“先鋒”的氣息。’這種現象可以是一種解釋。我的回答如下：
“茉莉，可是這樣的詩句因爲它的不直接性，人工的成分重，也就是較難直達言說意義的實質，現在很多忠實語言的實質的人們，他們開始厭倦，甚至放棄。美國當代詩句也重視寫實，中國詩壇也有這種趨勢。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曾在另一文中也有更深入的闡述：“對於一個人來說，僅就純自然的人性而言，事物的本質，即事物原始的真實才是它最終的渴求。”就是說人的本性是求真的，沒有人願意自己所得到的是假相，越真實越接近實質當然越容易被理性認可。而朦朧詩以及先鋒派文學在文字表達上就語言的真實方面對閱讀者就隔了一層。而現實始終是真實的，而我們用隔了一層的語言來講現實必定與不隔完全裸露的現實型語言來講顯然會效果不同。在經歷了一段先鋒之後人們不自覺的産生對現實型文學的需求，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想斷言現實型的文學可能會是中國今後較長一段時間的趨勢！
當然主義不主義其實都是評論者的介定﹐寫作與主義無關﹐真正的寫作只存在衝動﹐如果浩波就個人切入詩歌的經驗與我不同﹐你可能覺得這是你需要去努力的一個方向﹐甚至對此產生迷戀﹐但這會是屬於寫作個體的個人情形﹐但對於中國整體詩歌的發展而言﹐現實型寫作是趨勢﹐並將是歷史﹐而且中國新詩下一位大師將在這裡出現或者已經出現。
2004/11/14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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