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大概40歲左右或者以上的人，讀過書的多數人會記得這樣一篇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文章是典型的愚民文章，內容說的是朝鮮戰爭時期參戰的中國軍隊的故事。該文章盲目地稱讚那些其實是最可憐的人，他們來自大陸的勞動階級，首先是被迫，同時是被欺騙，去充當中共專制派保護朝鮮專制政權和大陸中國專制政權的炮灰，缺少足夠的食物，缺少足夠的棉衣，遭到來自由民主世界猛烈的炮火，整團整師被消滅，還有許許多多被凍死餓死，那些可憐的冤魂，直到死亡時刻，也不會想到他們捨身保護的是幾個專制國家的特權群體的利益，他們終生痛苦的父母，幾十年所領到的撫恤金，也抵不上那些極端腐敗官員的一頓奢侈的山珍海味，或者抵不上橫行於中國社會和官場的任何一個顯赫的黑惡分子的一夜嫖資。

入朝參戰的，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士，不是最可愛的人，而是最可憐的人。將他們的苦難、犧牲、被愚弄、盲目而被動地充當專制制度犧牲品的行為，美化為什麼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自覺犧牲，完全是愚弄國民的，顛倒是非的，背離歷史真實的。

誰是最可愛的人呢？上個月，我在貴陽看到了一群。這群人，很早就開始追求自由民主的事業，多數遭到過兩次以上的監禁，受盡了專制腐敗勢力的鐵獄的殘害，出獄後，倍受專制腐敗勢力的圍困擠壓，過著遠離現代物質水準的貧困生活，幾乎每天都在抵抗來自製度和經濟兩方面的壓迫，堅毅地保持著自由民主的信仰，仍然以多種方式參與著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他們是盧勇祥、黃燕明、廖雙元、曾寧、李任科、康成等幾位先生。

盧勇祥先生今年五十九歲，貴州安順人，民主牆時代，貴州有很多民間的民主社團，勇祥先生為首的“使命社”，是其中的一個骨幹社團。“使命社”和李任科廖雙元為首的“百花社”，以及其它幾十個小的社團，都合並到著名的詩人，也是中國現代自由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黃翔為首的“啟蒙社”。這種合並過程，既是自由民主力量的壯大，也是那個群體的人員寬容性和團隊精神的一種顯示。盧先生在這個時代，批評專制極權，高呼自由民主，意氣之激昂，信念之堅定，感動人心，但是也使專制力量感到恐懼。於是官方於一九八三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為名，強行判決他有期徒刑七年，直到一九九0年十月，他才刑滿獲釋，那個年代的監獄是多麼黑暗！猶如茫茫無邊的苦海，恐懼氣氛超過我們電影上看到的納粹德國時期監獄裡的那種恐怖，能夠熬過來，活著出來，而且保持樂觀奮鬥的精神，是多麼不易！

出獄之後，他一邊謀生，一邊繼續追求自由民主，九五年五月和陳西、廖雙元，黃燕明、曾寧以及其他十數位自由民主戰士一起，策劃六四時期，呼籲當局為六四平反，呼籲國民起來抵制專制腐敗，爭取自己的權利。他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並於六月四日這個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受難日，和黃燕明先生一道，歷數千里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很多這樣的傳單。這種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政治見解的，啟蒙民眾的，和官方對話的行為，當然是專制腐敗勢力所不能容忍，他們當場就被捕了。這次盧先生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盧先生處處不忘啟蒙，看過他在法庭上的辯護詞、最後陳述，後來的上訴書和申訴書，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將這些機會當作啟蒙國民的機會。他的法律訴狀都寫得振振有辭，熱情洋溢，表達了對專制腐敗制度和勢力的痛恨，對祖國、對國民、對自由民主的摯愛，對民族和社會的忡忡憂心。九五年第二次牢獄之中，他寫道─

“……僅僅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我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呢？《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寫得十分清楚：‘你們只有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站在歷史的高度作出明智選擇（請注意，是提請共產黨決策人作出選擇，決非我有推翻國家政權的目的）。依然拋開一黨專政，解除黨禁報禁，重新評價六.四運動，接納各方民主人士，召開圓桌會議，盡快制訂寫進多黨競選、三權分立、新聞自由、保障人權等重大原則的新憲法，並確保中國民主化進程和平過渡，以求得人民的諒解，歷史的寬恕。’”

“問題的焦點在於愛國有沒有罪？主張中國實行多黨民主制度有沒有罪？”

“……難道中國的問題是人種問題嗎？難道中華民族真是世界上最鄙劣的最醜陋的民族嗎？難道中國人就只配追求溫飽而無權問津更高層次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權利嗎？難道中華民族當真只能從墮落走向墮落嗎？不！決不!中華民族決不是劣等民族！中國的問題是體制問題。大家知道，一黨專政的實質上就是封建專制的翻版和延續。這種制度最大的弊病就在於人的個性受到過多的束縛和壓抑，就在於人的尊嚴隨時都會遭到肆意踐踏。在這種制度下，人民無法通過公正選舉的辦法將最優秀的最有才智的人們推舉到治理國家的位置之上，也無法確保監督國家機構公正全面地實施法制管理。不容置疑，中國要富強，要迅速丟掉貧窮落後的鐐銬而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列，應該盡快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民主政體，應該徹底解放個性，並把人的尊嚴置於法律和國家機器之上。”

“為什麼指控我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是持不同政見者。我的言行理應得到憲法保護，理應得到國家安全機關的保護。我無罪！”

“我們本來是一介草民，出於愛國，自覺關注民族命運，說了幾句大家想說而又不敢說出的話，就被你們視為洪水猛獸，視為敵人，關押了那麼久，還要苛以重刑。你們是否想過，老百姓說幾句真話實話就被投進監獄的社會健康嗎？民主嗎？同封建社會有本質區別嗎？符合當今世界民主潮流嗎？你們要實行一國兩制，卻不准我們談論多黨民主。你們大張旗鼓地宣稱要用法律懲治腐敗分子，卻不准我們探討腐敗溫床的根除辦法。你們把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提高到健康社會標準來認識，卻不准我們為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發表不同看法，你們以大國的身份為保障世界人權在聯合國討論制訂有關文書，卻把履行中國憲法規定公民自由權利的行為認定為犯罪。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又是什麼呢？”

“法官先生們，我們頂著反革命的罪名入獄已經兩年了，從北京到貴陽，從看守所到監獄，我們受盡了屈辱虐待，歷盡了千辛萬苦，身心受到極大摧殘。但是我們有罪麼？不！不！我們是無罪的，我們的言行光明磊落，正義而崇高。我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沒有違反全國人大制訂的《憲法》規定，也沒有觸犯《刑法》條文，更沒有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中華民族的利益。我們是愛國者！愛國任何時候都是無罪的。關注民族命運，推進國家民主政治永遠是無罪的。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證實，每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決不會無視現實社會中日趨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不會無視國家長期處在貧窮落後的困境中徘徊不前，更不會無視民族精神頹廢墮落。促進民族振興，關心國家盛衰，倡導民主自由，督促政治改革，是這個時代賦予每個中國人的神聖職責。放棄或違背這個職責的人不配中華民族的族籍。他們才是民族的罪人，歷史的罪人，才應該站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和歷史的審判。”

永祥先生，中等身高，端莊方正，說話果斷乾脆，我們的交流中，他說：“自由民主的信仰，是一種很高尚的信仰。我們追求中華民族復興於民主制度之下，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復興中華民族。我們的代價是沉重的。但是我們應該義無返顧，繼續努力。我們每個自由民主戰士，要進行自我建設，要按照和平理性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同道，對待整個社會。國內的朋友們應該盡量溝通起來，實行有效的合作和呼應。我們的事業，是神聖的，也是必然勝利的。因為它是多數中國人的事業，最後必然得到多數中國人的廣泛參與。多數中國人覺醒了，專制腐敗勢力的社會基礎，就會瓦解崩潰。”

康成先生，大約四十多歲，高鼻隆準，濃眉大眼，說話思路清晰，有很強的表達能力。談話中，他的思想中心是─“自由要提高到文化的層面，僅僅停留在制度還是不夠的。我們交流，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我們首先要在我們自己之間，實踐這些理念。當然目前的中國，亟需自由民主的制度。可是如果具體操作制度的人心，還缺少應有的自由民主的精神，那麼自由民主就會淪為空話。”

他寫過不少文章。不了解他的人，一定會以為他是個教授學者，其實他是個自由職業，以前吃官司，是因為卷近一些經濟糾紛。後來同貴陽的自由民主戰士們交往日深，加上他天賦極佳，好學深思，就擁有了很豐富成熟的思想，並練就了極強的表達能力。

黃燕明先生，儒雅風度，很高的個子，今年四十五歲了。九五年他和盧勇祥先生知難而上，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散發呼籲和啟蒙的傳單，英豪之氣，是可想而知的，當年，他被判處五年徒刑，監獄裡他讀書很多，同時因為非人的生枰難，左眼睛基本失明瞭。

他正在研究中國古代的自由經濟的思想，認為古代我們的歷史典籍中，存在過豐富的自由經濟的思想。盡管這些思想不很系統，但是對我們現代自由民主事業，總有參考價值。

談到自由思想的時候，他拿起一本哈耶克著的《論自由》，看了上面的眉批，我知道他監獄裡就認真研究過這本公認的論著。他說─

“在所有論自由的思想家著作裡，我最欣賞哈氏的觀點，以及他的系統細致深刻。”

“自由與強制是對立的。但是民主制度之上的強制，是保護自由；而專制制度之下的強制，那一定是損害自由的。我們的民族目前正處在這樣的強制之下，痛苦而艱難。自由民主的運動，正是要解除這樣的不合理的強制，讓公民擁有真正的自由，以及真正的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民權。”

最後他反覆擔憂─

“如果當局不能順應世界大勢，順應國民的心聲，那麼中國曆史上王朝末期的大動盪的，社會因此而分崩離析的局面，極有可能重新爆發。這樣我們的同胞，又會遭殃。”

我相信他的擔憂是發自內心的。這種責任感，使命感正是我們民族復興的內在的驅力。監獄以及目前的毫無正常收入的生活，都沒能夠磨滅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李任科先生，也是民主牆時代就開始了自由民主的追求，那個時候，他和廖雙元先生主辦“百花社”。今年也五十多歲了。高個子，戴眼鏡，說起話來誠懇而富有邏輯。八十年代，曾經被當局監禁過幾年。目前在貴陽，幫助自己的妻子擺攤子，聊以應該艱難窘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志氣未衰，信念未改。他說─

“我們必須終生追求自由民主，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全體福利所在。離開自由民主而談振興中華，那等於是空談一通。只有廢除落後的體制，代之以和平理性的，公平競爭的，憲政之上的自由民主制度，我們的國家、社會、民族，才有機會富強興旺。”

“我們民運的隊伍，目前還很弱小。這就要求我們互相要彼此包容，求同存異，主要的心思和精力，應該用來一致對付專制腐敗勢力，而不是對自己的朋友，攻訐起哄。”

“互連網的時代到了，給我們的事業以極大的便利。信息流動之快，內容之廣，前所未有。守舊的力量，無法封鎖整個網絡世界。信息的強勢流動，將是衝破專制羅網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曾寧先生，三十八歲，一九九一年，就因為積極參與自由民主的運動，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九五年四月刑滿後，便立即投身正義活動，一個月不到，就遭到逮捕，又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在貴陽的民運圈子裡，人們有時親切地叫他“小反革命”，因為一九九一年的時候，他的年齡不大。

曾寧和其他幾個朋友一樣，都擁有非常好的演說家的才具，也同樣思維縝密，思想深刻。我們聊了很多，記得他說過─

“我們民運隊伍之中，離不開正常的批評和反批評。不應該迴避矛盾。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展開公開的，真誠而又和平的辯論。這樣目的在於弄清真民運和偽民運的分野。如果在真偽民運的鑑別分辨上，缺少公認的標準，最後偽民運統治局面，那麼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就會遭到拖延貽誤，甚至是失敗。”

曾先生有個美麗的妻子，一個可愛的幼兒，家居同樣是簡陋而整潔。他的身上，讓我感到有無盡的熱情，堅強的毅力。感覺到沒有任何困難和磨難，能夠迫使他放棄自由民主的追求。

最後見到的是廖雙元先生，好吧，我就借廖先生的經歷和思想，來壓陣，結束此文。他五十一歲了，民主牆時代，就是貴陽一個很活躍的民主戰士。和李任科一起創辦“百花社”，以之為傳播民主思想，啟蒙民眾，聚合同道的手段。

八九年，他因積極參與民主大潮，被當局勞教三年。一九九五年，因為和陳西、黃燕明、盧勇祥曾寧等數十人，一起策劃民運活動，又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這次是四年。

他高高的個子，看上去顯得年輕，目前也沒有固定工作。一個半小時的談話，我們彼此開誠相見，交流了許多見解。他認為─

“民運目前還處在中前期，而反民運力量相當強大，因此我們就不能急躁，避免盲動。”

“民運內部出現爭論是可以的，最好是有了問題，先內部溝通解決。解決不好，需要公開辯論時候，也不應該意氣用事，攻擊個人人格。在重慶的火許二人爭論上，我站在道理一面，並不因為我和其中一個人的私交更加深厚而有所偏袒。”

交談中，我獲悉他為了發送文章，一般要請人打字，然後上網。這樣為了一點文字，就要付出一兩天的生活的費用。他和貴陽的其他朋友們一樣，在艱難中，繼續和專制腐敗的力量抗衡，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奮戰。

於華東

2004年十一月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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