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一、清理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是共產主義興起和衰亡的世紀。值此世紀之交，我們有必要對這段歷史予以認真清理。這種清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格外重要，因為共產主義在中國還沒有完全成為歷史，因此我們的清理不僅有歷史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
提起對共產主義的分析批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本世紀以來，這種分析批評的文字已經十分豐富。不過我以為還不夠，尤其是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的分析批評還相對貧乏。或許有人會爭辯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眼下我可以暫時不管這個問題，因為我試圖清理的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不管它是不是“真正的”。
其實，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也包括其他共產國家的共產主義)是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這個問題，我以為不如換一種思考角度。我們不妨問一問，假如確有一種真正的共產主義，那麼何以在現實中總不出現?為什麼我們見到的總是冒牌貨?假如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現實的共產主義都是假共產主義，在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國家中佔據領導地位的都是假共產主義者，那又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在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國家中，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總是被排擠被打壓被捉弄?為什麼總是讓那些假共產主義一類騙子佔了上風?沿著這條思路下去，我們也許更容易發現，問題究竟是出在共產主義的真假上，還是就出在共產主義本身。
二、亞歷山大、拿破侖是為了征服而屠戮，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和波爾布特是為了屠戮而征服
讓我們先從《共產主義黑皮書》談起。在199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80周年之際，法國出版了一部厚達八百多頁的巨著《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該書記敘了實行共產制度的各個國家以及發生於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重點是共產國家的專制與暴力。黑皮書指出，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導致了一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蘇聯兩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朝鮮兩百萬，柬埔寨兩百萬，東歐一百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拉美十五萬，等等。按絕對數量，中國死的人最多；按相對比例，柬埔寨最高。當然，上述數字不一定可靠，因為許多國家的檔案材料尚未公開。譬如中國的死亡數字，有人估計比六千五百萬更多，大約在八千萬上下。有人估計不到六千五百萬，但一般認為不會低於五千萬，因為僅三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就超過四千萬。
所謂非正常死亡，一是指遭受政治迫害而死，一是指由於統治者人為的飢荒被餓死。我們先講第一種非正常死亡。
一講到共產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們立即會想起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等等。其實，在共產中國，政治迫害並不只限於政治運動期間，它始終存在於每一個時期，只不過在政治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強烈、格外集中罷了。正如黑皮書序言作者古爾多瓦所說，共產國家是“把鎮壓變成制度，並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這裡講的迫害或鎮壓，是指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後的所作所為。歷史上有過許多政治集團，為了奪得政權而進行血腥的戰爭，殺人如麻，不過一旦政權到手，一旦對手放棄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規模的殺戮也就結束。共產黨卻不然。共產黨不以奪得政權為滿足，共產黨把奪得全國政權只視為“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接下來還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革命，還要改造世界改造人，於是就有了更大規模的各種名目的迫害和鎮壓。共產革命猶如一頭貪得無厭的怪獸，先吃敵人，再吃朋友，後來吃自己。歷史上其他的統治者，殺人是為了奪權，共產黨卻好像奪權是為了殺人。共產黨在奪權之後殺的人，要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這是一個最不尋常、也最為惡劣的事實。記住這個事實，對於我們評價共產主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破除五十年代神話
長期以來，對中共進行大規模政治迫害的罪惡事實雖然時有揭露，但總的來說還很不充分，很不完整。通常，這種揭露比較集中在文革時期，或者上溯到五七年反右運動。在不少人心目中，五七年之前的中共似乎還是很不錯的。有這種錯覺也難怪，因為以五七年為界，此後的迫害重點是對朋友對黨內，此前的迫害則是對“敵人”。中共當局後來表示要全盤否定文革以及部份否定反右，但對五七年前的政治運動還不肯改口。有鑑於此,我打算就五七年前的政治迫害(如土改和鎮反)說上幾句。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視為共產黨的一大德政。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共在農村問題上的錯誤是從公社化或合作化時期開始的。其實不然。我們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無償地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一是給地主富農定上“階級敵人”的罪名實行專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國，土地資源的佔有確實存在問題，由此也導致了農村中的貧富懸殊和相互之間的關係緊張，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問題在於如何改:是用暴力的辦法還是用和平的辦法?是無償沒收還是有價徵購?
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土改為例，其做法是，規定給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餘的土地則由政府按一定價格徵收，再分給別的農民，同時鼓勵地主用出賣土地的錢投資。整個土改過程採用和平方式。這種做法表明，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承認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它是在承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進行有限干預，更不曾把地主當做敵人。共產黨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產黨的土改是對私有產權的公開否定和粗暴侵犯。“共產風”不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才刮起來的。土改就是共產風，是充滿血腥的一場共產風。共產黨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奪走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還要對被剝奪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曾經擁有過較多的土地。
根據階級鬥爭理論，共產黨發明瞭一種新罪名──階級成份罪。一個人被定罪，不是因為他做過什麼違犯法律的行為，而是因為他被劃入某一階級，定為某一成份。因為那個階級從理論上被認為是“反動的”，因此所有被劃入那個階級的成員也就被認定是有罪的。在土改運動中，許多地主被處決，有些是在鬥爭會上被打死。僥倖生存者則從此墮入社會最底層，處於被勞改、被管制的悲慘境地。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他們都被當做當然的打擊對象，其中又有多少死於非命。他們的子女也是黑五類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據《北京周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還多達400萬。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有人估計是100-200萬，有人估計上千萬。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場土改，把中國農村的鄉紳階層徹底消滅。
關於鎮反，注意，所謂鎮反，主要並不是鎮壓反革命活動，而是鎮壓“反革命份子”。在這裡，被鎮壓的“反革命份子”絕大多數其實並沒有從事任何現行的所謂反革命活動。他們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無非是因為在過去他們曾經是舊政權的官員，大部分只是比較低級的官員，不少還是“起義人員”。和歷次鎮壓運動一樣，當時，定“反革命罪”是十分草率的，濫殺妄殺更是司空見慣。不錯，歷史上也有過一些政治集團對已經投降歸順的敵人橫施暴行的，如秦將白起坑殺四十萬趙軍降卒，但那通常都發生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不像共產黨的鎮反是發生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
說到對前政敵的鎮壓，通常是針對地位高、權力大的人，一般成員則不予深究。中共卻好像反了過來，一方面鎮壓了千千萬萬個舊政權的中下級官員甚至普通成員，另一方面卻又對那少量的頭面人物作出寬大為懷的姿態，以顯示共產黨以德服人。這種反常的做法造成了強烈的效果。中共當局看來很清楚一般人都是感性大於理性。如果你殺的是名聲顯赫的大人物，哪怕殺得很少，由於它在人心中能造成生動具體的感性刺激，所以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殺的是無名之輩，殺得再多，由於它在一般人心中只是抽象的數目字，給人的印象反而會很淡薄。
眼下也沒有鎮反運動被殺者的準確統計數字。有人說是幾十萬，有人說一、二百萬。除去被殺掉的之外，還有更多的“反革命”被監禁、勞改、管制，其中被折磨致死者應不在少數。和地富一樣，鎮反中倖存的“反革命”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都在劫難逃，例如文革初期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紅八月”，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揪出國民黨殘渣余孽”，對他們而言都是鬼門關。
四、文革中的幾種政治迫害和自殺
殺人最多的運動當屬土改，其次是鎮反。反右運動中，至少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未聽說有判處死刑的，但被折磨致死的估計也以萬計。文革中死人很多，總數量可能超過鎮反。其中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以政府名義直接殺人，比如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各地革委會就把許多“反革命”判處死刑；事實上，絕大多數被處死的“反革命”僅僅是持有不同政見而已。因為思想、言論而被定死罪的情況早就有，但以文革期間最多。
二是群眾性的暴力迫害，把人打死殺死，文革初期的“紅八月”和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即為典型。這種迫害致死的行為不是政府直接幹的，而是群眾或群眾組織幹的，但是得到當局的默許、縱容以至鼓勵。這是一部份群眾對另一部份群眾單方面地施加暴力，由於施暴者在當時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有整個政權作靠山，受害者不能或不敢進行任何自衛。在我看來，所謂政治迫害，嚴格地講，應是指用政權的力量對其治下的個人或群體有意識地施加傷害。單純的民間鬥毆行兇不叫政治迫害。因為文革中群眾性暴力迫害實際上不是單純的群眾的事，而是政權的事，所以它屬於政治迫害。
三是不同派別的群眾用武力方式彼此爭鬥，從動手動腳直到動槍動炮。盡管有的派別實力更強，後台更硬，但由於不具備絕對的正統性，換言之，對立派群眾也有某種正統性，在政權內部也有一定的支持者或保護者，因此他們敢還擊，敢有來有往，起碼是敢自衛，所以形同戰爭。這種武鬥死傷甚眾，不過其政治迫害的性質要輕一些。
因迫害致死，除了被殺死被折磨死以外，還包括自殺而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大量的人自殺。有的是不堪精神上的凌辱，有的是不堪肉體上的折磨。另有許多人自殺是以死明志，以死辯冤，以死證明自己絕非“反黨反社會主義”。例如自殺身亡的鄧拓和自殺未遂的羅瑞卿，在遺言裡都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都叮囑家人要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它只發生在革命吞噬自己人的階段。歷史上也有過忠臣負冤自殺的例子，如屈原，但屈原至少還可以發牢騷，可見仍有不同。這種自殺的特點是，自殺者熱烈地認同共產黨，他們在先前也得到黨的承認，被視為自己人，可是現在黨指控他們是敵人，他們感到無比冤枉無比委屈，然而他們又不能去抱怨黨，不能指責黨搞錯了，因為那樣做很容易被理解為對黨、對偉大領袖的懷疑、反對，無異於落實了自己的罪名。他們處在既不能接受黨的指控，又不能反對黨的指控的矛盾境地。於是，他們選擇了自殺，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表明自己的忠誠。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自殺依然引起共產黨的震怒。在你看來，自殺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在黨看來，你的自殺卻是為了證明黨的過錯，證明黨把你整錯了。這就有損於黨的無上權威，有損於偉大領袖明察秋毫的英明。共產黨不關心你的清白你的冤屈，共產黨只關心它的絕對正確絕對權威，所以黨會震怒。黨批評自殺者是“叛黨”──因為你的生命屬於黨不屬於你自己，你卻敢不經過黨的同意而擅自了結，故而是對黨的背叛。黨批評自殺者是“畏罪自殺”──這種批評不通，既然別人還沒到死罪的地步，那怎麼能說他是用自殺來逃避懲罰?黨批評自殺者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總之，你自殺的結果非但不能向黨證明你的清白忠誠，反而落實了你的罪名，甚至加重了你的罪名。
不難想見，由於黨對自殺者採取這種態度，那很可能倒防止了更多的人自殺；既然自殺非但不足以保全名節反而會招致更嚴重的污損，非但無助於使親人從困境中解脫反而會把他們帶入更深的困境。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驚人龐大的自殺數字本身就讓我們體認到共產黨的極端殘忍，那麼，再考慮到可能有更多的人由於這種殘忍甚至連自殺都不敢呢。
五、三年與兩千年
以上講的是政治迫害致死的情況，下面再講一講由於共產黨人為的飢荒而餓死人的情況。
資料顯示，在1959-1961三年期間，中國並未出現異常的自然災害，三年大飢荒純屬人為的災難。毛澤東出身農民，怎麼會看不出畝產十萬斤二十萬斤是吹牛皮?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批評，與會者都知道講的全是事實，但他們還是要附合毛澤東打倒彭德懷，把已經陷入飢荒的中國推向更大的飢荒。一個黨要敗壞到什麼程度，一個制度要惡劣到什麼程度，人民、特別是農民要被壓迫被剝奪到什麼程度，才能使這種曠古未聞的暴政得以發生?
上海學者金輝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為依據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在1959-1961三年期間，“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到四千零四十萬”。陳玉瓊、高建國兩位學者在官方刊物《大自然探索》上撰文指出，綜觀中國曆史，在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這就是說，中共的“三面紅旗”，在三年之內餓死的人，就超過了“封建專制的舊社會”兩千多年因自然災害而死的人數的總和!
人命關天。在講到共產中國的歷史時，仍有一些人誇耀它的種種成就，如加速工業化，制成原子彈，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壽命的增長，等等,等等。但是，面對幾千萬無辜死者的冤魂，這一切成就都失去份量。
六、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只有法西斯主義可以與之相比。盡管許多人都同意，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同屬極權主義，因此同樣是恐怖，是災難，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兩者還是存在區別，比較起來，共產主義似乎總要略好一些。就在蘇東波之後十年的今天，我們又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某種回潮，可見這裡還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有人講過:純粹的謬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混有真理的謬誤。道理很簡單，純粹的謬誤不可能吸引眾多的信徒，因而不可能形成足以顛覆社會的巨大力量，混有真理的謬誤卻可能。我不贊成對共產主義採取簡單否定的辦法，因為那無助於我們吸取教訓，反而容易在新的略加改頭換面的邪惡面前再一次失去抵抗。
共產主義究竟和法西斯主義有沒有區別?我們不妨對幾種流行的觀點試加討論。
1.共產主義發源於對人類的愛，法西斯主義發源於對人類的恨。
此說很值得推敲。首先，我們不難找出大量材料，證明共產主義也同樣發源於對人類的恨。譬如恩格斯就講過，對我們來說，與其說愛，不如說恨更是必不可少。格瓦拉說:“仇恨是我們鬥爭的基本因素；對敵人的無情仇恨，驅使我們超越人先天所具有的種種生理的限制，把人轉變成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殺人機器。我們的戰士必須成為這樣的人，沒有這樣的仇恨就不能消滅殘暴的敵人。”毛澤東的有關言論更多，國人耳熟能詳，茲不贅述。另外，我們還可以找出中共的流行口號，如“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還有革命文藝，如樣板戲《白毛女》中的歌詞:“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申。”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也許，比上述領袖語錄和流行口號更有說服力的，是在共產主義教育下一般群眾的行為和心態。眾所周知，在每一次政治迫害運動中，群眾都被教導、被煽動、被要求向迫害對象發洩仇恨。許多人都以極其誇張過火的姿態表現他們的仇恨感情，至少，你也必須掩飾或壓抑你的同情之心和惻隱之心。尤其是在某些群眾批鬥場合，這種唯恐落於人後的仇恨表演往往達到難以置信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在那時，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受到稱讚受到鼓勵，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可見在這裡，仇恨被視為革命者的第一重要的品質和最高美德。由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共產主義也是發源於對人類的恨。
其實，像“共產主義發源於對人類的愛”這種話，若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講出，多半是要挨批判的，因為它沒有階級性，朝輕處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絕不是正宗的無產階級，絕不是正宗的共產主義。換言之，共產主義並不樂意承認它自己是“發源於對人類的愛”，這本身就證明“共產主義發源於對人類的愛”一說站不住腳。
從理論上講，事情也很明白。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都是把世界分成兩個，分成“我們”和“他們”。對“我們”要愛，對“他們”要恨。共產主義不是只有愛沒有恨，正如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只有恨而沒有愛。因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也是集體主義，因此它不能只有恨而沒有愛，否則它靠什麼東西去凝聚“我們”呢?另外我們也都知道，在政治上，最能把人們連接在一起的往往不是彼此之間的愛，而是對某一對象的共同的恨。共產黨和法西斯黨同樣是最緊密的政治組織，在其中，恨大於愛，恨比愛更為根本，應是不言而喻。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法西斯鼓吹種族至上，而共產主義宣布要解放全人類。解放全人類當然就是愛全人類。但遺憾的是，共產主義所愛的人類是抽象的人類而非具體的人類，因為它是指未來的人類而非現在的人類。依照共產主義理論，現在的社會還是階級社會，現在的人類還分裂為對立的階級。因此，現在還不能講抽象的人類之愛，現在還不能只講愛不講恨，現在還必須強調恨。
當然，由於法西斯主義公開鼓吹種族至上，我們很可以假定，加入法西斯政黨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種族主義。共產主義標榜解放全人類，因而投身共產革命的人裡邊，確實會有一些人是抱著對全人類的博愛之心。但問題是，既然他們加入了共產革命，從而也是接受了“我們”與“他們”的劃分，因此他們也就難以拒絕所謂“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難以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也就必須要學會恨，培養恨。凡是經歷過參加過共產革命的善良人，誰沒有經驗過那種努力克服自己的“溫情主義”，為自己不具有別人那麼強烈的仇恨而暗自慚愧並力圖掩飾的尷尬心理呢?既然善良的人們總是在壓抑自己扭曲自己，既然唯有那些偏執狂熱的人和邪惡殘酷的人才能在這種場合下如魚得水，那就怪不得善良的人再多卻總是處於下風，邪惡的人雖少卻總是能主導局勢了。
七、戰爭與和平
讓我們繼續討論和分析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異同。
2.認為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凶殘惡劣者有一條重要的事實根據，那就是，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世界大戰，給全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西方國家和共產主義長期對峙，其間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局部的熱戰，但大體上雙方只是冷戰。
上述事實固然不容否認，但是我以為我們也不應誇大它的意義。
其實，共產主義也具有對外侵略擴張的內在衝動。共產黨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堅稱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革命”，而且都是輸出武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文革期間，有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或緬共游擊隊，他們的行為純系自發，但唯其如此，更證明這種以暴力革命方式“解放全人類”是共產主義本身的邏輯產物。
世上有很多主義，其信徒若是陷於狂熱，差不多都會產生替天行道、對外武力擴張的衝動(想一想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不錯，同是對外擴張，共產主義和納粹還是有區別的。納粹的原則是種族至上，它的對外擴張是征服，是自認高人一等，要別人臣服自己。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它把自己的對外擴張看成是解放，是解除別人的桎梏，讓別國人民獲得自由民主。然而問題在於，共產主義的對外擴張從理論上講叫解放，在實際上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共產主義標榜的自由民主實際上是共產黨專制。這一點在東歐看得最清楚。蘇聯紅軍“解放”東歐，實際上是把共產制度強加給東歐。這種強加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它必須靠紅軍的坦克才能維持。一旦戈爾巴喬夫宣布放棄勃烈日涅夫主義，允許東歐各國走自己的路，東歐各共產政權立刻如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可見，共產黨的“解放”和納粹的征服其實沒什麼兩樣。
順便講一講輸出革命與輸出民主的區別。輸出民主通常是指輸出即傳播自由民主理念，不一定是採取武力干涉的手段，但也有憑借武力摧毀別國的不民主制度，幫助別國人民在該國建立起民主制度。二戰後，美國以佔領者的身份在西德和日本建立民主制就是這種輸出民主的例證。記得在五十年代時，中共竭力攻擊美國實行帝國主義，把日本變成它的殖民地。不少中國人信以為真，很是為日本人憂國憂民。如今回想起來，能不覺得可笑嗎?
盡管共產國家和納粹、法西斯國家同樣具有對外武力擴張的內在衝動，不過，發動世界大戰的畢竟是納粹，是法西斯，而不是共產黨。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由於主義的性質，不如說是由於地緣政治、軍事力量對比以及其他一些具體條件。和國土遼闊的蘇聯與中國不同，德國和日本強調其生存空間不足，德國還有凡爾塞條約之辱，這使得它們的侵略衝動更為強烈。另外，同樣是法西斯，不同的國家的態度也不盡一致。譬如，意大利捲入二戰就並非完全出於主動，其中也有被德國牽連的成份在內，而西班牙則始終置身事外。
從軍事方面著眼，法西斯國家(德國、日本)一度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們悍然發動戰爭的本錢。反觀共產大國，如蘇聯、中國，在軍事上從未獲得如此優勢。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頭號軍事強國，它最早擁有核武器，最早擁有第二次核打擊力量，最早擁有導彈防衛系統，並且在例如古巴導彈危機等關鍵時刻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倘若沒有民主國家在軍事上的超強地位，很難相信兩大陣營的冷戰不會爆發成世界性的熱戰。
八、關於自我改革能力
3.法西斯國家是被從外部武力擊敗的，共產國家基本上是從內部和平演變的。這是否意味著共產政權具有自我改革能力而法西斯政權不具有這種能力?
未必。法西斯國家也有從內部脫胎換骨和平演變的能力，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後就走上民主改革之路，其過程甚至比共產國家的轉型還來得更平穩。這並不奇怪，因為法西斯主義對傳統的破壞不像共產主義那樣徹底。在經濟上，法西斯主義沒有摧毀私有制，所以前法西斯國家在經濟改革方面至少不像“把魚湯變成魚”那般困難。在政治上，法西斯主義保留了某些傳統的政治形式，包括意大利，始終保留了國王，後來正是由國王出面罷免了墨索裡尼的相位，以合乎程序的方式結束了法西斯專政。
從邏輯上講，任何制度的社會都有從內部自我改革的能力或可能性，因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這裡所說的內部，是指社會內部、國家內部，不是僅限於政權內部、執政黨內部，當然也包括政權內部、執政黨內部；因為一個社會得以和平地完成制度轉型，通常都是政權內部或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力量與社會的或民間的改革力量良性互動的結果。
記得當年讀《第三帝國興亡》，我不禁想，如果希特勒不是急於發動戰爭，或者是在戰爭中克制一點，不急於在東西兩線同時出擊，納粹政權的命運又將如何?德國人民的命運又將如何?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更短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是希特勒發動戰爭的結果。再說，一種極權制度比另一終極權制度維繫的時間略長，完全可能出於兩種截然相反的原因:或者是它稍好，或者是它更壞。以共產國家的情況而論，把最早結束共產專制、完成民主轉型的波蘭、匈牙利和至今仍拒絕民主改革、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古巴、越南和北韓相比，誰能說存在比較長的共產專制就是比較好的共產專制而不是相反呢?
九、“被遺忘的共產主義”
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加以比較，在西方也是一個熱門話題。我們知道，法西斯一詞本是意大利的墨索裡尼在1922年給他領導的那場奪權運動取的名字。它本來只是特指意大利的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政體，後來詞義變寬，也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西班牙的長槍黨和日本的軍國主義。本文中的法西斯主義是取其廣義。
在去年一月號的美國《評論》雜誌上，刊出了法國學者貝藏松(Alain Besancon)的文章《被遺忘的共產主義》。文章指出，共產主義和納粹同樣是犯罪，但是歷史記憶對這兩者卻有輕重之分。西方輿論把納粹視為十惡不赦並對其罪行窮追不捨，而對共產主義的性質卻眾說紛紜，很有一些人為共產主義進行辯護。另外，對共產主義犯下的罪行也缺少進一步的深入揭露批評，好像它已經被人們所遺忘。
按照貝藏松的分析，發生共產主義健忘症是由於以下幾種原因:(1)納粹戰敗後，其罪行被徹底揭露，公眾對此多有了解；(2)猶太人堅持不懈，不斷地揭露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罪行，承擔了傳承歷史記憶的職責；(3)西方人習慣與把納粹和共產主義分成右與左的對立兩極；(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結盟共同抗擊納粹，使得部份西方人失去了對共產主義的批判能力；(5)蘇聯輿論成功地建造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兩分法，按照這種兩分法，蘇聯是社會主義，西方，甚至包括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是資本主義；(6)共產專制摧毀了民間社會，消滅、馴化了思想精英，從而導致了共產社會內部思想能力的喪失，共產國家內部常常有對本社會的感性的揭露控訴，缺少有理性的剖析批評。(7)對共產主義的健忘加強了對納粹的記憶，對納粹的記憶加強了對共產主義的健忘。這又和西方的良心發現有關係，總希望在西方內部找出那個“絕對的惡”的根源。
貝藏松的文章引起強烈反響。美籍匈牙利裔學者何蘭德(Paul Hollander)表示深有同感。何蘭德抱怨說，納粹早已聲名狼籍，像“蓋世太保”、“衝鋒隊”、“奧斯維辛”等詞已經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但共產主義的名聲卻沒有那麼臭。布熱津斯基(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補充道，西方人患上共產主義健忘症還由於:(1)納粹是公開的反智的和反理性的；(2)共產主義的公開的無神論對西方知識界特別有吸引力；(3)納粹是公開的、極端的反猶主義者；(4)一些西方人堅稱自己過去誤信共產主義是出於美好的理想主義，從而為自己開脫。
保加利亞的培特科夫(Vesselin?Petkov)指出:在前蘇東各國，許多非共政治人物都曾經與當局暗通款曲，所以他們不肯推動徹底揭露當局的罪行。至於西方國家，考慮到轉型一事在相當程度上仍掌控在前共產黨人之手，為了讓轉型得以順利進行，也不願操之過急地追究舊賬。培特科夫說，納粹是被戰敗被打倒的，前蘇東各國則是和平轉型，共產黨改弦更張，前共產黨精英還佔據要津，不可能把他們從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加拿大的舒斯特(Nathan?Shuster)不久前剛訪問了俄國，他發現受訪者們雖然當年大都深受共產專制之害，但現在要為各種事情操心，前程茫茫，沒精力再去挖掘共產黨當年的罪行。
十、關於共產主義的魅力
在我看來，西方對法西斯主義深惡痛絕，主要是因為世界大戰。事實上，直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面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雙重威脅，西方國家一般都是把共產主義的危害與威脅置於法西斯主義之上的。正是二戰的爆發，才改變了西方對法西斯的態度。西方社會是法西斯對外戰爭的直接受害者，對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膚之痛，刻骨銘心，而對共產主義的暴行則隔岸觀火，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會對共產主義罪行的“遺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響有關。西方社會有一批左派人物，由於對所在社會不滿，出於“生活在別處”的心理，總希望能在其他社會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因此容易對共產國家產生一廂情願的幻想。共產主義一向以啟蒙運動的繼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傳統的繼承者自居，也容易贏得左派的認同。
這就涉及到共產主義本身的魅力問題了。共產主義許諾在人間建立天堂實現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義者為之獻身。然而，富於理想主義精神的政治理論並非只有共產主義這一家，因此，一個曾經投身共產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義的召喚為自己辯解，他還必須回答:在當年，為什麼偏偏是共產主義成為他選擇的獻身對象?
共產主義之所以叫共產主義，是因為它主張“共產”，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人間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關鍵之點。自從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基本上就一直是私產社會。主張共產無異於從根本上顛覆文明，因此，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認定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大敵而堅決反對之；有趣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許多人認定共產主義是打開一個嶄新世界大門的鑰匙。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的共產主義時就指出，由於當今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私產社會中，他們發現這種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罪惡來源於私產制度本身，以為一旦實行共產，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就滿是和睦與情誼。
於是就引出了一個堪稱悖論的結果:正因為以前不曾有過共產社會，所以不少人容易對共產社會想入非非；越是在共產主義沒有兌現過的地方，共產主義越是顯得有魅力；一旦兌現，共產主義便信譽掃地，壽終正寢。在本世紀，因為共產主義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在這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產陣營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戀共產主義的左派們從迷夢中喚醒，但沒過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夢之中。近幾年來，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又有某種小小的回潮。這也難怪，因為“希望”是超事實的。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棄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是因為他們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會的現實，不甘心放棄徹底改造現存的西方社會和創造烏托邦完美社會的理想。如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明天，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倒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明天，因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本身就已經是“歷史的終結”；我們已經沒有了明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複──這豈不是太令人掃興了嗎?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撿起共產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問題是，在今天，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有喚起群眾、鼓動風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難再是一種政治力量，它幾乎只剩下了所謂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對的社會之上，從對方的生命獲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那麼，作為對這種社會的批判體系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理念也就總是顯得有理，總會對某些人有吸引力，於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十一、共產主義加法西斯主義
爭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哪一個更凶殘更惡劣，也許很難得出一致的結論。不過眼下中國的問題是，在共產主義徹底破產之後，中共當局越來越乞靈於法西斯主義。這種變化開始於“六四”之後。有識之士早就注意到，中國大陸在非共產主義化的同時，一方面出現了自由化民主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法西斯化的趨勢。這幾乎是在所難免的。政治害怕真空。既然中共統治者發現共產主義在不可遏止的後退、萎縮，而它又頑固地拒絕自由民主，它就只好借助於法西斯主義。
單從意識形態來看，今天的中共，已經很少再講“解放全人類”，越來越強調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口頭上還在講階級，實際上更多的是講民族。同樣是反對自由民主，過去說它們是“資產階級的”故而必須批判，現在說它們是“西方的”所以應該拒絕；同樣是堅持一黨專制，過去的理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在更加上“中國國情”“中國特色”；同樣是打擊異議人士，過去是罵你“反黨”“反革命”，現在是罵你“漢奸”“賣國賊”；同樣是壓制民間社會剝奪人民權利，過去是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強調“黨領導一切”，現在更強調“秩序”，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如此等等。
我們知道，除開中國，在前蘇聯和東歐的某些地方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在那裡，某些前共產黨領導人搖身一變，在放棄了共產主義旗號的同時又舉起了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大旗。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共產黨的專制畢竟已不復存在，由前共產黨脫胎出來的法西斯勢力，有的沒有掌權，有的雖然掌了權，但對社會的控制還比較有限。這就不像中國。在中國，不是共產黨專制瓦解，法西斯主義抬頭或取代，而是法西斯給共產黨專政輸血，是共產主義加上法西斯主義。
在講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時，夏伊勒(《第三帝國興亡》作者)告訴我們，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不能和德國的法西斯相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徒有其表，因為意大利人太老於世故了。夏伊勒的這一批評無疑更適用於中國。在犬儒病大肆流行的今日中國，首先，是精神掏空、腐敗到家的中共自己，究竟還有多少激情多少元氣能像模像樣地搞法西斯主義?中共的法西斯化，與其說是深思熟慮的轉向，不如說是病急亂投醫，撿到籃子裡就是菜。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對它掉以輕心。中共試圖借用法西斯主義重新強化業已衰敗的共產極權專制，固然不足以對世界文明造成威脅，但卻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因此，我們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抵制。
十二、清理共產主義並非易事
即便在今天，清理共產主義也並非易事。原因很多，我這裡只講幾點。
首先，是對共產暴政的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充分，這在仍處於一黨專制下的中國尤其如此，甚至在海外留學生中，一談起中共五十年來的所作所為，許多人仍然不假思索地重複共產黨宣傳的陳腐謊言。此理甚明，無須多論。
其次，雖然在今天，國人對共產黨犯下的累累罪惡並非懵然無知。通過種種渠道，官方的、非官方的、“合法的”、“非法的”，一般人對共產黨的罪行都已經具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對一個問題有所了解是一回事，由此而形成的整體印象卻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國人對毛澤東的態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過去幾十年間，共產黨用盡一切手段──包括一切感性的手段──在我們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個無比偉大光輝親切慈祥的美好形象。後來，我們通過讀書、談話和思考等純粹理性的方式終於了解到認識到毛的種種罪惡，但原先那個被刻下的美好形象卻未必能夠一下子就被克服、被改變。本來，在理智上許多人都知道或應該知道毛是暴君，但在感情上他們往往對毛恨不起來；許多人既然是感情支配理智，因此，當他感到對毛恨不起來時，他很可能就會認為毛並不算暴君。就以所謂老三屆為例，這代人本來是毛澤東暴政下最典型的犧牲品，但提起毛來，不少並非有自虐症的人仍對之崇拜有加。就像被老奸巨猾者欺騙愚弄的情人，後來已經多少知道自己被欺騙被愚弄了，當年那份感情卻憑其慣性而還在。這當然和當局始終壓制限制批毛有關。
另外，如眾所知，共產暴政是群眾暴政，它利用和脅迫群眾參與它的犯罪行為(其實，共產暴政最惡劣的一點就是它對群眾的利用和脅迫)，這就使得我們自己和那些罪行糾纏不清。因為我們很難否定自己，所以我們也就很難徹底地否定這些罪行。我們總是傾向於用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來解釋自己當年的行為，因此也就有意無意地粉飾了那些罪行本身。
再者，國人有一個普遍的認識誤區，用程映虹先生的話講就是:“我們曾經完全用唯‘心’的標準──即只看是否涉及某種抽象而崇高的理念──來定義善；又完全用唯‘物’的標準──即僅憑是否與物或物慾有關──來定義惡。”過去有皇帝窮奢極欲，致使民生艱難，我們一聽就怒不可遏；毛澤東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四千萬人，我們卻以為情有可原，是好心辦壞事。共產主義造成的禍害再大也總能得到辯護，只因為它不是為物慾而是為理念。殊不知，理念的暴政才是天底下最惡劣的暴政，用自己的一套理念去佔有、去奴役眾人心靈者才是人世間最殘酷的暴君。這層道理參透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才算徹底了。
80年代的德國，史學界有人提出要研究納粹德國時期的日常生活史，他們認為只集中於研究納粹的罪行和野蠻會給人們造成一種片面的、被扭曲的圖像。那時候，大多數德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實還是很正常的，他們平時忙於各種生活瑣事，很少捲入政治，很少捲入政權的罪惡，甚至對這些罪惡都不大知情。這派觀點不消說受到了很多批評。在我看來，上述觀點並不奇怪。在不正常的社會中長期生活，人們會對不正常習以為常。譬如納粹迫害猶太人或中共逮捕異議人士，這當然不是正常社會應有之事，可是許多民眾早已見慣不經，習焉不察。你若向他們問起對此事的感受，他們或許會說沒什麼感受，因為他們不關心，也覺得此事與己無關，或者乾脆不知道。再說，不正常的社會也不可能是對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正常。我相信，就在史稱最黑暗的時代，也並不是沒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因此，恰恰是生活在不正常時代、不正常社會中的人們自己，反而不容易對自己身處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有強烈的不正常的感覺。這和我們從旁觀察判斷別的時代別的社會時大不相同。譬如我們心目中的納粹德國，就主要是由《辛德萊的名單》一類圖像組成。這種圖像必然是簡單化的的，它當然和我們對自己社會的無限複雜多面的感受和印象不一樣，所以我們很難相信兩者是一回事。
還有所謂極權主義懷舊病。記得在蘇東巨變方起之際，世人莫不棄共產主義如敝屣，可是其後不久，由於在轉型過程中遭遇挫折，各地又都發生了對極權主義的懷舊情緒。於是不少人認為，其實，自由民主並不像原先想的那麼好，共產制度也不像一度說的那麼壞。應該承認，深受專制之苦的人容易對自由民主抱有過分浪漫的期待，一旦接觸實際便不免有所失望。但極權主義懷舊病是另一回事。我們知道，懷舊病的輕重程度和轉型過程中遭遇挫折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轉型越不順利，人們越容易懷舊。可是，轉型的受挫折程度又分明和先前極權統治的嚴重程度成正比。這就導致一種奇特的結果:譬如說，正因為蘇聯的極權統治比東歐更惡劣，因此前蘇聯的轉型更困難，到頭來那裡的人們越容易懷舊，也就是越容易對先前的極權統治產生某種懷戀。
好在俄國東歐都還是和平轉型，要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亂呢?有道是“亂離人不如太平犬”，那豈不會更使得一般人懷舊?然而，正是那種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才最可能把社會推向暴力革命或天下大亂的境地。這就是說，越惡劣的專制政權──由於它災難性的後遺症──反而越可能在後來被人們懷戀。可惜的是，不少人恐怕不容易弄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聯。
十三、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評
據聯合國統計，自1995年至今，北朝鮮的大飢荒已經持續了四年多，餓死的人數高達兩百萬到三百萬。
這事似乎很費解，中國的大飢荒殷鑑不遠，為什麼北朝鮮還要重蹈覆轍?其實，這個問題首先該問中共，三十年代斯大林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已經造成了一次空前的大飢荒，毛澤東為什麼還要明知故犯?過去，共產黨在為自己的錯誤辯護時，總說那是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無古人，沒有經驗，所以難免走了點彎路。可是，各共產國家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這又如何解釋?
從遠處看，你也許會認為，共產黨犯下的錯誤主要是因為真誠地相信教條，是“理性的過度自負”(哈耶克語)；可是從近處看你不能不發現，共產黨犯的有些錯誤竟是如此之荒謬，簡直不可理喻。我以為，要深入分析和批評共產主義，我們有必要去分析和批評共產黨的行為方式，分析和批評支配其行為的政治心理或心態，也要分析和批評在共產黨治下的民眾(包括知識分子)的行為特徵與政治心態。
《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作者貝克(Jasper Becker)針對三年大飢荒提出問題:為什麼很少有飢民造反?就算中國老百姓缺少為自由抗爭的傳統，到了沒飯吃，活不下去的時候總還是要揭竿而起的。三年大飢荒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為什麼偏偏沒多少人造反?貝克把厚厚三大卷的《文化革命的起源》(麥克法誇著)認真讀了一遍，說他還是對文革的起源不知其所以然。貝克搞不懂劉少奇，他不是第二號人物麼?讓毛澤東步步緊逼，迫害至死，怎麼就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毫不反抗呢?莫非他真是修養到了家，只知遵從紀律?他難道沒看見這套紀律毛自己早就打破不遵了嗎?如果是對領袖愚忠，他難道不明白忠於領袖和忠於黨和忠於人民不全是一回事嗎?貝克更搞不懂那幫黨的高級幹部們，明知全國都在鬧飢荒，到處都有人在餓死，他們卻還在那裡鄭重其事地開會，發出一篇篇決議，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就要在中國實現──“這都是些什麼人啊?”
貝克提出的這些問題，既不算新鮮，也談不上格外深刻。可是，我們是否能夠給出嚴肅細致的答案?近些年來,國內出版了不少老幹部的回憶錄，透露了若干以前罕為人知的內幕消息，但有關當事者的心理心態卻仍是一片空白。嚴重的問題是，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如今的江時代，雖然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原有的政治體制基本沒變，相應的政治心理政治心態也變化很小，只消看一看鎮壓法輪功事件就夠了。
在中國，對共產制度的感性揭露猶嫌不足，理性的剖析批評就更加貧乏。但願我這篇文章能引起有識之士對這兩個問題的深刻關注。
──原載《北京之春》1999年5月號、10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