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於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

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儘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獃子」，「離現實太遠」。

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獃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

1955年的中國，只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甚麼學問，不是甚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於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獃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彷彿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