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

在中共55年暴政的蹂躪之下，中華民族終於陷入了資源、文化、政治和經濟危機的重重包圍之中。糜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已經無法維持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們必定要經歷一場社會體系的重新構建。但是現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生態基礎已經遭受了中共官僚集團的嚴重破壞，我們所擁有的可以用於社會體系重建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已經十分匱乏，這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進行的社會體系重建比中華民族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艱鉅而危險。中共官僚集團殘暴無能的統治，已經注定了中共專制體制的覆滅，然而我們的民族也已危在旦夕！

在爆發大規模武裝暴動之前的10到20年內，中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和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終結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的發展走向將對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而決定中國社會發展走向的關鍵因素在於10到20年內中國民眾和民主力量與中共政權之間的博奕將產生甚麼樣的結果。以下通過假設和猜測，讓我們探討博奕所可能產生的三種主要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對於中華民族命運所可能產生的不同影響。

第一種結果：在未來10到20年內，中國民眾無法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而且中國社會沒有產生強大的民主革命組織。如果中國民眾無法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中國就不可能走上相對和平民主化的道路，中國社會也就無法解決嚴重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無力重建民眾對法律和政府的信心。一旦中國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那麼經濟將陷入衰退和動盪之中，失業問題將進一步加劇，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在6.5億的基礎上，還要增加許多；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將給原本就已經十分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造成沉重的打擊，那時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將失去最低的生存保障。在民眾對中國法律和政府完全喪失信心、生存無法維繼的情況下，除了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了（估計中國社會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暴動的時候，總人口數將在14到15億之間）。

由於缺少強大的民主革命組織的領導和動員，局部大規模武裝暴動即使取得成功也很難能夠形成足夠強大的威懾力和示範效應，使中共政權在短期之內土崩瓦解。因此局部武裝暴動要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武裝革命才能夠徹底埋葬中共政權。從爆發小規模武裝暴動到局部大規模武裝暴動，直到全國性武裝革命推翻中共政權，戰爭將持續數年的時間，至少數以千萬的人將死於戰亂、饑荒和疾病，而戰爭難民將是數以億計——對中華民族而言這無疑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浩劫。

但是，即使為推翻中共暴政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劫後餘生的中國民眾並不一定就可以過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要讓一場武裝革命最終平息下來，必須讓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分配結果為大部份民眾以及政治和（/或）軍事力量的領導者所滿意或接受：就政治利益而言，主要是要讓新的政治制度被大部份民眾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領導者所認可和支持，讓權力分配的結果能夠為大部份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領導者所接受；就經濟利益而言，至少應該保證絕大多數民眾能夠得到就業安排，獲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然而，在武裝革命推翻中共的政權之後，我們很可能並不具備這樣能夠使中國社會走向和平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在政治方面，由於這場大規模的武裝革命是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突然爆發，而且沒有民主革命組織進行宣傳和動員，中國社會並沒有充分的時間為這場革命奠定堅實的憲政民主的民意基礎，提供堅定的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綱領，而持續的經濟衰退和政局動盪則往往會刺激威權主義的膨脹，因而在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崩潰、宗教信仰缺失、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盛行並且多數民眾憲政民主意識淡薄的情況下，憲政民主體制並不一定會成為推翻中共暴政後的順理成章、萬眾期待的新政治制度選擇，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領導者在新政治制度的選擇和權力的分配上將可能存在很大的爭執，甚至衝突；

在經濟方面，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匱乏是促使武裝革命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戰爭非但不能改變中國自然資源匱乏的局面，而且將進一步消耗經濟資源。中國人均耕地資源的極度匱乏已經注定中國社會在大規模武裝革命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不可能像以往的改朝換代那樣通過土地資源的再分配來安頓農村人口；而且持續數年的戰爭將迅速消耗中國的經濟儲備（如糧食，外匯，能源等），並且外國資本將完全逃離中國，而中共官僚和富有階層將會把中國社會大部份的財富轉移到其它國家，因此在中共政權垮臺後，能夠用於經濟恢復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經濟資源將所剩無幾（即使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援助，恐怕也只是杯水車薪），城市人口和無地可耕的農村人口的就業和生活也將難以得到保障。

綜上所述，可以預見在全國性的武裝革命推翻中共的政權之後，中國社會將無法安頓數億的普通百姓和手裡拿著槍的軍人，難以保障他們最低的生存需要。由於政治制度選擇上的分歧、權力的爭奪、以及普通民眾和軍人對於生存狀況的不滿，中國社會很可能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後那樣，陷入四分五裂、戰亂連綿的深淵之中。

在中國現有的社會和自然條件下，如果武裝暴動要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武裝革命才能夠推翻中共政權，那麼建立民主制度和完成社會體系重建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其後果很可能是：許多中共官僚在中共政權崩潰之前早已帶著他們從中國民眾那裏掠奪來的財富逃到了其他國家，而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則成為中共殘暴政權的陪葬品。

第二種結果：在未來10到20年內，中國民眾無法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但中國社會產生了強大的民主革命組織——擁有武裝力量，並且具有宣傳、組織和動員民主革命的能力。比較樂觀的估計是：通過武裝暴動來推翻中共政權還是唯一選擇，但是由於民主革命組織的宣傳、動員和領導，中國社會有可能通過成功的局部大規模武裝暴動，形成足夠強大的威懾力和示範效應，使離心離德的中共政權在短期之內土崩瓦解（就像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義瓦解腐朽沒落清朝）；而且民主革命組織將成為推翻中共政權之後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有能力和機會掌握政治制度重建中的主導權，通過與其他政治和軍事力量的談判使中國社會走上和平的民主制度建設的道路，從而避免革命戰爭的持續蔓延，防止社會政治和經濟局面的繼續惡化。

如果以上這種狀況能夠出現，那麼推翻中共政權的革命戰爭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以及經濟資源的消耗和流失，就可以減少到最低程度，中國社會就能夠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用於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保障底層民眾的就業和生存，有希望通過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的重建使中華民族擺脫生存危機。

第三種結果：在未來10到20年內，中國民眾成功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為中國開啟了通向和平民主化道路的大門。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保證民間公開的自救和維權團體以及公開的民主組織得以建立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目前這種社會保障體系落後但是政治、經濟發展面臨重重危機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必須依靠各種力量來確保底層民眾的基本生存需要，民間互助自救團體是對中國政府所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補充；而公開的民主組織的崛起，是中國走向和平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條件。

公開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公開的民主組織的發展壯大，將為中國民眾通過合法的渠道維護和爭取經濟、政治權益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推動建立政府與民眾進行談判和妥協的機制，使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能夠通過制度化的、合法的有效渠道逐漸得到釋放，而不至於通過暴動的方式瞬間爆發出來。只要合法的抗爭對民眾而言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經濟危機所引發的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對經濟和政治權利的訴求將主要表現為罷工、遊行示威、要求與政府談判等合法的群體性行為，以及個別的暴力反抗和小規模的騷亂，而不大可能會以大規模武裝暴動的方式體現出來。如果政府能夠確保社會保障體系在經濟危機爆發後正常運作，那麼就可以大大降低民眾抗爭的激烈程度，減少社會的動盪和騷亂。只要政府能夠充分尊重民眾的訴求，以友善的態度來應對民眾的抗爭，通過談判與民眾達成妥協，民眾的群體性行為是可以得到和平解決的。

如果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政府與民眾之間能夠建立基於信任和諒解基礎上的良性互動關係，中國社會完全有能力避免經濟危機所可能引發的大規模武裝暴動，並且將危機對於對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使民眾和政府能夠齊心協力熬過經濟危機後的艱難時期，最終通過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憲政民主體制，使中華民族擺脫生存和發展的危機。

當然，以上基於假設和猜測所進行的探討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任何假設條件的改變和偶然性因素的出現都有可能導致歷史的發展進程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但以上的探討並不在於證明中國在21世紀會順著某一個確定的軌道前進，而是說明中國民眾在未來10到20年之內的抗爭能否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能否促使公開和秘密的民主力量發展壯大，對於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將會產生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中共各級官僚行為模式的黑社會化和短期化，大量中共中高層官僚和親屬的移民，長期以來對於民眾上訪的無能為力直到殘酷鎮壓，說明中共官僚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目前所面臨的重重危機，以及可能發生的武裝暴動，但他們仍然只顧維護當前的統治和權力，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本不在乎中華民族和中國民眾的生死存亡，也沒有意願去主動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胡錦濤作為中共政權的一號人物，是否有決心和魄力去開啟走向中國民主化的大門，將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錦濤有這種決心和魄力，而以下的這些方面則顯示胡錦濤的思維方式和執政風格很難超越鄧小平和江澤民：

1. 鄧小平將趙紫陽趕下台之後，扶持江澤民上台，後又隔代欽點胡錦濤。這說明在鄧小平看來，胡錦濤的思維方式和執政風格更接近於江澤民而不是趙紫陽，而且他相信胡錦濤和江澤民都能夠穩住中共一黨專政的局面，能夠在當時和將來都在「六四」問題上與鄧小平保持「高度一致」，而「六四」是中國通向民主化道路上所必須作出公正解決的問題。

2. 胡錦濤不僅能夠從中共的殘酷政治鬥爭和權利爭奪當中生存下來，而且在中共的政權逐漸黑社會化的時期平步青雲，並在「江胡爭霸」中取得上風，登上了中共官僚體系的頂峰——如果胡錦濤不是一個精於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的機會主義者，恐怕很難成為中共「逆向淘汰」的官僚選拔機制所產生的佼佼者。　

3. 胡錦濤是在中共極權專政思想猖獗的50時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接受了高中和大學的教育，大學畢業後留校當任了三年中共用來監視學生思想行為的政治輔導員。因此從胡的教育背景和政治輔導員一職可以推測在他思想性格成型的時期受到了中共極權專政思想的深刻「熏陶」。

4. 在胡錦濤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都是都是中共專制統治政策的忠實執行者，而且在他登上中共權力頂峰的時期，中共加緊了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和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在全面接掌黨、政、軍三權之後，胡錦濤公開抵制民主制度，並且為六四鎮壓進行辯護——如果結合以上三個方面，很難相信胡錦濤在近一兩年之內反對民主，壓制自由的所作所為只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　

在中共官僚集團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黑社會化，而且各個中共官僚依靠維護中共腐敗的一黨專政制度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期待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共官僚集團會主動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只能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這種期待實際上是在等待中共官僚集團把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推入萬劫不復的苦難深淵之中。

在目前形勢下，能夠讓中共官僚不再繼續抵制憲政民主的唯一途徑就是讓中共官僚為抵制憲政民主預期付出的代價，超過他們從從短期的政治穩定當中所能夠獲得的政治和經濟上的預期收益。中國民眾必須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摧毀中共官僚的「退出機制」，懲罰腐敗的中國官僚，增加他們抵制憲政民主的預期代價，去迫使而不是乞求中共官僚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如果中共官僚不是那麼厚顏無恥和滅絕人性，如果經濟危機和社會暴動不是迫在眉睫，公開、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和民眾抗爭也許能夠促使中國社會實現和平的民主化——但不幸的是，以上的兩個假設條件都不存在。考慮到當前中國社會形勢以及過去二十幾年來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成效和教訓，非暴力民主運動和缺乏堅強組織性的民眾群體性抗爭，對於摧毀中共官僚的「退出機制」，增加他們抵制憲政民主的預期代價所能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10到20年之內根本不可能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也無法發展民主革命組織來組織和領導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武裝暴動，更不用說在推翻中共政權後，讓民主力量在政治制度的重建中發揮主導作用。

當法律不是維護正義的天平，而是徹底淪為中共官僚手中揮舞的皮鞭，被用來肆意鞭笞民眾的時候，完全依靠法律來懲罰惡貫滿盈的中共官僚，不是在維護正義，而是在縱容中共官僚無法無天的行為，默許他們任意踐踏法律和正義。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動用暴力反抗暴政本來就是天賦人權的一部份，這是高於一切法律的自然法。中國民眾絕不能讓中共官僚繼續「穩定」的濫用手中權力，「穩定」的壓迫中國民眾，「穩定」的毀滅中華民族！動用暴力來反抗暴政不僅是合理的，也是當前的中國民眾所必需的抗爭方式之一。

中國社會不僅需要公開的民主力量，而且需要秘密的民主力量來引導和組織民眾進行群體性的抗爭，並且建立起獨立於中共腐朽的司法體制之外的一套懲罰機制，才有可能對中共官僚施加足夠大的壓力——秘密的民主力量必須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且應該逐漸具備組織、動員和領導武裝革命的實力——這是對抗中共暴政必不可少的籌碼，也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必要措施。但是，不到萬不得已，通過暴力反抗暴政的首要目的不是為大規模的武裝暴動做準備，而是通過配合公開的合法抗爭，迫使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遵守他們與民眾的契約——憲法和法律，讓民眾維護權利、尋求公正的合法途徑可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和支持，促使中國社會最終可以通過相對和平的方式來建立公正的民主制度。當然，如果中共執意要以毀滅中華民族為代價，維持殘暴無能的一黨專政體制，逼迫民眾不得不以武裝暴動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權，那麼強大的秘密民主力量對於減少武裝革命的代價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雖然面臨著重重深刻危機，中華民族可能陷入苦難的深淵，但歷史發展的主動權仍然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我們放棄對中共官僚的幻想，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抗爭，去維護我們的權利和人格尊嚴，去推動公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只有這樣我們的權利才能夠得到根本保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擺脫官僚權貴的奴役和壓迫。

民主也許無法使中國社會完全擺脫困境，但民主卻是我們和我們的民族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希望！

其它參考資料：

趙興，「走出黑暗——回憶西單民主牆」，//wangbingzhang.us/forum/wbz/messages/1949.html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9/4755.shtml

王思睿，「新威權主義與新左派的歷史根源──評汪暉的《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20307&total=78#top

徐友漁，「『後主義』與啟蒙」，//www.boxun.com/sixiang/991024/9910246.html，（原載天涯1998年第6期）

朱之鑫，《2000年國際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完）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