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當一個人絕望、精神崩潰時，往往會幹出傻事，關了幾個月後，杜導斌心情愈來愈煩躁，他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明，特別是在莫少平做“不起訴”的努力失敗後，他的精神徹底崩潰，他想到了自殺，他要用自殺來換醒強權者的覺悟，用自殺來證明對專制與獨裁的痛恨與無奈，雖然這些想法未免太單純，但他就是這樣敢作敢當的人，並且付諸了行動，自殺時間定於2003年4月30日。

一切都準備好了，趁著放風的機會，沖過人群向牆體猛烈撞去，並且計算了用幾步越過囚犯，幾秒鐘到達牆體，並且要形成多少衝擊力才能增加慣性都做了精確的計算。

第二個工作，是要將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留給世人看，留給兒子長大後看，讓世人知道，他寫文章的目的，是出於愛，是出於對國家、對民族的愛，是愛之切、責之苛，現在選擇結束生命，也是爲了愛……，他不停地寫，不停地將想法記錄在厚厚的筆記本上，他有時候寫的神采飛揚，有時候寫的淚流滿面，他放不下的是兒子杜紅玉與妻子夏春蓉，他有愧於他們……

他的反常舉動被公安安插在36號室裏的密探（眼線）窺視出來了，並且悄悄地對看守人員進行了舉報，看守所的領導找他進行了談話，並在談話的機會裏派人看了他的筆記本，從此，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放風的時候都有兩個人緊跟在後面。隨著時間的磨練，杜導斌自殺的念頭才慢慢打消。

起訴階段，孝感市檢察院爲弄不到杜導斌親口承認的“煽動顛覆”等字眼而大傷腦筋，他們採取了一切辦法想從杜導斌口中承認“煽動顛覆”的目的，要杜導斌認罪，但杜導斌矢口否認。

三月的一天，檢察院又一次對杜導斌進行了提審，提審人員除趙兵、胡澤英外，還有一個年逾五十歲的婦女，趙兵等人開始並沒有介紹其身份，杜導斌後來才知道她是孝感市副檢察長，姓周，周檢察長是從湖北省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周檢察長說話很友善，思路敏捷，她對杜導斌說，他的文章她都已“拜讀”，認爲杜導斌很有“水平”，奉承他又年輕，又有官職，很有前途，他們檢察機關不想一棍子把人打死等等，接著話峰一轉說，只要他承認了錯誤，承認有罪，承認其目的是爲了顛覆現政權，他們檢察機關就可以做不起訴的努力，杜導斌早已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既然承認了寫文章是爲了“顛覆現政權”，他們怎麽可能放過他呢？何況，這種認罪也違背他的本意和初衷，他堅定地對他們表示，他不會認罪，他的文章符合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沒有違背刑法第105條第二款。由此，他與檢察官曾有一次精彩而有趣的“對話”：

問：在牆上貼一條“打倒共產黨”的標語，立即被水淋了，沒有人看見，第二天早上你就揭下去撕掉了，你的行爲也已經觸犯了刑法105條，構成了犯罪。

杜答：105條第二款要是按這樣執行，那麽，全國的每一面牆上都得安裝一架攝像機，攝下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由於高喊“打倒共產黨”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爲了維持法律，得給每一個人身上戴一個竊聽器，做不到這一步，就是公檢法的失職責任，請問，這種“法律解釋”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嗎？（檢察官們面面相覷，答不出話來。）

問：憲法賦予了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但這個權利必須受到憲法第51條、刑法條款和民法條款的制約，言論自由不是無限的自由，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這樣。

杜答：這種說法本身就是錯誤，其一、公民的言論自由權不是憲法賦予的，而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憲法只是列舉出來以示國家機器對此給予重點保護；其二、憲法條款不應受刑法、民法的約束，上位法不受下位的約束是常識，如果真的出現了這種約束，說明刑法、民法相關條款的違憲失效，而不能說明行使憲法權利者違法；其三、你們對言論自由的界限理解不正確，言論是自由的範疇，在言論的範疇之內，一切言論都是自由的，在言論的範疇之外，就沒有言論自由，如果在言論的範疇之內，還要界定言論自由的範圍，無論這個範圍是寬是窄，都是損害言論自由，導致言論沒有自由；其四，言論自由首先是保護說錯話的自由，如果一個人講的話是對的，那麽，還要憲法條文來提供什麽保護呢？

問：刑法第105條第二款是行爲罪，不論口頭、書面或是其他方式捏造、借題發揮，故意歪曲，只要言論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或是間接的故意，不需要産生後果，對後果採取放任的態度，同樣可以認爲是犯了罪，與扳道叉、生産有毒有害食品的性質一樣嚴重。

杜答：這種比喻很可笑，言論怎麽可能與扳道叉、生産有毒食品相類似呢？言論受到國際法和我國憲法的保護，扳道叉、生産有毒有害的食品是人人痛恨的現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護。你的言論很可能根本沒有人聽見，聽見的人未必同意你的觀點，同意你觀點的人未必按你所說的去做，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

杜導斌侃侃而談，他將檢察官們的觀點反駁的一無是處。

2004年10月21日于廣州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