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民意，人民的意愿，但在現在的中國，往往老百姓有愿無處訴，從各地的信訪部門的門口就可略見一斑。感謝網絡，他給民意的申張提供了一塊非常有效的陣地。由於網絡的特點，老百姓可以無所顧忌地發表自己的意愿。
從劉涌案到蘇秀文“寶馬”案，源自網絡的民意似乎開始撬起一個又一個案件。我們不難在網上看到鋪天蓋地的喊殺之聲。這也許將成為2004年中國社會法治進程的一個轉折點。因為網絡就是一個虛擬的陣地。紛紜的“民意”在中國的公共領域中再次登場，並將焦點聚集在個案和司法領域。這無論如何是一樁格外醒目的事件。
往常說“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民憤在哪里呢？在一個無法為民意表達提供足夠制度平臺的稀薄的公共領域，所謂民憤就像游擊隊，埋伏在來自街道角落的臟話和每家人的廚房里。但現在，長期積壓老百姓心里的民憤也終於上網了。民憤就是成千上萬的帖子，就是變成了印刷體的浩蕩唾沫。於是一些學者開始擔憂，在劉涌案和蘇秀文案中，民意已經干預甚至脅迫了司法，那些表達了民眾樸素正義觀的喊殺之聲，是否傷害了一個法治社會引為驕傲的“程序正義”？難道傳說中的“多數人暴政”，來得如此之快，如此不講道理？
應該說對民意的警惕和預防，的確是憲政民主的一個基本理念。憲政的意思不僅是限制政府權力，也要限制“人民”的權力。因為憲政的實質是就是限制主權者，“主權在君”就虛君，“主權在民”就虛民，主權在老婆就要“虛妻”。“虛民”有兩個最重要的手段，一是代議制度，二就是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因此警惕民意對司法的沖擊，這個看法原本是對的。
民意或民憤的非理性，可能出自一種移情作用。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人們很容易把長期以來或在特定事件中激發的憤怒，遷怒於一個具體的被告。被告成為“替罪羊”。替罪羊的意思不是指被告一定沒有罪，而是說被告不僅在為他自己的行為承擔罪責，而且在公眾心理上，他也在為眾多之前未被清算的類似案件、類似罪行承擔一種連帶的責任。這時對他的審判就成了一種政治儀式，對他的懲罰也成了一種公開的獻祭。如在英國的上述冤案中，這樣的“民意”滲透進陪審團，擁有生殺大權，就是十分危險的。
民意可能是非理性的，還因為某些時候多數人的意志和欲望完全可能受制於主流的意見，而某些場合下越是非理性和情緒化的意見就越是容易成為主流。如麥迪遜所說，“在雅典的6000人公民大會上，即使每個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再舉個例子，我個人的食欲和酒量都很容易隨著聚餐人數的增加而非理性增長。所以至少在飲食方面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隨波逐流者。
但在劉涌和“寶馬”案中，網絡民意的沸騰並不是負面的。批評民意的人沒有注意到“網絡民意”只是一種制度外的輿論。它並沒有進入和干擾訴訟程序，至於為什麼“民意”會轉化為干預司法的“官意”，然后向著司法壓下去。這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問題，不是民意本身的問題。“網絡民意”不管你認為它對不對，它都具有正當性。不能把火發到民意上去，一些學者對案件中沸騰民意的某種敵視顯然是戲劇化了。輿論只在制度和程序之外鬧騰，而一種良好的司法和政治制度就是要經得起人們站在制度外鬧騰。在法庭外、議會外和政府大樓外鬧得再兇，一種法治秩序也應該具有作出吸納或拒絕的理性能力。並因為司法制度的運作具有程序正義，無論這次吸納或下次拒絕都不會危及政治秩序的說服力。當然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制度環境，但你只能去要求一個在民意面前表現得更好、更得體的制度，而不能要求活在不正義之下的民眾在受到傷害后，永遠像紳士一樣保持理性和矜持。
民意自古以來就是非理性的，否則還要憲政制度做什麼呢。警惕“民意”是警惕一種會在民意前失控的制度，而不是警惕站在制度門外的“民眾”。更不意味著知識精英對於一般民眾的藐視。
對劉涌或蘇秀文喊殺的網絡民意，真的和“程序正義”背道而馳嗎？我認為。其一，程序正義首先意味著一種正當的程序，程序的設計和運作必須符合實體上的正義觀，符合對個人憲法權利的維護。不正當的程序根本不是“程序”，是過場。其二，程序的“正當”與否，不能取決於一種唯理的知識考察。因為“正當”不是一個理念，是一種稀缺資源，是一個經驗上的判斷和積累過程。在劉案中因為“刑訊逼供”等程序規則而“疑罪從無”是正當的嗎？我的回答只有在一個罪人因為尊重程序規則而被漏網之前，先有十個、一百個無辜者因為程序規則而受到保護。這樣的程序才可能“正義”，這樣的代價才是一個轉型社會可欲的。這樣的“程序正義”才和中國當代社會有血肉關系，才能贏得老百姓對法治最起碼的信心。否則“程序正義有助於實現實體正義”這個命題就是一個抽象的和虛假的命題、是一個和中國的民眾無關的理論假設。
司法獨立是最基本的、最大的程序正義。在缺乏程序正義的時代，“網絡民意”並不是程序正義的對立面，而是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如果司法在這樣的民意面前頻頻失態，那麼民意就可能成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催化劑。
－－轉載自《議報》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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